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debar

大师也科幻,他们如何想象“中国”?

大师也科幻,他们如何想象“中国”?

本刊记者 荣智慧 | 2019-03-13 | 南风窗

  科幻故事首先是一个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故事,因此,在合乎情理之外,作家也首先要考虑本国家、民族的未来的“合法性”。

  2019年春节上映的电影《流浪地球》,因其“想象中国的方式”饱受争议:未来的世界,中国的国际地位、政治制度、教育手段,以及处理全球性灾难的模式,是否合情合理?
  科幻故事首先是一个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故事,因此,在合乎情理之外,作家也首先要考虑本国家、民族的未来的“合法性”。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1949-1979年,甚至可以说直至现在,几乎没有中国作家敢于触及科幻文学里的“中国”的“合法性”红线。
  在此之前,科幻小说数量不多,但对中国的政治想象更为大胆。梁启超、老舍和顾均正并不是专业的科幻小说家,但是他们都尝试用科幻故事来论证、讽喻时代的现实,勾勒中国的未来。幻想性的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不同,它在“想象”里寄予了作者的困惑和期待,并体现出了“中国”本身的位移。
 
  “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发表于1902年,这也是他唯一的一部小说。他自嘲这部小说“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这也是第一次,“新”“中国”和“未来”三个词汇被放置到一个语义的序列里,成为全新政治考量、政治想象的依据。
  开篇的“楔子”中,梁启超交代了时间和事件。“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 (应为1962年,梁在其他文章中指出过),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
  梁启超特意放弃了朝代式的传统时间记叙方式,采用孔子纪年法,来对应耶稣纪年法,以中华民族的历史时间对峙西方的历史时间。这一纪年法隐隐透出了梁启超的渴望: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华帝国走向了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历史迈进了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
  大祝典期间,“万国太平会议”成立,各国全权大臣齐聚南京,签署了“太平条约”,协商“万国联盟”。各个友邦都特意派遣军舰前来道贺,“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致祝。其余列强,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好不匆忙,好不热闹”。
  此时的上海正举行“大博览会”,名流荟萃。博览会上,“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内之史学部”办了一系列的讲座,演说“我黄帝子孙变迁发达之迹”。其中一个主讲人是孔子的旁支裔孙、大博士孔弘道,字觉民,专讲“中国近六十年史”。2010年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时,这一段常常被提起。
  近六十年的历史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大关头,龙拏虎掷的大活剧”,听者摩肩接踵,第一天开讲,就有一千多位外国人到场。英、美、德、法、俄、日、菲律宾、印度都有,而且他们不需要翻译,都能听得懂中国话。梁启超特意解释说,这是由于“我国维新以后,各种学术进步甚速,欧美各国皆纷纷派学生来游学”。
  小说的第二回,孔弘道开始演说“宪政党”的历史,倒叙回“六十年前立宪期同盟党”的成立,是“新中国的基础”。并指出宪政党的创始人为黄克强。第三回讲到,黄克强和好友李去病旅欧回国,对中国前途问题进行了大辩论。李去病坚持暴力革命,锄灭专制朝廷,今日的中国非得“破坏”不可。黄克强针锋相对,认为“革了又革,乱了又乱”,不是什么好事,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犹在眼前。中国“民主”的道路上,“君位”还是必要的。
  第四回里,二人去了东三省,耳闻目睹俄罗斯的暴行,还结识了新的朋友陈猛。陈猛和黄李二人一样,也是政治符号式的人物,钟情拜伦和弥尔顿的诗歌。因为“弥尔顿赞助克林威尔,做英国革命的大事业;拜伦入意大利秘密党,为着希腊独立,舍身帮他”。
  小说写到这里便终止,“新中国”的“未来”想象忽然中断。梁启超一贯“不惜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显然,这部终于1904年的未完之作,很大程度上贴合了梁启超的“维新”心境、前后复杂的思想斗争。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出路固然在君主立宪的风潮中摇摆,但共和革命也令他四顾茫然。
  等到1912年,怀疑共和的梁启超又开始赞颂共和。他说,“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当时固非别有所见,不过办报在壬寅年,逆计十年后大业始就,故托言‘大中华民主国’祝开国五十年纪念,当西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今事实竟多相应,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
  然而,《新中国未来记》的戛然而止,确实“若符谶”般预示了梁启超式改革的失败。
 
