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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流行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时尚流行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本刊记者 石勇 | 2018-03-26 | 南风窗

关于审美的游戏规则,对主角、配角、观众,以及话语权的设置,都对应一个人的社会位置。主角的社会位置,必须压倒配角和观众,审美才能在整个社会中作为时尚玩下去。
 

  本刊2018年第4期刊发了一篇深度报道《装在套子里的“杀马特少年”》,把杀马特文化创始人罗福兴先生这么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的处境讲透了。
  杀马特在“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中曾经风行一时,那些聚集于网吧,游走于城中村,出没于发廊里的小青年,把它演绎得夸张怪异,在社会空间中极具心理冲击力,引得城市中产、小资、文青们纷纷侧目。文化研究者则把它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似乎这种玩法非常值得研究研究。
  但风流云散,如今,已经见不到有人还玩杀马特了。现在哪怕是去城中村最低端的发廊,小弟们的造型,都是清一色的“城市时尚青年”的款式,完全抹去了来自“乡村”的痕迹。
  罗福兴想复兴杀马特。他说,人们对他的嘲笑,不是因为审美,而是因为阶层。艺术家们也和他取得共识:审美标准是被中上层“垄断”的,而杀马特来自乡村,因此只能受到中上阶层的嘲笑和排挤。
  这些话,听上去就像是布厄迪尔、福柯、马尔库塞等思想家话语的回音。罗先生等人显然看到了审美的一个真相。但如果他真的认知到了这一点,那么应该意识到复兴杀马特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审美本身,还是中国社会的变化,都意味着关于审美的游戏规则,对主角、配角、观众,以及话语权的设置,都对应一个人的社会位置。主角的社会位置,必须压倒配角和观众,审美才能在整个社会中作为时尚玩下去。
  我就来讲一个关于审美游戏规则的故事,看大家是怎么玩的。
 
  一个认知上的公式
  审美跟人们的社会位置本来是两个独立的事件。美的就是美的,不美就是不美,这跟是哪些人玩,哪些人认为美不美,好像没什么关系。
  苏格拉底在《欧绪弗洛篇》讲道德哲学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因为一样东西是虔敬的,所以神才认为它虔敬,而不是因为神认为它是虔敬的,所以它才是虔敬的。
  《礼记·乐记》把这种基于自然的审美讲得很形象:“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很多人在藏区看到雪山,受到强烈的震撼。这就是美本身所带来的强烈冲击。这种冲击在你内心里激起的那些心理能量相当活跃,让你想否认它的美都不行。
  不过,审美是一场游戏,是有人参与的,也许还是很多很多人。人好像就要从自己的角度,而不是美本身的角度,获取关于审美的话语权。一个女人可以长得并不那么漂亮,可是在她的“情人”眼里,那就是西施。你可以觉得小鲜肉没有男人魅力,可是有很多美少女和少妇就是喜欢小鲜肉啊,你能怎样?
  在社会中,大家这样玩审美,马上就跟人群、阶层沾边,分出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打造出一个审美的链条来了。我把它称之为“审美价值链”,是社会价值排序的一个重要内容。审美于是不再纯粹,而是掺杂进了太多跟心理、阶层有关的东西。
  比如,你去贫穷落后的地方看一些人唱山歌。唱得确实不错,你也表示赞赏,告诉自己说实在是太好听了,终于能听到这么原生态没被污染的歌曲。但我想问,在你的心理背景中,好像还是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优越感吧?这意味着你的“审美”,除了陶醉在美本身之外,也还是有建构你的身份优越感的那么一点意思在的,就像有人嘲笑杀马特时,这么一个语言-心理上的动作,让他体验到了自己是中产阶层的感觉。即使身份、阶层的分野完全不发作,它们也是作为社会和心理背景存在的。
  因为审美掺杂进了心理、阶层的因素,它有了一个公式:美=本身美不美+人们认为美不美。
  假如一个女人并不是一个男人的什么人,那么,他也许可以抑制自己的情感和阶层视角,站在“本身美不美”的角度评价她的“颜值”。可是,如果她恰好是他的女朋友,他们处在一种热恋的心理状态中,那“人们认为美不美”就压倒了“本身美不美”。他所看到的女朋友,是他从心里就愿意看到的,而不愿意看到的已经过滤了。
  我发现,在跟一个人、一座山的“长相”关系不大的那些审美中,特别是一个社会的审美时尚中,“人们认为美不美”在审美公式中所占的份量极大,往往都掌控着话语权。似乎人们认为是什么样,那就是什么样。就像一百万人信誓旦旦地说看到了天空中显示某一尊大神的形象,尽管你并没有看到,但你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眼睛有问题。这种群体的压力,它的力量,好像代表了事实判断和审美判断的意志或标准,你如果屈服于这种群体压力,就得按这一百万人的意志或标准去认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美的。
  那么人们愿意或靠什么去认为美不美?显然,靠的是心理的各种欲望、需求和实力,他们对审美的判断,满足的是自己的心理需要和身份需要。“中上阶层”认为杀马特很low,是因为他们心理上想这样认为,并且也有实力去掌握审美的话语权,让大家觉得杀马特确实low。而马杀特们当然想认为自己很high,可是因为他们的阶层不高,没有实力去掌握这个话语权。
 
