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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干部的日常

扶贫干部的日常

本刊记者 向治霖 发自山西 | 2019-04-12 | 南风窗

  “扶贫工作中,的确有很多感人的事,父亲死了也回不去的,过年也回不了家的。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这很悲哀。”

  抵达目的地太原的当天,是2019年3月14日,联系好的两名公务员都失了约。
  这天是周四,陈越将回太原,他要开车赶四个多小时的路,参加周末的报告会议。徐昱已经到了太原,但是在单位整理材料,一直要到周六才有空。
  周六上午,艳阳高悬在北方依旧刺骨的冷空气之上,遍照这座地势平坦的城市,春寒中有了暖意。汾河分开了这座城市的东区与西区,在西岸散步,徐昱突然想到:“下午该把(5岁的)儿子也带来逛逛。”此时正是新芽发出的季节。但没过多久,手机里传来一则通知,下午临时有了个扶贫干部培训,他不得不再次失约。
  “加活儿”总是临时的、突然的、随时随地的,这还不是全部。
 
  凌晨2时
  命运似乎对陈越开了个玩笑,挺残酷的那种。
  “不争馒头争口气”,这是他决定考研的全部理由。2011年,陈越毕业于山西一所三本院校,在距离太原100公里的一个贫困县事业单位工作。年轻总能快乐,日子容易消磨,但他很快拒绝了这种生活。
  那次去探望病中住院的爷爷,亲戚们都在,爷爷欢喜地对病友介绍他的晚辈。陈越是独子,他的堂表兄弟及姐妹中,有在985院校读博的、在北京事业单位工作的……到他了,“哦,三本的”。
  看见那位病友突然放空的眼神,嘴边浮出的笑意,他决定考研。
  考上之后,他成了原单位中学历最高的人。2015年,陈越结婚,开始渴望回到太原。家庭成立后的现实压力,也督促他必须上进。终于在2016年,陈越考上了山西省属的公务员岗位,回到了太原。
  陈越本是太原人。他喜欢摄影,熟悉汽车型号,热爱足球运动,在KTV里也是个“麦霸”,性格中有着明显的在城市长大的痕迹。
  回到了家人身边,工资也有所提高,一切朝着他计划的方向发展。但是,一纸扶贫的通告,改变了他对未来的预期。
  扶贫攻坚战的全面开启,改变了他的生活。2017年9月底,陈越前往忻州市中的一个乡挂职,再次与家人分别,这一次,他离家更远了。2018年,“世界杯后的不久”,陈越成为了一个村的扶贫工作队员。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妻子,不开玩笑。”陈越说。刚到村庄时,陈越的妻子才生育不久,儿子两三个月大。陈越只能趁着周末,回去个半天一天,“往往就去打个预防针,或者治个头疼脑热,有小孩的人会懂,这点时间根本陪不了孩子”。
  匆匆见家人一面,又回到贫困的吕梁山脉的腹地,陈越在这里至少要待两年。
  周末一过,陈越再度返回乡下。向西而去,平原地势被甩在车后,黄土高坡迎面而来。海拔越来越高,村庄就在黄土袒露的高低丘陵之间。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村庄的土壤贫瘠,只适合种玉米、土豆、红芸豆、高粱和谷子,风一吹,尘土飞扬。在这里,最丰富的是能看见整个星云的夜空,有时挂着亮堂堂的月亮。  
  夜空之下,山中寒风四起。村委会所在地是小场院,只有陈越与另一名帮扶干部刘达庆二人守在这里。最冷的三个月里,气温在零下二十七八度。陈越找出一张照片,夜里冻的冰把门与墙“焊”在一块,门把上尽是霜。陈越说:“这还是用电炉把门暖着了的。”
  即便到了三月,夜里仍是零下几度,锅炉供热是必须的。两个从太原来的公务员还没学好生火。3月18日,回到村里已是凌晨1时,陈越和刘达庆急忙穿上脏大衣,小跑到锅炉房。陈越笑着打赌,说:“信不信,今天几分钟就能搞定。”
  可惜煤块太大了,刘达庆负责去砸煤。引火用的报纸全都受了潮,陈越一遍遍点燃,投进炉中,总不能成功。他索性摘了手套,在地面跪伏着,察看炉中的火,烧干的纸屑与煤灰落在他的头发上。燃起这炉火用了40多分钟,收拾完毕后,已是凌晨2时。
  “就这种环境,单位里的女生过来怎么受得了。”陈越起身苦笑道。最初在选派挂职干部,局里是要选择刚入职的新人,但陈越入职那年的新人大多是女生,“因为各种各样的困难,她们对于下乡挂职很是为难”,陈越主动应了缺。
  下乡后,陈越倒觉得,她们不下乡是对的,环境条件还在其次,“你让没有基层经验的人,到了农村扶贫,怎么能应对这里的复杂工作呢?”
 
