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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着孩子上课外班的妈妈们

陪着孩子上课外班的妈妈们

本刊记者 何焰 发自北京 | 2019-04-22 | 南风窗

  或许原本只有一个小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多学一点点,但是当所有的妈妈都有了这种想法时,大家就都开始狂奔了。
 

  3个小时到了,尹洁和儿子一起下课。孩子上多久课,她就陪多久,已经是个习惯。课外班里还有别的家长,和她一样在等待。
  3月18日的晚上,世纪金源购物中心。
  这里曾经是亚洲最大的购物中心,但如今是北京最大的课外机构聚集地之一。六楼,从西往东走,一共有500米,依次有着数十家课外机构,几百间教室。有的明亮,有的狭小,彼此没有空隙,一间连着一间。
  一个孩子可以不必去公立学校,只在这一层楼里完成从幼儿园到高三的所有课程,甚至包括艺术培养和留学申请。这里好似一个另外的“世界”,最多的就是孩子,其次是陪着孩子上补习班的妈妈。
  走出教室,儿子遇见更多的孩子,尹洁遇见更多的家长,但彼此不相识,大家沉默着排队,等同一辆电梯下楼。
  “天黑了,快点回家。”有人催促道。
  20:30,是教育部等四部门规定的课外机构最晚结束时间。
  每晚此时,有不计其数的家长像尹洁一样,陪着孩子从补习班里走出来。他们不仅在北京,还在上海,在广州,在河南,在山东,在明里,在暗里,在中国的很多个角落。
 
  妈妈“游击队”
  基本上,每个陪着孩子上补习班的妈妈,心里都有一张复杂的课表。她们靠着这张课表的指引,带着孩子在城市各处的课外班里打“游击”。
比如尹洁和她的儿子帅帅。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半到8点半,周六周日全天,帅帅都有不重复的课外班要上。周一在世纪金源购物中心的六楼,周二在亚运村,周三在海淀黄庄……一直到周日的晚上。上完一次课换一个地方,再来就是下周同一时间。
  这张课表,还常常会“洗牌”。
  “洗牌”的原因很多,可能有的课太难,或者太容易,有的课遭到了孩子的喜欢或者抗拒,或者简单粗暴,“没有时间了”。准确地说,不是孩子“没有时间”,而是妈妈们觉得孩子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玩了。随着孩子的成长,升学的压力逐渐增大,妈妈们不断修改孩子的“作战计划”。
  帅帅今年三年级,但已经在尹洁的安排下开始了“小升初”的准备,今年不再继续上西班牙语课和钢琴课,而是新增了数学和剑桥英语第三级FCE。尹洁直言,跟升学无关的课外班会逐渐被砍掉,奥数、英语和语文,这些“有用的”课程,则永远在择课的前排顺位上。
  尹洁说,基本上每个学期,甚至每三个月,儿子的课表都会有一次调整。她们母子的“游击”课表时常刷新,但在尹洁心里一路“门儿清”。
  5天的时间里,《南风窗》记者采访了北京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几个热门学区11位不同状态的陪读妈妈,其中7位妈妈表示,记住课表并不难。但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妈妈们大多展现出了超强的记忆力,是相似的“游击队长”,爸爸们却“各有千秋”。
  “爸爸是记不住的。”
  “爸爸连家长群里的消息都不记得看,需要我提醒。”
  “爸爸上完班回来很累,看到孩子还在学习,就觉得孩子比自己更累。补什么课啊,不如送去大山里快乐地活着。”
  “应该也有爸爸记得。尤其是一些奥数班里,爸爸陪着的最多,越难的班,前面占座的爸爸越多。”
  “我们家是谁支持,谁陪读。爸爸支持钢琴,就陪孩子去学钢琴,我支持孩子游泳,就送孩子去游泳。”
  嘉贻是东城区的一位妈妈,她给《南风窗》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自从有2个孩子以后,她不敢轻易离开家,每次离开最多两三天,要给家里的保姆阿姨、2个孩子还有孩子的爸爸每个人写一张密密麻麻的A4纸,叮嘱他们该做什么。但还是会出岔子。有一次她写清楚了地址,拜托先生送孩子去一个家门口的课外班,因为先生从未去过,带着孩子走了不一样的路,爷俩同时迷路了。两个人在同一栋楼附近转了45分钟,期间不停地打电话,着急,跟补习班的老师接视频,等到下一节课别人家的孩子都来了,他们才找到教室。
  “不光是爸爸,有时候孩子自己也记不住。好多次他们在车上睡着了,醒来迷迷糊糊问我,妈妈,这是哪里?我把课本塞给他,他才知道接下来要上什么课。”嘉贻说。
  她清楚地知道,在这一场课外班的“游击战”里,她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爸爸和孩子,暂时都是配合者。
 