  时尚,还是变low?
  我曾经列出过社会价值排序(简称社排)的公式:社会价值排序=利益食物链+心理食物链+审美价值链。这个公式解释了在一个社会中,一种流行时尚的本质和它是怎么玩的。
从公式中可以看到:
  上层社会为了确保自己在社排上的高位,显然在利益和心理上处于优势地位时,在审美上也处于一个领先、示范的位置。很多时候,一个社会的审美风尚,就是从上层社会那儿开始流行的。比如,英国王室的凯特王妃,她穿什么样的衣服出现,立刻都能成为一种时尚,为欧美很多中产阶层女性模仿。上层社会的各种繁琐的礼仪,更是一个社会有闲阶层的礼仪标准。
  中上层社会呢?按英国动物人类学家戴斯蒙德·莫里斯的说法,很多人习惯于“高位模仿”。对奢侈品的争相购买显然如此。假如自己穿的、玩的,和上层社会一样,那么,自己在审美价值链上就有提升的感觉,整体上会拉高自己的社排。另外,在很多人那儿,即使一些审美时尚目的不是为了进行“高位模仿”,也有向上层社会看齐的感觉。比如对神秘主义的热衷就是。
  在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的观察中,他发现中下层的人,哪怕是最贫困的人,宁可忍受很大的痛苦与不安,也不肯在非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放弃金钱礼仪上最后剩下的一些小零小碎或最后的门面装点。换句话说,在利益食物链、心理食物链上不占优势的人群,为了拉高自己的社排,选择了审美价值链这个唯一的突破口。而且,越有焦虑,在审美时尚上玩出花样的心越强烈。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所看到的很多流行时尚都是这样兴起的。利益食物链和心理食物链是在垂直的意义上,一个人的社会位置低的话是没办法的。但是,审美价值链却不是这样,它具有水平的一面,一种审美的玩法越新,按照现代性的逻辑,似乎就越占据前端,也越时尚。当玩的人带着主角光环出现时,他们就成了审美时尚的中心,在观众的围观中感觉自己在审美价值链上拉高了。这种在水平上先一步制造主角光环的策略,弥补了人们在垂直高度上与其他人的落差。像前段时间风行一时的“佛系青年”就是如此。
不过这种玩法,也注定了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佛系青年”流行的那段时间里,我就作出了一个判断:“佛系”很快就会变low。
  现在差不多三个月,已经看不到“佛系”的多少动静了。当然,它还没有完全走过其话语泡沫的周期,因为新的一波流行话语、审美时尚还没有被制造出来,以满足一些玩家成为审美时尚主角的欲望。
  “佛系”很快变low的原因很简单:它虽然想沾上一点“佛教”,以及那些信奉佛教的成功人士的价值属性,但基本上只是一些在社会位置上不高的人在玩。这个群体自我体验很“苦”什么什么的。他们半真半假地玩“佛系”,但跟那些已经成为人生赢家的信佛的人并不是同一拨人。在社会位置上,他们至少有两格的距离—那是一家公司里,基层员工和老板的阶层距离。
  没有中上层的参与,游戏一旦消耗完了它在“时尚”意义上的周期,在审美价值链上就什么也不是了。这个时候利益食物链和心理食物链会显示出它的威力来。因此,谁还在玩这些,连他自己都觉得low了。像多年前把“我”称为“偶”,把“妹妹”称为“美眉”的游戏,以及几年前的“十然拒动”之类玩法,现在还有人玩吗?
 
