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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终极形态到来了吗?

企业的终极形态到来了吗?

本刊记者 谭保罗 | 2019-04-25 | 南风窗

  个体化生存的新趋势,可以从人类企业组织变革的历史中找到密码,目前它还不过是产业“外包”的一种极致形态。

  个体职业者的大批涌现,意味着企业的消亡吗?
  答案是否定的。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组织的创新,“企业”这一制度安排的定义正变得愈发具有延展性,也变得愈发模糊。比如,个体职业者,也可以被看作一家广义上的企业。而且,很多国家的法律也赋予了其企业的地位和权责。
  因此,所谓的个体职业者,实际上是离开了狭义的“企业”。他们的职业逐渐脱离对规模经济的依赖,也不需要高频率的面对面协作,而是在日益扁平的世界,将自己从大企业科层制之中抽离,找到了独特才华的施展空间。
  但换个角度看,寄生于组织和科层,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个体的一种保护。个体化生存并非易事,它是有条件的,趋势演化最终都是基于交易成本的考量。
 
  从小到大
  在大工业文明崛起的时候,组织不断吸纳个体,进行边界的不断拓展才是趋势。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占据主流,他们依然信奉市场,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手段,而价格机制是市场的魔幻之手,可以把稀缺的资源放到它们最需要去的地方。他们深信,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崛起,正是这一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
  但这一时期,除了“市场”之外,“企业”这个新事物也开始走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在那些需要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的行业,特别是汽车、化工和石油等领域,企业规模不断膨胀,大企业不断出现。
  到这个世纪的最后20年,这些行业进入垄断阶段,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大可敌国”。比如,美国钢铁公司控制了全国60%的钢铁产量;美孚石油控制了全国90%的石油产量;第一大陆烟草公司控制了全国90%的烟草销售。企业规模膨胀,甚至开始改变国家政治经济的格局,企业家个人声望大有比肩州长甚至总统之势。
  大企业的出现颠覆了经济学家过去对市场的印象,“小企寡民”—分散的自由贸易业态,开始被企业纵向与横向的整合所取代。
  大企业的过度垄断直接触发了消费者和中小企业的不满,美国社会掀起了数十年的反托拉斯运动。但这场运动依然无法改变“规模经济”这一基本规律。特别在那些重资产行业,企业依然只能靠大取胜,汽车就是典型。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汽车行业形成了寡头垄断。1931年,20岁出头的英国大学生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获得了奖学金前往新兴大国美国游学,他的研究课题就是大企业。他很想弄清楚,美国大企业是如何通过纵向和横向的产业整合,既实现了利润的提升,同时也推动了技术的进步的。
  福特是科斯的参观企业之一,他惊叹于这家企业的庞大与效率。1908年,福特公司推出T型车,到1927年,福特公司一共生产了1500万辆T型车,这个单一车型的产量记录被福特保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福特改变了汽车产业,以及人类对大工业的看法,更给年轻的科斯带来震撼。
  这个时候,科斯开始构思他那篇著名的论文《企业的性质》。1937年,论文发表,颠覆了经济学界对企业的看法。
  此前,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中,企业被看成是一个“黑箱”式的转换机。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被不断送进“黑箱”,然后“黑箱”通过某种奇特的机制将这些要素转化为产品与服务。
  另外,企业到底应该多大?新古典主义认为,当要素产出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要素价格时,企业便实现了利润最大化。这个时候,企业达到最佳规模,应停止扩张,否则就不经济。
  但科斯认为,企业并不是“黑箱”式的转换机,而是一种市场的替代物。市场运行需要成本,企业出现的原因就是将部分市场交易进行“内化”,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
  举一个最通俗的例子。假如A公司和B公司是独立的市场主体,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那么双方契约的签订谈判和执行监督,都会耗费成本。但假设一种极端情况,即A是B的长期供应商,而且A的产品只卖给B,那么这种独立的市场地位就显得缺乏必要,会耗费经济和道德上的成本。因此,最经济的办法是A成为B的一个部门,这就是交易“内化”的极简模型。
  至于企业的最佳规模应该如何?科斯认为,企业并不能没有限度地进行扩张,它对市场的替代有着成本的约束。随着企业“内化”交易的增加,企业的组织成本也会不断提高。最终,企业替代市场所节约的成本和企业组织所产生的成本,两者的权衡决定企业的最佳规模。
 
