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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讲逻辑的?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讲逻辑的?

本刊记者 董可馨 | 2019-04-25 | 南风窗

  “轴心时代”以后的中国,学术从未曾脱离神秘主义的藩篱,即使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化入政治实践,逻辑也未能再在学术和语言领域登场。

  最近,有关“希腊历史是伪造的”这种声音突然多起来。这种声音,不乏支持者,但反驳起来并不难。
  通常来说,反驳一个论证,可以攻其三处:结论、论据、推论过程。其中,最彻底的方式是直接驳倒结论。假如有人说“人都是直立行走的”,想要反驳,不必去找论据和论证过程的毛病,只要举出一个反例就好。
  而要反驳“希腊历史是伪造”也是一样,直接驳倒结论就可以了,大量的考古学证据足以证明希腊文明的存在。这种显而易见的错误,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即先认定希腊文明是伪造的,而后去组织各种“证据”—比如从文献中搜找来诸如“欧洲历史上都是野蛮的”这种只言片语。
  需要深思的是,持此种说法的人,是如何让情绪压制了理性,意气错乱了逻辑?这不是孤例,细究起来,它和中国社会上见怪不怪了的道德绑架、诈骗横行、谣言泛滥,本质上是一回事。
 
  中国式逻辑
  有种说法一直颇为流行,“中国人是不讲逻辑的”。擅长逻辑的西方人没少说过这话,从列维-布留尔,到黑格尔,乃至爱因斯坦,可谓同声相应:逻辑在中国没戏。
  对此,国人也常自我反思,易中天就有个流传甚广的总结。不讲逻辑的“中国式逻辑”,在他那里被概括为三点: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
  这三点,戳中不少人的神经。想想看,这可不就是社会上各种版本的胡搅蛮缠、诛心论和道德绑架的症结所在吗?
  例子比比皆是。如在最近大火的电视剧《都挺好》里,姚晨饰演的三女儿苏明玉被塑造成深受亲情绑架之苦的典型。她一次次想逃离原生家庭,却一次次被死死套牢。最极端的一回,苏明玉被自己的亲二哥打到骨裂,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伤还未愈,身边人进进出出地无不劝她放弃对二哥的起诉。爸爸、大哥、二嫂、老板、同事们的劝说模式几乎一致:他是错了,可毕竟是你的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有什么不能好好商量。没人去考虑亲情优先的处理对受害者本人的二次伤害,“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逻辑,不存在的。
  电视剧的例子看似不日常,但其内在“逻辑”化成各种熟悉的样貌,无时无刻不在中国社会里上演。依靠亲朋熟人关系的保健品推销、保险推销,为人父母袒护熊孩子,还有不论对错的“各打五十大板”,背后的理由不就是“你和我的关系亲,我是为了你好,所以你该听我的”;又或者“因为你是我的家人,所以我可以不顾事实去迁就你的错误”。
  逻辑能让位于情感,也能让位于道德,让位于传统。特色的“中国式逻辑”延伸到公共空间,生长为仇富、迷信、极端民族主义等各种形态。
  “你都那么有钱了,给别人多捐点算什么?”
  “老祖宗说的肯定没错,既然都流传几千年,那一定有道理。”
  “你否定我的观点,就是在否定我。”
  “日本人曾经欺负中国,就要砸日本车。你是中国人,为啥要用日本的东西?”
  2018年底的苏州马拉松比赛,选手在冲刺时“扔了”突然递上的国旗还要被质疑、讨伐:“你居然扔国旗?难道成绩比国旗更重要?”
  很难真的分清楚,这些让人耳根生茧的说法究竟是无意的无理,还是有意的真坏。因为个体的有意识和集体的无意识交织,造就出一种动辄不顾逻辑,诉诸道德、情感和传统的文化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你跟他说现实,他给你扯历史;你和他论是非,他却要和稀泥;你与他讲道理,他让你选边站。
希腊伪史论中,那些“他们可以质疑我们,凭什么我们不能质疑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就是这种路数吗?
  所以“中国人是不讲逻辑的”这种成见,才会大行其道。
  可真的如此吗?有一点毋庸置疑,整座逻辑学大厦,是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文明不断盖起来的,“逻辑”一词,即来源于古希腊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曾拥有过逻辑,在打地基的阶段,中国也曾夯上自己的砂土。
  