  “不可能不上课外班”
  “这么厚!”尹洁伸手,向《南风窗》记者比划出一个厚度,大约2厘米,她说自己每个月送儿子上课外班,停车票得有这么一沓。
  其中停车最贵的地方是海淀黄庄,“一小时10元,跟王府井一个价!”
  但每到傍晚和周末,海淀黄庄这一片儿的私家车,仍旧是“停了三层”。大家已经习惯了,没有地方停,家长们就会把车停到自行车道,甚至外侧车道上去。
  黄庄。
  在北京谈论课外班,没有人绕得开黄庄。“北京教育看海淀,海淀教育看黄庄。”但如今,北京的父母对于黄庄的态度多少有点暧昧。
  此次采访初期,《南风窗》记者连接遭遇拒绝。
  “你为什么要问黄庄?”
  “你们记者能不能做一些正能量的报道?”
  “这个话题太敏感,不愿意谈。”
   “可以匿名吗?”
  2018年底,一篇《疯狂的黄庄》刷屏之后,迎来了海淀区对于课外补习机构的“大整改”,一些课外班被关停,另外一些进行了规范性的调整,包括“不晚于20:30下课”,“一次性收费不超过3个月”,“不布置作业”等等。
  有家长告诉《南风窗》记者,不是不愿意接受采访,而是怕自己“害”了课外机构。“把自己家门口的弄关了,然后孩子再去别的地方上吗?”
  《疯狂的黄庄》事件之后,海淀区的一些学校陆续向家长发放表单,试图了解学生课外补习的情况。
  “不填,瞎填。”
   “一个学习,为什么要像扫黄似的管。”
  “不可能不上课外班。”
  为什么孩子“不可能不上课外班”呢?
  目前,北京市大多数小学的放学时间在下午3点半,有的学校更早,15:10就会结束一天的课程。早早放学,一些家长还未下班,托管班和课外班,成了大多数的选择。
  低年级的时候,课外兴趣班是普遍的,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快乐,也愿意让他们享用放学后的游戏时光。但慢慢地,只上兴趣班的孩子开始变得“不合时宜”。
  “孩子每考一次试,我就会怀疑一次—我的孩子是不是太快乐了?”
  嘉贻的孩子常常考的分数是93分,老师告诉她,要进入95分才算是进入班级的中游。孩子偶尔也会带回一些消息,“妈妈,我的同学报了奥数班。”
  并不需要太久,嘉贻就坐不住了。
  随着孩子升到更高的年级,她的“游击”课表,也加速变得更有“战斗力”。
  王阳是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家长群的群主,他告诉《南风窗》记者,不给孩子报课外班的家长,他们群里几乎没有。
  在他看来,北京市海淀区部分小学虽然正在推行“快乐教育”,提倡给孩子减负,但是升学择校的入学考试题目,和各初中的升学分班考试仍旧很难,是在“掐尖儿”。如果学校教育和选拔考试之间是脱节的,那其中的缺失,家长必须要找途径补充起来。
  王阳同意保留课外班。
  但他又觉得病态。“上了补习班之后,我的时间都是孩子的,一点儿自己的时间都不能有。” 他的孩子今年六年级,每个月补习花费近7000元,超过两口子工资收入的一半。“费爹,费妈,费时间,费钱。”
  王阳还得这么干。他目前找不到更合适的办法。
 
  齿轮中的“疯妈妈”
  “带着孩子来黄庄需要勇气。”和陈芳一起从西城区来的很多妈妈,都被吓了回去。她们受不了黄庄的气氛。下课,孩子仰头喝口水,有妈妈催她,“喝快一点,写作业。”
  陌生的妈妈们在教室里相互打量,心里偷偷地叫对方“疯妈妈”。
  陈芳能坚持下来,是因为心态不错。
  课外班中的比拼是赤裸的。她的孩子今年六年级,和三年级的帅帅在同一个班学习剑桥英语第三级FCE的课程。那个班里也有初中生。
  但事实上,“通过FCE的考试,高考英语基本是没问题的。”
  她早就看透了,在海淀区比的就是一个“更”字,或许原本只有一个小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多学一点点,但是当所有的妈妈都有了这种想法时,大家就都开始狂奔了。
  没有人敢对自己的孩子说,“你够好了,歇一会。”
  陈芳和尹洁是朋友,她问尹洁,“现在还去教室听课吗,做不做笔记了?”
  “做不动了,有时候也出来转转。”尹洁说。
  陪读妈妈的身份,让她们除了照料日常的生活起居,带着孩子到处“打游击”外,还得去熟悉孩子每一门功课的知识体系、考点难点,到课外班默默坐在后排听课、记笔记,和孩子一起刷题,考前带孩子一起复习。
  孩子的年级变高之后,妈妈们的学习变得力不从心,便慢慢退役,变成另一种“陪读妈妈”,不进教室陪着做笔记,只在外面转转。但焦虑并不会变少一点。
  陈芳和尹洁坐在教室外面聊天,相互鼓励对方。
  “你敢放手吗?放手试一试?”
  “六年级,我没有放手的可能了。”
  不敢放手的妈妈不止她们两个,她们的焦虑太普遍了。
  海淀区“疯妈妈”的传闻一直萦绕在课外班的上空。谁偷偷向学校请假,在校外同时报了9个奥数班;谁花了高价,和孩子一起住在黄庄的筒子楼;谁辞掉几十万年薪的工作,专门陪着孩子上课外班。“疯妈妈”们一边将普通的妈妈们赶到更大的焦虑中去,一边又散发出更大的诱惑,吸引妈妈们力所能及地去效仿。
  还有随时会发生变动的招生政策,时刻牵动着妈妈们的神经。
  20天前,北京市委下发2019年工作要点,明确今年取消特长生招生。3天前,“龙校”网页发出声明,停止办学,提前进入清华附中的“占坑班”可能将成为历史。
  但在优质教育资源仍不均衡的时候,哪个妈妈不想自己的孩子上好学校?一通“取消”并不能减少,甚至继续强化着家长的焦虑—轮到自己孩子的时候会怎样?
  尹洁说,自己仿佛被卡在一个巨大的齿轮中,卡住自己的是别的妈妈、学校和政府、补习机构、孩子,以及那个焦虑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