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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听说你结婚,你就离婚了

还没听说你结婚,你就离婚了

本刊记者 何焰 发自广州 | 2019-05-15 | 南风窗

  开放与保守,道德与失格,在这个时代并行不悖且“相安无事”。

  4月2日,普通的一天。上午9点,广州市天河区民政局,“成双成对”来办业务的人居多。
  一目了然。两双眼睛亮晶晶地在大厅扫射,找人“帮忙拍张照”的,是来结婚的。
  还有另一种“成双成对”。一人步履轻巧,像逛超市一样轻松,另一人进门之后始终挺着背、偏着头;一人面色不善,另一人眼无焦点;一人低头抹泪,另一人沉默寡言。这是来离婚的。
  先网上预约,再现场办理,不需排队,婚姻登记的流程固定而冷静,处于其中的人却喜怒外放,婚姻的故事写在脸上。
  但一整个上午,喜气洋洋的只看到一对,愁眉苦脸的人,进进出出。
 
  我是90后,我要离婚
  婚恋情况,是观察社会的一个小窗口。
  结婚率下降,离婚率走高,是当今中国婚姻的整体表象,也是社会学家感叹“中国家庭在飞速崩溃,中国婚姻在火速终结”的起因。
  日前,国家民政部发布了2018年全国社会服务统计数据,2018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结婚的人数为1010.8万对,连续5年下降,而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的对数则连续第16年上涨,为380.1万对。值得注意的是,380.1万对还不包括法院判决、调解离婚的对数。考虑到近年来通过判决、调解途径离婚的夫妻日渐增多,2018年的全国实际离婚数据将更加庞大。
  在整体表象之下,我国婚恋大画像还有一些突出特点,关乎年份、年龄、性别、地域、人口流动、经济发展等众多因素。
  比如2003年之后,离婚人数连续16年飙高。2011年,结婚率涨势陡然减缓,到2013年开始下降。
  又如,平均结婚年龄渐晚,平均离婚年龄却提前。
  再如,统计数据显示,在2016-2017年间,由女方主导离婚的比例高达七成。
  如果县城及以下的地区可以视作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残存、传统婚姻意识的最后栖宿地的话,那么事实显示,残存甚少,栖宿地无多。
  段浩是一位法官助理,在湖北省蕲春县的基层法庭负责家事审判工作已经5年了。5年来,她有两个明显的感受。一是离婚的人越来越多了,在她待过的几个乡镇,“一周如果开庭20次的话,一半以上是离婚”。二是离婚越来越年轻化,尤其这两年,碰到的大多是90后的离婚案件。
  段浩有很多戏剧性的离婚案件分享给《南风窗》记者。她是一位90后,但她说,“不知道现在的90后脑袋瓜里面在想什么”。“流点眼泪,就非要离婚。”
  不知道90后在想什么的,不只有家事法院的工作人员,还有县城里的“红娘”们。
  宋红玉是一家县城婚姻介绍所的老板,她做“红娘”已经十几年,但最近几年遭遇了困难。“难得很,越来越难。”过去她说两句好话,给男女搭上桥,对方就“好好谈”了,如今她再说什么都像石头扔进水里,不算数。宋玉红责怪现在“信息来源太广了,叫人野了心”。
  根据民政部数据,湖北省2018年登记结婚43.7万对,登记离婚17.7万对,离婚与结婚的比率为40%,该比率在全国排名第12位,还只是中等水平。
  举目望去,离婚不难,至少一点也不奢侈。
 
