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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当红话剧和曾经的知识分子

一部当红话剧和曾经的知识分子

本刊记者 曹柠 发自深圳、南京 | 2019-05-15 | 南风窗

  他们用笔杆子为中国开拓出一条可能的发展道路,这是很值得尊敬的,但在个人的精神困境却没有出路。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问题,但一定要有这个群体,一定要发出不同的声音,才有可能提供另一种选择。

  自2012年公演以来,《蒋公的面子》(以下简称《蒋公》)已经火了七年了,尽管导演吕效平谦逊地表达过希望大家忘记《蒋公》,关注更多优秀的原创话剧,但这部校园话剧的热潮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已成为中国大陆近年来最受媒体和观众关注、最具影响的原创戏剧作品之一。2019年4月6日,《蒋公》第四次登陆广州。
  本剧最初的导演吕效平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编剧温方伊是他的学生,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2009级本科生。写出《蒋公》剧本时温方伊只是个大三学生,她说,她的创作灵感来自流传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则轶事。《蒋公》的惊艳之后,温方伊受到戏剧界的密切关注,她创作的第二部作品便改编自知名作家金宇澄的小说《繁花》。
  《蒋公》的全国巡演正在进行中,《南风窗》记者在深圳和南京分别对导演吕效平和编剧温方伊进行了专访。
 
  蒋公的面子,文人的里子
  面子,之于中国人,一言难尽。鲁迅称之为“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糊涂”。
  故事的张力都在“面子”上了。1943年蒋介石初任中央大学校长,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时任道、夏小山、卞从周共进年夜饭,这使教授们非常为难。
三人立场不同,“各怀鬼胎”。时任道痛恨蒋介石政府的独裁,却又因战乱之时藏书难保需要蒋的帮助;夏小山潜心学问不谈国事,却嗜好美食,听闻席上会有难得的好菜金华火腿烧豆腐便难抑激动;卞从周心里愿意赴宴,却又放不下架子,要拉另外两人下水。为此他们争吵不休:到底给不给老蒋这个面子呢?
《蒋公》为何如此受欢迎?有人说典雅的对白让戏剧找回了文学,有人说深远的人性纠结冲破了恶俗的搞笑,还有人更简单粗暴地认为只是题材特别,谈论了民国、蒋介石独裁、知识分子的选择,这些话题天然就会吸引人。
  但是,更多人读出了三位知识分子身上残存着的不同风骨,在当今知识分子精神衰落的背景下具有讽刺和警示意味。温方伊喜欢用“傲气”代替“尊严”来形容知识分子,用她的话说,时任道的傲气在骨里,夏小山的傲气在心里,卞从周的傲气在肚里。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资深教授董健看完《蒋公》后很激动,他称赞戏剧作者对于一种真实存在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把握。“无论这三位教授有着怎样的差别,是拥护蒋还是反对蒋,总体上看,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立场,那就是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他们并不把蒋介石请吃饭当作是皇帝的赐宴。即使是官方化的教授卞从周也没有这种倾向。”
 
  潜心创作,无心插柳
  这部剧诞生之初,可是彻头彻尾的学生习作。“当时创作的契机就是南大110周年校庆,我正好跟着吕老师做学年论文,吕老师就布置我去写个戏,当初也完全没考虑过还有商业上的发展。”温方伊说。
  然而,正因为这是学生习作,所以创作过程很扎实,不必屈从于市场审美而画蛇添足,也不必沦于参赛作品,拼接生硬的先锋元素。编剧在图书馆中啃民国资料,《艺术》《禁闭》《哥本哈根》等剧本反反复复地看,登门拜访南大的老教授,然后一章节一章节地写,再逐字打磨。“一句怼回去的话想好几天,怼回去能不精彩吗?”没有了各种时髦的“调味剂”加持,回归语言和表演本身,就好像是小火慢炖,味甘醇香,自然百看不厌。
  作为导演,吕效平敢于让人物坐着演,音乐、舞蹈、灯光全都淡化,就靠你一言我一语的对白撑起了整部剧。翻阅《蒋公》的剧本,不难发现文字上的讲究。密集的言语对抗背后是性格和思想上的对抗,全剧自始至终围绕着对话展开,却并不使观众感到枯燥,因为人物立起来了,对白把背后的更深刻的意涵盘活了。
  《蒋公》的成功再一次提醒人们原创剧本的重要性。在导演和制作人中心制的剧场环境中,剧作者只是一道工序而已。一位资深的话剧编剧告诉记者,制作方通常会对剧本创作进行干预。为了票房大卖,制作周期会被压缩到最短,“大家一起为市场炮制拼盘,一起讨好观众,一起卖弄自己一知半解的舞台知识。没有人像一个剧作者那样讨论人类生存的根本命题”。
  当我们批评国产电影、影视剧、话剧时最常说的一句话不正是:编剧有硬伤。“技术制作世界一流,剧本世界三流”的尴尬还少吗?难怪有剧评人犀利地指出,《蒋公》完成度如此之高其实没有什么诀窍,不过是最基本的“各司其职”:“灯光,照亮演员;演员,说好台词;编剧,讲好故事;导演,好好呈现。”
 
