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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博弈,牵动大国兴衰

资本市场博弈,牵动大国兴衰

本刊记者 杨露 | 2019-05-15 | 南风窗

  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硝烟中,西方世界出现“中国威胁论”。翻开《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我们可以看到,100年前的世界正在流行“美国威胁论”。历史总是不乏惊人的相似之处。了解历史,有助于我们穿越现实的迷雾,照亮前行的道路。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多年前为《伟大的博弈》作序时,曾问过这样的问题:华尔街为什么能成为华尔街?纽约为什么能成为纽约?美国为什么能成为美国?
  书里就能找到详细的答案,这本书为美国作者约翰·S.戈登所著,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记录了华尔街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故事。在华尔街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它直接推动了美国的历次产业化浪潮,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与此同时,华尔街在野蛮生长中也不可避免地充斥着阴谋与贪婪,泡沫与崩溃。
  审视华尔街的过去和今天,漫长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资本的竞争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军事、经济、科技等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就没有一个现代大国的崛起。
 
  金融帝国的传奇
  200多年前,美国还是一个崭新的国家,财政状况也极其恶劣。而纽约也并非天生繁华,这座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城市,发源于北美殖民地一个小小的贸易前站。荷兰人为防御英国人的入侵,在城市北部修建了围墙,紧挨围墙的这条街就被命名为“墙街”,也就是华尔街。
  长不超过一英里,宽仅11米,这条小小的街道,正是从这里起步,走向了世界的舞台。
  纽约依靠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在当地荷兰裔移民的商业精神的催化下,逐步成长为一个繁荣的都市。但在当时,对于美国的其他地方而言,纽约经常是邪恶与危险的象征。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就称,纽约是“人性堕落的大阴沟”。
  然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捍卫着截然不同的理念,作为最热爱城市和最具有商业精神的美国开国元勋,他为新生的联邦政府制定了金融改革计划。
  汉密尔顿试图做三件事情:第一,他寻求建立一个完善的联邦税收体系,以保证国家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来源;第二,他想用政府信用作为担保,以优厚的条件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旧的国债,以及战争期间几个州的债务;最后,他想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来代替政府管理金融并监管国家的货币供应,很可惜最后银行被迫关闭。
  汉密尔顿对华尔街意义非凡,这个计划直接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也很偶然地给了华尔街成为一个美国资本市场发祥地的机缘。
  在美国各行各业的变革性发展,都有来自华尔街的支撑,从修建运河、铁路和发展电报等,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相互促进的巨大意义显露无疑。比如华尔街是美国铁路发展的助推器,反之,铁路巨大的融资需求也使得铁路证券成为华尔街投资的主要品种,造就了第一批工业时代的产业大军和百万富翁。
  值得一提的是战争,南北战争对美国和对华尔街的影响同样深远,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牛市。书中描述了颇为讽刺的一幕:在成千上万战士在前线失去生命的同时,一夜之间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资本市场的华尔街使得纽约成为一个繁荣都市。
  极度繁荣的美国经济也在慢慢酝酿着危机。伴随银行体系的不断扩容,当遇到风险时,客户的挤兑情况很容易让相关银行崩溃,并将风险进一步扩大和传导。
  华尔街上的强势人物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以及金融危机等典型历史片段在书中的描摹,呈现了当时政府与市场的博弈。1913年美联储成立了,促成这一事件的原因是摩根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阻止了这场可能将美国经济拖入深渊的金融恐慌。在这个过程中,摩根个人扮演了中央银行的角色。
  美国的中央银行之路可谓是一波三折,直到今天,美国人依然挣扎在这些博弈之中。本·伯南克作为美联储主席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他曾说过他从大萧条中学到了两个重要的教训:一是要稳定我们的金融体系;二是作为最后贷款人,央行要确保货币政策能充分地适应和支持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
 
