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debar

人人皆可为优伶

人人皆可为优伶

李少威 副主编 | 2018-05-10 | 南风窗

  一些网络视频节目和平台,在2018年4月份遇到了寒冬,原因之一是“内容低俗”。
  “演员”太多,竞争激烈,各种花样的“低俗”就很难免。而演员的过剩,则是因为成为“演员”的门槛越来越低,且越来越多人想当“演员”。
想当演员,起初要走专业化道路,比如赶艺考,或者在社会团体接受各种技能训练。21世纪头十年,有了选秀,第二个十年,有了视频和直播平台,后者对“演员”没有了任何资质要求。
  在我家楼下便利店门口,总能见到一名中年男子,高举手机对着屏幕发出怪叫。起初我们以为他疯了,后来便利店的老板告诉我,他没有疯,这是在“搞直播”。“听着虽然像猫叫,但人家是在唱歌,能挣不少钱。”
  中年男子告诉老板,他是个演员。的确,他在演,有人在看,他不是“演员”是什么呢?换个更笼统的称呼,他至少是个伶人。把这些人都算上,今天伶人或者兼有伶人身份者的人口占比,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可谓“人人可为优伶,人人乐为优伶”。
  伶人成为一种大众趋附的职业背后,是一条突变的历史轨迹。原本这是个不得已的职业。北魏建立乐户制度,形成了一种惩罚罪犯(主要是政敌)的惯例手段,把其妻子儿女配为乐籍。乐户专攻歌舞、演奏,是没有任何权利的“贱民”,而且后来还成为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财产,其处境大体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黑人奴隶。
  除个别情况外,一旦入了乐籍,便世代相传,不得除籍。犯罪和政治斗争不会停歇,所以会不断有新人入籍乐户;而其“世袭”性又决定了它的存量很难减少。所以从逻辑上讲,在一个寿命足够长的朝代里,乐户总数会不断增加。
  不过它也不可能无度增长,原因在于传统社会的农业生产率有限,无法供养太多“不事稼穑”的“冗食”人口。社会调节的方式,包括污名化、婚姻限制,和比“良籍”更严厉的刑罚。
  伶人的地位偶有变高的时候,往往是出于统治者的非理性偏好。比如后唐庄宗李存勖耽溺音乐,格外宠幸伶人,甚至赐予高官厚禄,导致连沙场将士也为之愤怒。
  到清朝中期,雍正帝从废除乐户着手,取消了贱籍,这是伶人争取“身份正常化”的历史起点。不过废乐户的初衷,是让人们“改业从良”,而不是“正名赋权”,让更多人加入其中。清朝后期许多京剧大师成为“内廷供奉”,提高了伶人地位,民国的市场化,更让他们成为了明星,不过伶人在大众目光里仍然是地位低贱的,只有贫穷子弟为了糊口才会主动卖身为优。即便受欢迎如梅兰芳先生,其夫人福芝芳女士也难免感叹:吃的是“戏饭”,也是“气饭”。
  除了知识分子,凡远离生产的群体,在传统社会都没有太高的价值位置。
  伶人真正实现平等自立,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不过在数十年里,不但成为演员很难,就是要从农民变成城市人也非常不易。表面上看,这是体制和行业壁垒使然,归根结底却还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农业生产效率太低,供养不起太多非农人口。
  历史突变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演员的数量开始自由增长。究其原因,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是一方面,而在最根本的层面,则是1970年代中国的农业科技实现了突破性飞跃。1975年袁隆平攻克了杂交水稻制种难关,1977年李振声育成“小偃6号”杂交小麦……还有更多育种、农药、化肥领域的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几何级数地提高着粮食作物的产量。
  解决了吃的问题,才能玩出花样。所以,演员们获得成绩时会感谢这感谢那,事实上他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袁隆平、李振声这样的农业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