  山中人情
  把事做好,在这极度贫困的山村中,思路与手段是在城里的人难以想到的。
  陈越最初到村里时,想着如何“借鸡生蛋”。他所在的部门是一个服务性的政府部门,“不像实权部门做事方便,比如卫生部门动员医生,公安部门抓治安,他们有资源优势,这是我们不具备的”。
  他联系做服装的朋友,对方赠送了150件服装给村民,一开始领到衣服的村民都很高兴。没多久,两派的意见就起来了,因为这些都是“很fashion的女装”,单身的五保户率先尴尬了,身材不合适的看见别人穿着合身,心里也有些意见。
  这些声音都传到了陈越的耳朵。他没想到,好心想出的惠民措施竟使他遭遇了第一个“下马威”。
  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吸取经验之后,陈越再度牵线,在2018年12月做了一场“扶贫行”,并在县里挂牌了“专家服务基层工作站”。他说,这次终于达到了预期。
  陈越无不遗憾,现在已经到了验收前的准备阶段,入户农家、摸底情况、派送物资、安排搬迁,这些与农民实打实交流的充满博弈的过程难以再现。是的,最忙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在这个村子里,共有一百来户,贫困户有38户,异地搬迁的有17户。
  陈越对数据敏感,坚持村里人家是百来户,而非资料中写的具体数字,“数字太过精确也是一种错误”。因为村里的流动性大,有的人家可能几年不回,或者户籍与实际住址不一样,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村里人?这模糊地带,也是一个博弈空间。
  精准扶贫的前提,是对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的排查摸清。陈越有一个自己的感受,“网上很多扶贫一线的人抱怨,说文件要求记录的资料太细,但我认为,这是应该的”。他在入户时发现,以前官方对农村的记录太少,户口信息几乎就是全部了。
  入户,是到农民家里登记、核实基本资料,为以后的扶贫措施打下基础。陈越说,资料详细到家庭成员及相关人口关系,家种几亩田,是什么作物,是否养家禽,鸡有几只,牛羊有几头,收购价多少,收支是多少等等。
  到农民家里多跑几次,交叉验证,获取的信息才能真实详细。此外,陈越还会询问农民的意愿,是否愿意养羊、养鸡等等。“并不是政府一股脑儿地送东西送牲畜就管用的,也要尊重农民自己的意愿,这相当于致富意愿。”
  致富意愿的强弱,引起各户农家之间的财富差异。这在今天已经显现出来。
  当地人有午睡的习惯,农民秦云却在家里铲了一中午的草,这天是3月19日。驻村第一书记严书记来看他,提议把羊圈再扩大一圈,多养些羊。“好呀,这好呀。”秦云一口答应下来。
  秦云介绍,他目前养了40多头羊,羊养了三年才能宰杀,每头卖2000多元。平时薅羊毛也是一项收入,综合起来,每年能挣10万元,大大超出种地的收入。
  有的村民,致富意愿不强,白天就围在荫凉地方大声聊天,或者只是站在一起沉默。增强村民的致富意愿,也是扶贫干部的工作。“作为一个外乡人来这里,村民难免对你有些不信任,酒在这时很有用,坐下来和他们喝几两烧酒,他们觉得你是自己人,事儿就能谈成。”
  但更多的时候,喝酒交心却并不那么好使。
  财富的差距出现后,一些先前没有致富意愿和行动的农民,开始心里不服。包村干部沈小柔是本地人,才从大学毕业,她一见到从太原回来的陈越,立刻说:“村里的刘建峰喝多了,又来闹事,在村委会和秦主任拍桌子。”
  陈越听了,说,“这事你别管,包我身上。”他对此已经很有经验,“这些人平时不敢闹事,喝了酒,就宣泄起个人情绪”。
  陈越会警告这样的人,说,现在正在“扫黑除恶”,如果再犯,就把他认定成“恶势力”,做个典型。这当然是吓唬他的话,但那人就此消停了一阵。这样的办法,陈越用过两次。
  “这些人在城里,没人会理他,但在村里就能闹得鸡犬不宁。”村里血缘很近,70%的人是一家的,还有30%的人是另一家的。风吹草动,牵一发动全身。2018年底,作为异地搬迁户的张扬,不能享受某个活动中的积分奖励,借着酒劲打骂了同是自己兄弟的村委会主任。
  说到动情时,陈越直言:“经济脱贫是一定能实现的,但思想脱贫很难。”
 