  从大到小
  科斯的企业理论是大企业时代的必然产物。从19世纪后半叶到1929年大萧条之前的黄金岁月,美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蔚为壮观的工业大集团崛起大潮。大企业动辄十万员工,规模堪比城市,并且不断在海外进行扩张,成为跨国企业,这些变化一直都在刷新经济学家们的世界观。
  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事情起了变化。企业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来组织生产,它们在边界拓展上变得越发保守,甚至不断收缩。“外包”开始流行,这正好和青年科斯所看到的“内化”趋势相反。
  所谓外包,即跨国企业将非核心环节,通过外部合同的模式,委托外部公司来承担。外部公司不是企业的子公司,更不是企业的事业部,而是没有产权隶属关系的第三方。非核心环节主要是组装和初级产品的制造,核心环节则是核心部件的技术授权、基础研发和精密制造,以及品牌和销售网络。“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制造的崛起,正是外包大潮推动的结果。
  外包出现有两个条件,一是制度,二是技术。二战之后,西方民主化运动的深入以及工会的崛起,不断增加了企业的人力成本,跨国公司需要寻找成本洼地。与此同时,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则提供了这种洼地。
  另一大制度推动力来自跨国公司内部。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数跨国企业都已登陆资本市场,实现了公众化,它们一般股权分散,因此机构投资者话语权强大,这意味着管理层有严格的业绩约束。而外包的好处是,不需要大规模增量固定资本投入,资本收益率会提高,这正是投资者愿意看到的。
  技术层面的推动力则是交通运输、通讯技术的进步,并带来成本的大幅走低。服装是最先受惠于外包的行业。之前,服装品牌商为保证产品质量,倾向于搞纵向一体化,不但自有纺织工厂,甚至还拥有棉花种植农场。在这种模式之下,资本效率太低,并不符合投资者的要求。
  在外包模式之下,服装行业的流程被颠覆,纽约的奢侈品公司只持有品牌,设计可以外包第三方。在制造环节,现代通讯技术可以即时将设计或者修改传输到第三方的工厂。甚至于,工厂都不需要品牌商来监督,而有专门的第三方公司来组织和监督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此外,航空业的发展让这些成品可以在48小时内,从东南亚运到纽约。
  但看似与当年大企业化截然相反的外包潮流,并没有改变科斯当年的论断。企业的组织变化依然取决于“内化”所节约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两者之间的权衡。
  一方面,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得沟通成本降低。劳动力大国融入全球化,压低了工资,增加了第三方外包商的总数,提升了品牌商的议价能力。因此,对品牌商来说,外部交易成本大幅走低。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结构变化,使股东(机构投资者)和管理层的博弈走向前台,前者要求更高的资本回报率。此外,工会的支持之下,企业内部劳工同样愈发在与管理层和资本的博弈中占据优势。因此,企业的组织成本越来越高,而外包将这些博弈纷纷化解,体现了市场替代企业的经济性。
  换句话说,外部的市场交易成本和内部的企业组织成本,分别处于天平的两端,两端砝码不断变化,但不改变天平本身。个体化生存的时代,同样如此。
 
  新的外包
  从本质上讲,个体工作者也是一家企业。更精确地说,他们多半都是承担外包业务的第三方企业。比如,新媒体写手是广告分销公司的供应商,但他并非后者的员工,这就是外包。另外,诸如画家、艺术家、设计师这类职业都早已实现了个体化。未来,显然不止这些。
  那么,到底哪些行业最可能诞生“外包个体企业”呢?这必须从企业这种组织形态带给个体的价值说起。个体为什么要选择进入企业组织工作?至少有三个原因。
  首先,进入企业可以摊薄个体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相对于可变成本而言,前者的消耗不受业务量增减变动的影响,而后者和业务量变动方向一致,同比例增加。比如,厂房设备和房租就是固定成本,即使企业没有业务,这些成本也要花。但原材料、计时的人工则是可变成本,没有业务就不用花。
  律师是最趋近于单干的服务业之一,但多数律师都需要进入事务所“挂靠”,从本质上讲,这就是摊薄固定成本的方式。同一个所的律师可以共用办公场所、秘书和其他办公条件。
  个体进入企业的第二个价值是为个体增信。励志学经常讲“平台决定资源,资源决定未来”,平台就是好企业。比方说,在一些顶级企业和机构的核心岗位,即使是年轻人也接触到“大人物”和优质的客户资源。
  但如果没有企业的背书,而是个体出面,那么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是没这个机会的。换句话讲,进入好公司,公司会给个体自动增信,让职业人很快获得超出孤立个体的原有信用,从而为其事业提供更高的起点。
  企业带给个体的第三个好处是协作,而协作将提高技能。比较优势是古典经济学的一大理论基石。国家之间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所以需要国际贸易,个体之间同样存在比较优势,而协作正是发挥比较优势的途径。而且,协作还将通过知识溢出,拓宽和深化参与者的技能。
  实际上,那些容易个体化生存的行业都有效地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首先,这些行业的固定成本很低,没有必要通过规模来摊薄。比如一个写手,固定成本几乎就是一台电脑。
  其次,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个体的资信情况很容易被交易对手获得,不需要机构的背书。个体职业人往往都是“IP化生存”,其个人在细分领域之中往往都建立了一定口碑,购买方并不过度担心交易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再者,个体职业者的出现并不是否认协作的价值,只是协作的形式变得更加灵活化,并且突破了组织和空间的束缚而已。这一点,中国的大城市化功不可没。中国的一线城市有着全球最高的白领人口密度,这意味着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办公室,空间阻隔可以忽略不计,面对面的交流很容易实现,星罗密布的咖啡馆就是“协作”所需的办公室。
  因此,完全可以说,个体职业者的出现并没有增加市场的交易成本,相反是在多个维度不断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但个体职业者只会出现在某些特定行业,它们有着三个特点:一是没有巨额的固定成本,二是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三是分散办公不影响协作。
  个体职业者的出现并未改变企业的性质,它只是在特定行业减少了科层,降低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一直都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组织变革的出发点。以此出发,每一个个体才能更加理性和高效地构建出自己人生财富的函数,而这个函数的变量,依然是热情和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