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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壶东方习酒,一溪故乡烟云

一壶东方习酒,一溪故乡烟云

本刊记者 李淳风 | 2019-03-12 | 南风窗

  “敬天法祖,报本反始”的春节精神,与习酒“崇道务本,敬商爱人”的企业信条,若合符节。

  苏东坡在《行香子·述怀》中写道:“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今天的中国人,理想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
  周游世界,放马塞外,“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虽然有矫情,但也有真心。
  现代生活是一辆没有制动装置的汽车,绑架着人们一直往前冲,因而人的渴望,自然就是它的对立面—停下来,好整以暇地感受尘世的美好。
  当东坡先生说“几时”的时候,他问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条件,即“怎样才能实现”。
  其实答案很简单—“财务自由”。对于今人而言,亦复如是。
  所以很难,对大多数人而言甚至不可能。如果说还有局部的可能性,那就是当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春节期间。
  春节是理想生活的演习,而且它具有普遍性,人们放下一切烦忧,安享岁月静好,哪怕它是临时的、短暂的。
  古人与今人,生活理想并无二致,那么春节就是古今相通的窗口。因为古今相通,所以也就是我们回归传统心灵生活的契机。
  多少传统习俗,都已远去了,而一年一度的春节,人口“大回归”的场景从未褪色,显然与我们在生活理想上保持着与祖先一致的向往有关。
 
  不变的核心精神
  总听到有人慨叹,很多传统习俗、工艺、文化艺术样式,都在不断消逝,为此而兴起一种忧伤感。
  事实上大可不必。
  如果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丧失了存在条件,它就自然会消失,强留也留不住。
  人们为慨叹预设了一个前提:在传统中国,这些都是一成不变的。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在过去,一样是不断嬗变,旧的去,新的来。比如王安石在诗里写的“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桃符后来就被春联替代了,而春联活到了今天。
  只要核心精神没有变,那么外在形式的消失与创生,就都是历史发展的常态。而前文提到的古今一致的生活理想,正是核心精神不变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非常强韧的,正如伯特兰·罗素说的,本性这东西,你拿扫把将它赶出去,它还是要回来的。
  我们应当为此而欣喜。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对比中国和日本现代化的过程时,提出了“回心型”和“转向型”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
  他说,中国人面对西方文明的压力,就把压力转变为内在的自我变革的动力,在抵抗过程中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这是“回心型”;而日本则相反,没有经过抵抗,马上放弃自我,立刻转向西方,这是“转向型”。
  “回心型”就是核心精神不变。即便民族自信遭到打击,但仍然强韧地维护共同体文化。为了维系古老的共同体,不得不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共同体—这其实是百余年来中国革命和改革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
  顺理成章,如果一种习俗、工艺或文化艺术样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那么它就没有衰落、消失之虞,反而会日发繁荣。
典型就是中国白酒。
  如果你曾经参观过赤水河畔酱香习酒的酿造过程,就会对这一点坚信不疑。习酒人坚守传统工艺,固守天人参合,但其市场却在不断扩大,企业的生命力越来越强。
  如果说中国白酒曾经出现过真正的危机,那就是曾经一再泛起的“降度”冲动。
  降度其实就是掺水,改革开放前为了赚外汇支持国家建设,酱香酒曾被要求降度,以迎合国外的消费习惯。然而人们发现,降度的空间是有限的,如果调整到西方人习惯的二三十度,那就韵味尽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没有占有市场的可能。
  改革开放以后,同样为了出口,降度的呼声在八九十年代再次响起,甚至有白酒专家预计中国白酒如不转变,将被低度酒完全击溃。然而茅台、习酒等历史悠久的传统酱香酒企业,依然坚持把一般酱香型白酒的酒精度稳定在53度。
  降度就是“转向型”态度,如果当时无原则迎合外需,那么我们今天就尝不到真正的酱香美酒。
  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茅台集团这样的千亿企业、习酒公司这样的百亿子企业。
 