  不问动机
  扶贫干部的工资如何?陈越只笑,说:“我也很想缴上个税啊。”
  他记得一连串数据:1668、1868、2020、2228、2446、2652、3028、3998、4080、4422,这是他八年工作以来,工资的变化趋势。
  他的工作量的增加,远远高于工资的涨幅。陈越说过,他不反感做资料,也赞同“事过留痕”,否则无法评价一个公务员的工作业绩,但时常变化的考核标准,及屡次三番地打回重写,却令他吃不消。
  比如,对贫困户资料的评定标准,就经常变更。“一次材料交上去了,打回来,说再加个牲畜数量的登记。好,重新调整后补上了,再交上去。但又有新的指标,说要测量危房的评级,再重新调整,理顺了交上去。又有了新的指标……”
  但对扶贫干部来说,反复地做这些工作,加班加点,却并不能体现到工资上。
  陈越很少诉苦,每次谈到这个话题,他就把话头转给身边的同事,说他们辛苦多了。对方笑说,这又是官话。他就忙解释:“不是,这是真心话。”
  刘达庆是被他经常点名的人之一。刘达庆原本在山西一所大学里做老师,几年前,“老丈人要求,一定要找个有编制的工作”,后来考到省属机关下的事业单位,拿到了编制,工资却断崖式下跌。如今扶贫,他也只能离家千里,老丈人沉默了。
  还有驻村第一书记严书记,为了兼顾扶贫事业和家庭,她把刚上幼儿园的孩子接到当地,工作忙的时候,孩子的接送照管全靠邻居,母子也是聚少离多。
  陈越也一样,他反感一些过度捧高扶贫干部的文章,“扶贫工作中,的确有很多感人的事,父亲死了也回不去的,过年也回不了家的。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这很悲哀。”不过,在他与妻儿分别、难得团圆的事实到来时,他也只能默然接受,“也许这就是牺牲?”
  儿子还没满岁时,陈越有一次回家,儿子见到他就放声大哭。保姆说,是不是因为爸爸身上带了脏东西回来?陈越宁可信其有,在楼下市场跑了好几圈,再上来时,儿子依旧放声大哭,他终于接受了一个事实—儿子对他已经陌生了。
  对儿子的亏欠,徐昱的感触更深,他曾经连续39天没能回趟家。3月16日的周六上午,在短暂的散步中,他十几次提到一个词:心理调整。
  大概是因为他刚请过了心理医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儿子。
  徐昱说,儿子现在5岁了,依旧是离了妈妈就大哭大闹,抽搐得很猛。心理医生告诉他,这是因为孩子长期被妈妈带,而父亲缺席所导致的心理依赖,“儿子的潜意识里,自己还是和妈妈一体的”。医生给出的药方,是循序渐进地“心态调整”。
  徐昱对这个词的印象似乎过于深刻,他说,其实包括扶贫干部在内的很多事,也需要心态调整。徐昱的工资也不超过5000元,35岁的他至今还在“啃老”。这会引起自卑情绪吗?
  徐昱淡然笑道,人多少有些好逸恶劳的,想要活少钱多,这就是个心态调整的问题。“当工资数和任务量过了一定的度,就会不服,产生委屈。这时候个人可以调整一下,多做一点,少做一点,找到自己的度,这也是人之常情。”
  “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这是徐昱与陈越都提到的一句俗语。
  陈越直言,扶贫干部也好,公务员也好,这就是一份谋生的工作。“现在社会上对公务员这个职业有些过度的解读,其实归根结底,这只是一个职业。工作之余,我自己做投资,想给我儿子挣个足够宽裕的将来。”
  “不问动机,只看事迹。可能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有各自的原因,遵循指示也好,积累基层经验也罢,甚至是为了政绩,但我们不都在扶贫一线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吗?”陈越笑道,这是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
  (文中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