  名辩与逻辑
  当我们说一个人,或一种文化“不讲逻辑”时,我们在说什么?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逻辑差不多等同于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一个完美的逻辑应当是,通过正确的前提和正确的推导方式以达致正确的认识。
  这种关于逻辑的认知,是亚里士多德留给我们的。这位被称为逻辑学之父的哲人把逻辑学理解为关于证明的科学,理解为根据充足理由分辨真实和虚假的科学。
  亚里士多德不是突降人世的天才,他也是古希腊文化所养育出的子嗣。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古希腊文化因民主而闪耀。而为后人所熟知的古典民主,不只是在制度学说上给后世以启发,它更为深厚的贡献在于培育出了鼓励论辩的文化环境。在古希腊这样一个视政治为“言说的艺术”的文明中,充足的辩论才是所谓民主设计的最重要内容。
  发达的论辩又催生发达的逻辑。这很好理解,除去刻意的诡辩,辩论队的人讲话最有条理了。
  而好玩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部逻辑学著作,就叫《论辩》。包括《论辩》在内的六部逻辑学著作,第一次建立起一套“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思维基本规律”的逻辑框架,奠定了此后十几个世纪西方的逻辑思维模式,其中以三段论为核心的逻辑理论更是影响至今。逻辑,作为一种思维工具,也自此和自然科学与哲学紧密勾连起来。
  相似的情节在中国也曾发生,并且时间和希腊差不多,都在所谓的“轴心时代”。
  东周末期,旧制瓦解,权威未立,百家争鸣中,儒墨道法,竞相上场。各家各派,游走于列国之间,纵横捭阖,推销自家学说。在相互论辩争胜的氛围中,语言逻辑得到极大的刺激和发展,而且也初步形成了一套以“名、辞、说、辩”为主要内容的逻辑学体系,用当时的话来说,这叫作“名辩学”,其中尤以墨家最为突出。
  《墨经》中说“夫辞以故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意思就是,论断是凭借理由而产生的,没有根据地下论断,是不对的。
  我们不必以名辩学的概念和讨论方式去强套西方逻辑学,但它们在诸多表达上确有相似之处。
  前述的“故”被分为大故和小故,小故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相当于必要条件,大故是“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相当于充要条件。著名的“彼,不两可两不可也”,也与逻辑学中的矛盾律和排中律异曲同工。
  可以说,在先秦这个中国文明大爆发的关键时期,由于公共论辩空间的存在,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和逻辑能力并未缺席。
  只是后来,随着秦制的建立,平等的政治论辩被集权制下的上奏所代替,作为一种体系和学科的逻辑学没了培育的土壤,最终偃旗息鼓。
  继而到了汉代,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法家内化于王朝治理体系之中,墨家式微,被定于一尊的儒家在董仲舒那里被神秘主义化。“天人感应”的证明无需逻辑的参与,它以非逻辑的比喻方式就轻松解决了超验和人间的关系,显然很牵强,以至于列维-布留尔暗示“天人感应”纯粹就是“原始思维”。
  中国逻辑的历史走到这里,被迫中断。而在西方,则是另一番情形。逻辑未死,上帝诞生,希伯来战胜了希腊。
 
  向左右,向右走
  强大的罗马帝国在裂解前,引进了基督教,自此,上帝着华服登场。如今的西方文明追溯自己的精神源头,两希传统是始终交织的内核。
  本来,希伯来传统重信仰,希腊传统重理性,是看似对立冲突的两极,但在中世纪,神学和哲学结合,竟美满地生出了经院哲学这个孩子。
  随着经院哲学的诞生,原本与哲学联系紧密的逻辑,被吸纳进神学系统,不仅成为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而且进一步深化了神学的内容。经院哲学家相信,信仰先于理性,照耀着理性,没有信仰就没有理性。人的理性可以,也应当被用来作为增进对信仰理解的工具。所以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这件事上,理性服务于信仰,没得商量。
  理性的方法就是逻辑。当时,逻辑作为神学院的三大基础课之一,其主要内容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
  最早证明上帝存在问题的经院哲学家安瑟伦,带着“我绝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的宣誓,采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去完成证明。他的论证很简单:
  大前提:凡是最完满的观念必然包含存在;
  小前提:上帝是最完满的观念;
  结论:上帝必然存在。
  现在看来,这一证明仅仅依赖于概念的分析而非经验事实的证明,难以令人信服。但这个路子,本就走不通。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也提出了五种方法去证明上帝存在,绕来绕去,终究是思维的游戏。理性,或者说逻辑,不过是这种游戏中的棋子。
  就这样,在西方世界,理性一度走进了死胡同,直到文艺复兴乃至启蒙运动,理性和逻辑被剥离开宗教,获得了独立的领地,并在莱布尼兹和弗雷格等数学家的参与下,以数理逻辑的面貌重新出现,才顺利地再度进入世俗的学术和生活之中,大展拳脚。
  现代逻辑虽重获新生,但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打下的有效论证、严密推理的基本精神,始终没有改变。
  而另一边的中国,学术从未曾脱离神秘主义的藩篱,即使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化入政治实践,逻辑也未能再在学术和语言领域登场。相反,在中国哲学话语中,充满了“涵泳”“体贴”“体认”等讲究领悟的语汇,领悟的目的,是要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万物皆备于我”“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这种境界,幽微莫测,难以言喻。
  走到宋明理学,这一倾向更为强烈。
  宋儒为了构建形而上体系,借由想象和类比把理、性、气和太极这些概念引进来。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和推论类似安瑟尔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全然空中楼阁的思维游戏。
  朱熹说,任何事物在生成的时候就有一个理居于其中,理生成了物,也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人的所思所为须得遵守理,而且都有成圣的可能。
  似乎玄妙了些,不过可借由格物致知去实现,但问题也有,王阳明不就是为了格物,盯着竹子看了七天,最终失望而归。
  所以看似可操作,但与逻辑无关,只是一套修身方法,顺着这个路径走下去,最终还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理学之后的心学更玄妙,极力强调“心即是理”。宇宙是我,我是宇宙,把心的世界看作理的世界、道德的依据。成圣依靠顿悟,更难以琢磨。
  如此,中国文化一方面,在哲学层面讲究体验和领悟,在生活层面,则走向了无助于逻辑和科学的伦理实践。
  如此,中西在逻辑路途上截然两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