  女性的经济独立
  在原本应当“男女各占半边天”的婚姻舆论市场中,今天的女性角色显得过分突出了一些,无论是晚婚,还是离婚,女性都承担着更大的舆论压力,和正在试图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陈雨是朋友眼中的“都市新女性”。研究生毕业之后,她任过教师,做过记者,当过导演,养猫,读诗,现在在上海生活。
  “什么时候结的婚我还不知道呢,你就离婚了!”一个好朋友问她。
  陈雨哈哈一笑,并不避讳。没有家暴,没有出轨,但她离婚了。陈雨说:“现在离婚不是很难的事情,而是多了一种选择。当人不想凑合过日子了,是可以选择离婚的。”
  “前提是经济独立。”陈雨补充道。在她看来,越来越多的女性主张离婚,是一种进步,传统的婚姻状况下,如果女人不想总是忍着,也想要自由,就一定会冲撞婚姻。
  但陈雨始终没有告知老家的父母自己离婚的事情,也没有跟同事和后来的朋友分享过自己的离婚经历。她很清楚其中缘由,“离婚女性仍旧处在一种很不利的位置上”。
  从陈雨的角度去看,我国社会对于女性离婚的观念已经分层了,至少有三种代表性的主体:远在老家的父母,以同事为代表的都市关系桎梏,以及自我。果断的离婚,和对离婚的隐瞒,是复杂社会意识在陈雨身上的矛盾投射。
  但社会对于女性离婚的舆论正在往宽容角度转变。
  2018年,女星张雨绮在微博上高调公开与第二任丈夫袁巴元的离婚,几天后却被拍到与袁巴元同游的画面。张雨绮发微博解释此事:“一个单身女人是可以接受全世界男人的追求的,包括她的前夫。”并随后参加一档网络综艺节目《吐槽大会》,说道:“我看男人的眼光不行,但我自己很行。”
  因为这种毫不在意的态度,张雨绮被网友们冠上了“社会我张姐”的称号,以彰显女性自由权利为“亮点”而圈粉不少。
  过去的女性在婚姻关系当中,更多地以“依附者”的角色出现,但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经济的独立、权利意识的苏醒,以及社会男女比例所带来的外在选择优势,女性开始在婚姻关系中试图找到新的“平等”。
  女性的“平等”诉求,确实正在洗刷掉很多不幸的婚姻,比如对家暴的承受能力降低、家庭琐事的分工等。但不可否认的是,离婚作为一种撕毁契约的行为,仍旧带来了一些基层的麻烦。县城红娘宋玉红有一段“名言”:“一个坏媳妇儿害三代,上一代娘老子,下一代子女,都没有好日子过。”
  宋玉红的描述也许没错,但事实上,没有女性生来就准备要做谁家的“好媳妇儿”,一种以生育为向导的传统婚姻观念正在瓦解,不可遏制。连农村的女人们都越发坚决,“就算流眼泪,也非要离婚”。
  但离了之后呢?
  陈雨们“出走”之后,心知肚明,一切都是未知数。
 
  和微信巧遇
  不再以生育为向导,而是以追求个人价值为新的目的,另一种新的婚姻观念正在形成。
  而这种新的婚姻观念,脱胎于时代。
  按图索骥,对国人婚姻观念影响最为重大和深远的事件,第一就是改革开放。
  追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曾有一波“老来叛逆”的离婚潮。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人群体离婚率很高,且连续数年高于45岁以下的青壮年离婚率。一些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子女成年、成家立业之后选择离婚,逃离被组织安排的政策婚姻和凑合婚姻。这一时期的离婚潮,是对“低质量、高温度”的传统婚姻的直接对抗,而其大背景,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婚姻政策松绑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其后,经济发展加速,人口流动加快,社会贫富差距增大,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这些影响,一一体现在结婚率和离婚率的曲线变迁之中。
  改革开放,带来了劳动密集型经济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驱动女性也广泛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从而具有了相当的经济独立能力。经济独立为女性提供了婚姻自主的可能性,逐渐开始取消这一性别在婚姻中的弱势、依附地位,为“剩女帮”“女性自我”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而高企的人口流动率,则彻底破坏了中国的原有社会组织基础,现代人以一个孤独之身投身于城市生活之中,丧失了感情之外的来自宗族社会的婚姻束缚,在作选择的时候更加自我。民政部近日公布的全国各省市离婚与结婚人数的比例中,东三省占据前排。“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东三省不相信婚姻”的背后,即是东三省人口外流严重的结构畸形的反映。
  影响离婚率的第二大重要因素是2003年国务院修订《婚姻登记条例》,简化婚姻登记手续。从2003年直至今天,离婚人数连续16年递增。
  在2003年之前,想要离婚的夫妻必须要由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介绍信,而2003年之后,只需双方自愿,带着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和离婚协议书,当天就可办理离婚手续。程序上的极度简化,让婚姻关系的缔结和解除变得更为简便和自由,也减少了外在环境的镇静和干预作用。
影响婚姻观念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熟人型社交网络的崛起。
  2011年起,我国结婚人数增长率开始下降,随后的2013年,结婚人数开始负增长,并连续5年下降至今。2011年,正是微信推出的第一年。
  社交网络扩大了普通人的人际交往范围,将世界拉近,嵌入生活,以一种“拟态环境”的面目重塑了现代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县城红娘宋玉红所言也许没错,“信息来源太广了,叫人野了心”,人的社交网络一旦扩大,对人的择偶观念和行动确实会产生影响。
  但网络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差距,由互联网所塑造的“万事不严肃”的价值观被人们接受后,作用在现实生活之中,所带来的偏差让当下中国的婚姻状态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婚姻中的“自我”与“自私”的边界,变得十分难以把控。除了总体上“结婚的人越来越少,离婚的越来越多”,在个体层面,个人化的婚姻特征也变得愈加明显。
  陈雨告诉《南风窗》记者,她身边有非常幸福的90后夫妻,遇到问题会解决问题,明确表示不会离婚;也有离了三次还在结的80后,每次都觉得找到了真爱,但最后还是分开;甚至还有平静地经营着2个家庭的男性,两方的女人彼此平和,各自教子。开放与保守,道德与失格,在这个时代并行不悖且“相安无事”。
  在同一片土壤中,结婚率和离婚率的曲线图里,潜藏着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幽深转变。
  (文中陈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