  中国需要高级的喜剧
  《蒋公》是一部怎样的话剧呢?
  这不是一部典型的正剧。历史背景不是写实的,剧中也没有宏大叙事,没有道德脸谱。虽然教授们嘴上挂着各种主义,但是我们看不到意识形态的躯壳,只看到活生生的人。
  有论者在评论中指出,此剧“仅仅是再现、感叹文人的无奈、酸腐、要面子”,缺乏“人文精神的反思和人生理想的关照”。批评此剧没有将知识分子的崇高人格凸显出来,正是多年来文艺市场上“圣化”形象泛滥荼毒的表现。温方伊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崇高化颇多揶揄,“一说朱自清想到的就是他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但我就会想,朱自清如果饿死了,那他家人怎么办?他拒绝救济粮的时候他太太在想什么?”剧中,时任道和太太的争执就是受朱自清这个事的启发写出来的。
  它是喜剧吗?表面上看是的,人物嬉笑怒骂,剧情包袱频出,现场笑声不断。但是横向比较,无论是孟京辉式为了荒诞而搞笑的先锋剧,还是开心麻花式为了滑稽而搞笑的都市剧,和《蒋公》的气质实在相差甚远。但是,不得不说这更接近于真正的喜剧。
  高级的幽默是带着悲伤的。果戈里说:“假如我们长时间地、专注看一个好笑的故事,它会变得越来越悲哀。”《蒋公》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遍笑,两遍悲,三遍沉默。《蒋公》难能可贵地刻画出人的尴尬状态,这也是吕效平自己对喜剧的理解,他用的词是“扭捏”,“任何人开始扭捏都是喜剧性的”。“我希望角色的苦都藏在心里,外表展现的是尴尬,就像裹着糖衣的药丸一样。”温方伊说。
  中国的观众看惯了形式大于内容的演出、浅薄而俗套的情节,很多人并不理解,为何戏剧能独立于庞大的电影市场而存活。作为一部南京大学建校110年的献礼作品,《蒋公》却离人们熟悉的“献礼”的经典模样很远,反而离戏剧的本质很近。
  戏剧的本质是表现人的精神生活 。不说一些自己不相信的大道理,使人与事都沦于刻板印象,也不去消费喜闻乐见的元素,强化观众的偏好,而是将观众拉扯到特定的场域,直面剧中人物的困境,在其中反思自身的生活。
  现代社会承平日久,历史不再大开大合,人生也未必有大起大落,没有多少人还要面临生存(to be)还是毁灭(not to be)的抉择。反而是生活的琐碎中那些不起眼的选择考验着我们人性的一致。
  吕效平皱起眉头说,“好的戏剧就是把灵魂放在火上烤。”什么意思呢?就是像剥洋葱一样,层层深入揭示出真实、复杂的人性,以及其在选择时的困难。温方伊的解读却带着天然的幽默和随意。和剧中念白的风格如出一辙。“几个教授为赴不赴蒋公的宴席而争论不休,简简单单,不靠情节,不靠动作,只能靠‘烤灵魂’了。”
  时任道是要清名还是藏书?夏小山是保持逍遥的本性还是吃上一顿美餐?这些与其说是对历史上知识分子遭遇的戏谑化,毋宁说是对现代人生活的矛盾与撕裂一次无情的反讽。知识分子的困境亦是你我每个人的困境:现实的诱惑就摆在眼前,趋炎附势还是百折不挠?当做人的原则面临考验,宁为玉碎还是明哲保身?
 
