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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仍需全球化的赋能

中国经济仍需全球化的赋能

本刊记者 雷墨 | 2018-05-03 | 南风窗

经济全球化运行无虞,这种局面能为中国经济赋能。一旦遭遇逆流,就会给中国造成脆弱性。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中,引用英国文学家狄更斯的这句名言描述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这个演讲的主题聚焦经济全球化。习近平主席说:“经济全球化曾经被人们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不过他明确指出,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巧合的是,就在习近平主席演讲的那一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式公布英国“脱欧”路线图。三天后,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被视为“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的那次演讲,被国际社会看作是中国发出的捍卫全球化最强音。中国被历史推到捍卫全球化的前台,很大程度在于中国的经济依然需要借助全球化来赋能。
 
  何以赋能
  全球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个常识普通到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其存在。在人类文明早期,部落间的以物易物交换,是人类生存与文明发展的重要促成因素。全球化天然带有联结、贸易属性。13世纪欧亚间贸易兴起时,繁荣的贸易城市成为联结这片大陆的节点。有学者把1492年发现新大陆作为全球化的起点。根据有关研究,1500年至1799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1.06%。这是此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增速。
  没有以联结、贸易为特征的全球化,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催生的巨大产能,绝无可能转化为成就大英帝国的实力。19世纪末,已完成工业革命的美国,国内市场已无法消化过剩的产能,诸多矛盾日益凸显。这个时期诞生的“海权论”,着眼点其实是如何为美国拓展海外市场。马汉提出建立强大海军的观点,其初衷是为美国的海外贸易保驾护航。世界大国崛起于全球化进程中,并非历史的巧合。
  冷战结束缓和了政治对抗,经济全球化随后进入快速发展期。1990 年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长期保持在GDP增速的1.5倍至2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0年世界贸易总额占全球GDP总量的24%,2007年,这一比例猛增至53%。这个时期,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世界经济活跃期和高增长期,同时也是全球化为整个世界经济赋能的时期。
  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真正意义上参与经济全球化。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中国经济增速也是从那时起驶入快车道。2001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的占比是4%,2017年这一比例增加到15%,此外,中国成为全球约10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对象国之一。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结性”,在世界主要大国中最为突出。
  就国家层面而言,经贸上的依存度是全球化赋能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话语权得到提升,除了经济实力增强,与成为众多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不无关系。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德国。德国之所以是欧盟的“无冕之王”,不只在于其占欧盟近14的经济总量。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德国是欧盟17个成员国的最大出口对象国。除了爱尔兰和塞浦路斯,在其他所有欧盟成员国的进口来源国中,德国排名都位列前三。
  从经济融合度来看,欧盟不仅远高于还没有全区域性自贸协定的东亚地区,也明显高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贸区。面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威胁,欧盟尤其是德国的底气比同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日本更足,原因就不难理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选择更加开放的道路,更加深入的参与经济全球化,就有可能积累更多的抗风险能力。
 
  依然脆弱
  抗外部风险能力的强弱,是检验国家内部经济韧性的一项关键指标。1990年代初中国继续大开国门拥抱经济全球化时,外部环境对中国来说是相当有利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准入、技术转让、经贸合作上对中国也算得上慷慨。某种意义上说,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西方看待经济全球化时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去政治化”倾向。换句话说,在依然具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中国家间实力的变化不那么敏感。
  2001年至2017年,中国GDP总量在世界占比从4%增加到15%。这一时期美国的占比从32%下降到24%,欧盟和日本的降幅更大。此外,经济全球化红利在国家间以及国家内部分布不均,给民粹主义崛起创造了土壤。由此产生的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变化,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政策变化上。“逆全球化”并非危言耸听。有数据显示,世界贸易额在GDP总量中的占比,已经从2007年高峰时期的53%,下降到2016年的不到35%。
  经济全球化不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毫无疑问将给中国带来挑战。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发生的时间点,对中国来说绝对算不上有利。19世纪末美国商品大量涌入欧洲时,英法这些老牌工业强国曾对美国发起贸易战。当时美国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英国,并利用欧洲列强的矛盾各个击破,成功化解了危机。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中国目前都没有美国当年的有利条件。
  中国的贸易优势没有完全转化为政治优势,很大程度上源于如今的经济全球化,与工业革命时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英国当时算得上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英国企业制造商品行销世界。而中国目前的世界工厂地位,更多地体现在其全球生产链的终端角色上。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5年,在华外企数量从23万增加到48万个,这些外企创造了中国近一半的对外出口,约30%的产出。
  经济全球化运行无虞,这种局面能为中国经济赋能。一旦遭遇逆流,就会给中国造成脆弱性。这一点在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瞄准的正是全球生产链。理论上说,美国可以通过政策手段迫使制造业回流本土。这样做搅动的只是全球生产链,美国强大的制造业实力仍是一个现实存在。中国没有这样的筹码,不能在这个层面与美国直接对抗,是中国需要力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在量上的扩张,与质上的提升并不同步。中国政府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短板。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而且中国依然需要经济全球化的赋能。
 
  迎难而上
  在高科技、高端制造业领域,中国与欧美还存在明显差距,但赶超并非不可能。今年1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提到,在全球化时代,最新的科学发现都会出现在公开平台、同行评议上,政府对由此催生的特定科技扩散的控制越来越难。该报告认为,复制和利用现有科技所需的时间,从数十年压缩到了几年,在科技上对潜在对手保持代际优势更加困难。
  这份报告还指出,在原始创新上,中国目前获得的比贡献的多,但它雄厚的资金实力与庞大的人才库,使其能成为对外企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包括美国苹果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等在内,越来越多美欧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这一趋势背后的驱动力,正是全球化。而且,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美国做不到在科技合作上彻底“屏蔽”中国。中国完全可以借助全球化,继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说:“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看,继续扩大开放、捍卫经济全球化,都是中国必须坚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