  “猫城记”
  老舍的科幻小说《猫城记》写于1932年。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叙述了一个寓言故事。“我”到火星探险,飞机不幸坠毁,流落到了“猫国”,这里的生物半猫半人。被一群猫人羁押后,猫人“大蝎”助“我”逃脱。跟随大蝎前往首都猫城后,“我”又结识了公使太太、小蝎、大鹰等人,对猫人的情况更为了解。
  猫国历史长达两万多年。他们在古代常常可以战胜凶悍的对手,但是最近五百年里,服食“迷叶”、自相残杀令他们溃不成军,文明急速退化。“我”既愤怒于猫人上下的麻木、残忍和愚昧,又对小蝎等头脑清醒的猫人抱以同情。
  敌国进攻猫国,小蝎和大鹰试图带领猫人反抗,最终以身殉国,大蝎投降被杀。“我”在目睹猫国覆灭和猫人遭到屠杀的惨剧后,搭乘法国飞机返回了地球。
  老舍本人并不满意《猫城记》,觉得没有什么“思想上的深度”。但是,老舍始终能用“文化”来分割现实世界,关注特定文化之下人的命运、文化制约下的世态人情。像1929年写于英国的《二马》,老舍就是有意将“老马”放到异国情景中刻画,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下,表现中国人落后的国民性。
  《猫城记》也是。背景是太阳系的火星,文化差异更加巨大,但是,通过描摹和暗示,对中国社会的无情批判依然呼之欲出。猫国暗指中国,“在火星上各国还是野蛮人的时候,已经有了教育制度”,“是个古国”,拥有制作陶瓷的技术。“迷叶”就像鸦片,由国外传入,少食使人精神振奋,多食则使人丧命,却被猫国定为“国食”。
  “大家夫司基”是一种从外国传入的、类似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猫人们不加选择地胡乱利用。而猫人认为所谓“马祖主义”就是“打倒家长、打倒教员、恢复自由”。
  进攻猫国的“敌国”就像日本。国土距离猫国很近,“身量多数都比猫人还矮些,脸上的神气似乎都不大聪明,可是分明的显出小气与毒狠的样子”。
  老舍后来在《我怎样写〈猫城记〉》中说,自己写小说的原因,头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但是,他也说,“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可惜我没给他们想出办法来。”
  他话锋一转:“即使我给猫人出了最高明的主意,他们一定会把这个主意弄成个五光十色的大笑话。”
 
  “和平的梦”
  1923年,顾均正进入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在“编辑”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80年去世前。1939年,顾均正以“振之”为笔名,出版了科幻小说《在北极底下》《伦敦奇疫》《和平的梦》三个短篇。顾均正是第一位系统创作科幻小说的中国作家,也常在业余时间从事科普创作。
  顾均正创作科幻小说之时,中国的抗战烽火正在熊熊燃烧,世界大战也迫在眉睫,因此他的小说虽然记叙外国故事,主角为外国人,但是深刻反映了中国的时代特点。
  《和平的梦》悬念十足。讲的是美国间谍夏恩·马林冒着生命危险在极东国工作,返回华盛顿时,却看到民众游行,大喊“极东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应不惜任何代价以取得两国和平”。夏恩惊讶之下着手调查,发现收音机中传出了一种催眠电波,催眠了美国人,然后趁机向其灌输与极东国交好的思想。
  夏恩连夜驾驶飞机,终于在田纳西州荒无人烟的山岭中,发现了发出催眠电波的秘密电台。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打死了三个极东国人,活捉了极东国科学家李谷尔。夏恩威逼李谷尔再次发出催眠电波,向美国人灌输“极东国是仇敌”的概念。经过连续14个小时的广播,美国上下发誓与极东国血战到底。
  用外国故事,暗示中国情势,也有出于安全的考虑。小说中的“极东国”即日本。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时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从长江一线逐步向内陆进攻。在这样的状态下,创作美日对抗的科幻故事,反而更加可以抒发作者的胸怀。
  面对外忧内困,这个关于“和平”的想象,在六年后的1945年才得以实现。
  顾均正在《和平的梦》的《序》中说,“在美国,科学小说差不多已经追踪侦探小说的地位,无论在书本上,在银幕上,在无线电台,为了播送威尔斯的关于未来战争的科学小说,致使全城骚动,纷纷向乡间避难。这很足以说明科学小说入人之深。”
  从梁启超、老舍到顾均正,从关注衰落的帝国、愚昧的文化,再到战火纷飞的年代渴望和平,中国科幻小说在起步之时,一直与中国本身的命运息息相关。在现代文学痛苦中的“呐喊”、失望里的“彷徨”之外,科幻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信念,它暗示了时间的另一端,空间的另一彼岸,中国终可能“涤除旧弊,维新气象”。
  梁启超在《新民说》里说,“实迹与现在,属于行为。理想与未来,属于希望。而现在所行之实迹,为前此所怀理想之发表。而现在所怀之理想,又为将来所行实迹之券符。”
  “新中国未来”的胸襟属于梁启超,也属于所有想象中国未来的知识人。科幻文学所提供的希望,是“黄金世界,荼锦生涯”,也是“新”的“中国”的“未来”的目标。在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之初,知识精英们追赶的焦虑和反感的疑惧,以及这两种心态的内在紧张,构成了想象中国的别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