  浮躁市场中的试金石
  如果粗略地划分,中国当前的戏剧市场可以分成四部分:官方投资、商业投资、实验戏剧、校园戏剧。国内的戏剧市场热钱滚滚,校园戏剧资本不雄厚、制作不精良、班底不显赫,为何单单凭着思想性杀出了一条血路?跳出人物塑造的枯润、剧本笔法的拙巧,《蒋公》的成功无疑推动了对其他戏剧圈子的反思。
  吕效平告诉《南风窗》记者,《蒋公》的三个对话对象分别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代中国大学校园、当代中国的话剧传统。《蒋公》的影响力之所以超出作品本身,上升到“文化事件”层面,正在于它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大学的教育模式和文艺创作的生态提供了讨论的场域。  
  从剧中的情节延伸开来,今天人们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什么样的?换言之,是冒傻气的理想主义者更受欢迎?还是委曲求全的实干家?抑或是超然物外的逍遥派?
  从大学教育看,剧场的“空间”是戏剧发生的要素,而思想的“空间”是戏剧产生的要素。没有“空间”,哪来的戏剧? 《蒋公》当初在上海热映,上海市剧协和上海戏剧学院举行的座谈会上,上戏教授丁罗男表示,“我们戏剧院校更像是在培养专业人才,缺乏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在当下消费主义社会里,我们中的许多人早忘了自己还是个知识分子。”
  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明星、巨资、金牌制作班底组合的模式并没有把中国戏剧带向真实繁荣,反而一台朴实无华的校园剧却在学院和市场上双丰收,让人看到中国年轻创作力量的活力,引起更深层的反思:每年斥巨资打造的文化工程和献礼大戏,有多少真正留在了观众的口碑和记忆中?
  这些问题悬而未决,甚至前景堪忧,这才是《蒋公》今天依旧值得被提起的原因。
  一位大学老师带领学生创作的常规功课竟然成为全国戏剧界持续不断的热闻,我们是该欣喜还是该悲哀?当然要欣喜,欣喜的是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是真实的才华在闪光。也要悲哀,悲哀的是资本和热钱簇拥着的创作者们交出的答卷仍然无法超越《蒋公》。
  访谈中吕效平提起他对此剧的定位,“如果你知道中国当代戏剧的现状,你就知道《蒋公》在当代中国戏剧中的少有高度;但是如果你知道世界戏剧的状况,你就知道《蒋公》到底还是三年级本科生的习作。”这是因为自信而审慎,又因为审慎而清醒。
  《蒋公》已经红了七年,可以预见的是,还会继续红下去。它并非大师手笔,也不是巅峰之作,但是却像一块中国戏剧的试金石横亘在那里,检验着创作者的诚意与匠心。
 
  对话温方伊:初衷是讨论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南风窗:透过作品,你怎么认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温方伊:其实民国那一代知识分子是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只有当官这一条路,只有到了近代,知识分子才重视独立性这回事,但事实上他们既没有力量引领官方,又和普罗大众有很深的隔阂。他们用笔杆子为中国开拓出一条可能的发展道路,这是很值得尊敬的,但在个人的精神困境却没有出路。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问题,但一定要有这个群体,一定要发出不同的声音,才有可能提供另一种选择。
  现在话剧界写知识分子就那么几条路,一种是壮志难酬,一种是牺牲奉献,像《蒋公》这种把文人的小心思摆到台面上来说的比较罕见。我们巡演的时候有观众就批评,抗日期间,民族危亡之际,知识分子居然还在纠结这种事情,实在是丢中国人的脸。但是从正常人的逻辑想想,抗战那么多年了,就算是忧国忧民也不可能不吃饭了吧。
  南风窗:从创作剧本到公演,观众哪些反应和评论是你之前意想不到的?
  温方伊:讨论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吕老师想做这个戏的初衷。我当时对这些又不懂,我只是觉得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太惨了,所以最后呈现的样子是我和吕老师理念的结合,我是后来才明白《蒋公》在南大诞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
  从观众看完的反应来看,夏小山最受喜爱,其次是卞从周,大家最不喜欢的就是时任道。时任道其实是个傻傻的理想主义者。可能和时代风气变了有关,像董健老师(吕效平的老师)那一代人肯定是喜欢时任道的,小处不体面可以,但大节不能失,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更同情卞从周了。代际之间的明显差别就是年长的观众对剧中的家国大事更感兴趣,年轻观众对于夏小山这样有趣的灵魂更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