  谁是主角很重要
  上层社会的审美如凡勃伦所说,有一种“明显有闲”的特征,一定要抹去跟“生产劳动”联系在一起的任何痕迹。从审美气质上看,是优雅、淡定、自信、高档的。背后可以看出有强大的社会实力在支撑,而在心理上,后方也不空虚,并不是为了在心理上弥补什么才这样玩。
  所以,整个社会在心理上就没办法抵挡这种审美的示范。
  有些有较高修养的中产阶层的审美时尚实际上也有这种特征。但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无论是进行“高位模仿”,还是进行自我认同,在一些方面,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出心理上的一些焦虑。他们从事的当然不是直接的生产劳动,但焦虑也显示了一种跟“辛苦”有关的东西。所以,这些中产阶层的审美气质,好像看不出有足够的社会和心理实力去确认它是优雅、自信、淡定、高档的。背后隐隐约约有一种刻意的感觉。所以一些人认为这很“装”。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和文化研究者丹尼尔·贝尔,在思想上相互较劲,但在认为有些中产阶层比较“装”上,倒是出奇一致。
  一般情况下,越是在心理上确认了自己较优越的阶层地位的人,在玩审美时越不需要搞得夸张和咋咋呼呼。但跟“生产劳动”沾边或还没有完全消除其心理痕迹的人,好像不夸张,不把主角风范玩出来,不对世界构成一种刺激,就不足以让别人注意到,不足让他体验到通过审美在社排上拉高。
  比如,社会上层是不可能穿什么大红大绿之类的衣服的。这种鲜艳的颜色显示了一种渴望被注意到的焦虑。他们也不可能戴粗大的金戒指或有一根大金链子。
  但夸张、咋咋呼呼、呼朋引伴正是很多在社会结构上位置不高的人在审美时尚上的标准操作。想要在审美价值链上往上提升,似乎必须有一个动作:语言-身体上的,以及心理上的。没有这个动作,自己就体验不到是一个主角,体验不到审美时尚对“位置焦虑”和心理焦虑的抚慰或消除。但也因为有这样的动作,所以,就透露了跟一个人的社会位置有关的不那么高贵的信息了。那么,社会位置高的人就不想沾上。比如,我所认识的信佛的那些成功人士,就不想沾上“佛系青年”们的时尚。
  很多人偶尔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痛苦、悲伤、辛酸之类的,正如一些电视节目喜欢制造一个泪点一样。但只能体验一下,接下来人们要做的就是在心理上迅速脱离。所以,节目主持人在泪点之后会马上变得娱乐搞笑。以前冯小刚的《1942》,票房远不能跟《战狼2》《红海行动》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此。没有人愿意去体验一个悲惨、弱小的“大我”,而更愿意体验一个好像很强大很有力量的“大我”。
  所以,没有上层社会的人加入,用社会实力去背书,中下层社会所制造出来的审美时尚玩一段时间后可能自己都觉得没意思。
很多时候,在审美上看的并不是玩什么,而是谁在玩。
  如果刘德华、鹿晗、范冰冰等一众明星,马云、马化腾等一众商业大佬都留杀马特的发型,请问那些嘲笑杀马特的人,还有底气吗?
  其实,一个农民穿一件西装,都会被人嘲笑不好看,因为很多人似乎在农民面前有心理优势;但凯特王妃即使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估计都会流行开来,因为很多人想嘲笑都没有心理上的优势。在“人们认为美不美”这个因素中,是一个人的身份,赋予了审美的价值属性,而不是相反。
  人是很奇怪的,在审美上,如果有心理优势去鄙视、嘲笑一种审美时尚,他就会和玩这种审美时尚的人拉开距离;而如果他在心理上只能被玩这些审美时尚的人绝对碾压,那么,他可能就会成为这种审美时尚的加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