  中国酒
  如果想从嗅觉、味觉上一探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魅力,不妨仔细品味一杯东方习酒。
  不过此时读者心中一定还有一个疑问: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辩证和谐。
  完全从中国本土产生出来的两家哲学—儒家和道家,共用着一个阴阳鱼的图案,这一图案里承载着的正是它们共同的精神核心。
  儒家的《周易》,道家的《道德经》,为中国人解析的都是一个万物变动不居,但一直趋向和谐共存的道理。而经典解释的,是宇宙的大本大源之理,注重自然法的中国人,就把它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应用原则就是由道家的庄子提出,而由儒家的董仲舒发扬的“天人合一”。人类社会的运转,应该和自然的运转在规律、秩序上一致。
  这一规律和秩序,就是辩证和谐。
  两家哲学在实现辩证和谐的方法论上大异其趣,儒家主张积极作为,人力促进;而道家坚持消极无为,顺其自然,但理想状态是共有的。中国的传统建筑、美术、音乐、君子人格、政治治理、大同理想,全都体现着辩证和谐的精神。
  还有中国的茶。“茶”字的构造本身就是“人在草木间”,饮茶是为了体验人与自然一体的美妙感,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苏东坡的理想,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理想。在中国,茶从来不是牛奶和糖的添加剂,而是和自然融为一体的精神媒介。
  这一切,都与外部世界迥然相异,但它们数千年来从未过时。
  而真正最能体现辩证和谐的,则是中国白酒,尤其是酱香型白酒。
  辩证的意思,多种力量相互冲突、妥协,但始终不断变化发展。而和谐,则是在冲突、妥协中达到一种中庸状态,不偏不倚,温厚润泽,不论从何种角度去接触和体验,都感到舒服。中国酒是有生命的,在不断的代谢、新生中,各种微生物以及它们产生的香味物质在斗争中合作,共同在时光历练下构建出一个越来越醇厚、圆润的饮用美感。
  酱香型白酒因为微生物种群和香味物质最为多样,更加具备自然生态的复杂性,因而对辩证和谐的呈现也就更鲜明。
  这在习酒公司董事长钟方达的提炼中,被称为“酱酒美学”。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百余年激烈动荡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尘埃落定,数十年高歌猛进的物质建设已经成熟平稳。这个时候,人们就会回过神来,问一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的哲学问题了,想一想“何为美”“什么是真正的生活”的美学判断了。于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就会加速回归。
  多年前,我们就开始向往自然,向往乡村,向往古城古镇,向往传统的复兴,向往“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然地,也越来越向往传统美酒—这正是酱香习酒蓬勃发展的社会条件。
 
  伦理本位和春节的酒
  梁漱溟先生说,传统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则叫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相对应。
  这样一个社会的特点是,法律被寓含在道德当中,而不必过分依赖成文的律例。
  法律是依靠暴力来保障的,而伦理是通过教化来贯彻的。教化贯彻的理想结果,就是儒家大师荀子说的“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
  传统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并不识字,所以教化主要不是指对书本上的道理的教授,而是懂得的人以身垂范,树立榜样供大多数人模仿学习。
实体化的、可视可感的教化场合,就是各种礼仪场合。在这些场合里,对不同身份的人如祖先、长辈、兄弟、朋友、晚辈该如何对待,都蕴含在一举一动之中。
  这些礼仪场合在民间主要体现为节庆。对于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而言,节庆很自然地是从农时上派生出来,几乎所有稳定的传统节庆,都与农时相关。
在节庆上,人们会饮酒,因为酒是奢侈之物,平日里难得一见。还因为酒是沟通媒介,沟通人与人、神与人、天地与人。越是重大的节庆,酒的角色就越重要。
  春节作为一年的结束和新一年的开始,是最重大的节庆。古代中国人认为,过去一年的收获全赖上天恩赐与祖先庇佑,我们应当心怀敬畏,继续体会和传承上天与祖先的精神,心怀感恩,“回到初心”。这就是春节的精神—“敬天法祖,报本反始”。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酒自然就必不可少。
  王安石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屠苏,是一种特定的药酒,据说可以为来年辟邪去病。当人们开始饮用屠苏酒的时候,伦理就以一种实体程序的姿态现身了。
  和大多数场合饮酒都按照地位尊卑自上而下的顺序不同,春节饮屠苏酒,是从年幼到年长依次饮用。因为年幼者又长大了一岁,应该先庆贺,而年长者则生命又流走一年,欢喜的程度就下降了,不妨放到后面。
  今天,没有了屠苏酒,也没有了从幼到长的顺序、礼仪,但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仍在。无论是任何节日,中国人永远记得,长者是优先的敬酒对象。因为对于一家人而言,长者往往就是维系家庭和谐运转的轴心。
  以美酒敬长辈,这是春节最为动人的瞬间,那一刻,人们都知道自己从何而来。
  习酒公司董事长钟方达,在春节前就对《南风窗》记者动情地回忆起外公作为“老酒仙”对美酒的嗜好,以及家人为老人家奉上美酒的温暖场景。
  正是在对酒与家庭关系的耳濡目染中,他体会到了酒作为中国人不灭的传统标记的重要意义,从而树立了对酿酒的虔敬之心,于是这位中国白酒大师,一生只为酿好酒。
  “敬天法祖,报本反始”的春节精神,与习酒“崇道务本,敬商爱人”的企业信条,若合符节。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美酒无言,酒法自然,一壶东方习酒,一溪故乡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