  资本游戏,亘古不变
  1791年开始的北美第一次投机狂热中,出现了资本市场的另一类典型参与者、资本市场阴暗面的代表人物之一—内幕交易者。当时联邦政府财政部部长助理威廉·杜尔,贪婪得大胆赤裸。他是这场投机狂热中的弄潮儿,也是此后300多年股市操纵者们的鼻祖—公然利用公权力获取内幕信息交易。
  这激荡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质追求为目标,道德底线被轻易穿越。所有的财富故事都暧昧不明,各方力量博弈、斗争、妥协,有智慧、光芒和魅力,也有自私、愚昧和错误,都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下来。
  华尔街曾有过很多失误,发生过多次由于客户挤兑导致银行大范围倒闭的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是1893年的金融危机,合计有超过500家银行因挤兑而倒闭,影响了大批美国家庭。
  这一切纷繁复杂的背后,已然不变的人性,在数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贪婪和恐惧,几乎和350年前人类第一次大规模投机事件“郁金香泡沫”别无二致。
  “郁金香泡沫”是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著名投机活动。16世纪中期,郁金香被从土耳其引入欧洲,价格的迅速上涨引发了公众对财富的狂热追求。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昭示了此后人类社会的一切投机活动,尤其是金融投机活动中的各种主要要素和环节。当然,还有荷兰人可贵的商业精神。
  一次又一次,历史往往是重复的,只是经常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罢了。华尔街在历史的内在戏剧性中,不断遭到毁灭,又不断得到重生。 
  正是个体利益驱动着华尔街前进,他们没有规则,处理投资问题直指核心,贪婪、冷酷,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想起电影《华尔街之狼》—在华尔街上,金钱如毒品,一旦沾上便叫人欲罢不能。
  但华尔街的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创造着历史。经历过种种硝烟和阵痛过后,人们才意识到规则的重要性。不管过程多么曲折、不管问题多么复杂、不管市场曾经多么混乱,在这些跌跌撞撞中,华尔街逐步地褪去野蛮色彩,开始创造规则与准绳,最终才能成为一个可与世界强国比肩而立的金融帝国。
  如今的华尔街成了一个旅游胜地,经常有大批游客慕名而来,带着敬畏,希望看看魔幻般的“金融帝国”是什么样子的。一棵梧桐树、一座雕像、一个教堂,这条狭窄的短巷以这种简洁的方式向人们叙述着自己。
 
  穿越华尔街的历史风云
  —作者戈登和译者祁斌的对话(摘编)
  祁斌:您研究美国经济和金融史多年,而美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是迄今为止西方各国中最为成功的,当然,美国相对于很多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美国的自然条件非常优越,也没有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等等。但是,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戈登:我认为,在过去的200多年中,美国经济和金融,包括华尔街,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是一个自由经济体。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人们能够自由地谋求他们自己的利益。
  美国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更为成功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它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国家。美国的《宪法》只存在了200多年,这个时间对美国人来说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因此,在美国建国之初,它有机会画最新的图画。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一句至理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美国还有一点很幸运,那就是在建国初期,经济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与美国建国在同一年,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巧合。
  祁斌:在一个缺乏中央银行和证券监管机构的金融体系中,美国资本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在一个自我演进、自我探索、自我修复的过程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很多股市甚至金融体系的崩溃,而股市或金融体系的每一次崩溃,无疑会给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使得全社会为之付出高昂的成本,这是不是一个资本市场发展的最优路径?我们从反思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美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早期,政府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更有远见的路径规划和框架设计,以降低这种震荡式发展给社会带来的高昂成本?
  戈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早期,政府对市场的影响非常小。最初,美国只是一个殖民地,只有一些进出口贸易,到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基地,卡内基一家公司的钢铁产量超过了英国生产的钢铁总量。而在整个19世纪,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很少。
  当华尔街在1860年第一次成为一个巨大的资本市场时,它仍然还像西部片里那样,是一个“牛仔们厮杀的地方”。你猜猜是谁首先改变了这种情况?是华尔街自己。华尔街的经纪人队伍与市场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的生存有赖于市场的长期发展和繁荣,他们和此前那些只顾操纵市场的投机者不同,他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开始了对市场的自律约束和规范,从而使华尔街逐步走上正轨。
  所以,美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人们可以做任何事,直到政府立法来规范。最典型的例子是:洛克菲勒在石油行业蚕食竞争对手,后来他的帝国几乎完全垄断这个行业,直到1911年政府强行将标准石油公司拆分为34家公司以维持竞争格局。
  祁斌:您觉得美国华尔街和金融体系发展历程中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戈登: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那样,美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中央银行,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在19世纪后半叶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美国不得不依靠J.P.摩根个人来扮演中央银行的角色。
  祁斌:1929年股市崩溃之后,美国政府认识到,完全依靠市场自我演进式的发展,可能要支付过高的社会成本。因此,美国在1929年股灾后建立起了证券监管机构—美国证监会。在1987年股市崩溃中,美国政府介入,维护了市场的信心,减少了股灾对经济的危害。此外,政府在一个市场中还应起到制定规则和维护市场秩序的作用。
  戈登:从长期来看,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是一定会崩溃的。胡佛曾说过,资本主义的最大问题是资本家本身—他们太贪婪,他们总是牺牲市场整体利益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任何一个市场都需要警察和裁判,你可以想象,在一个没有警察的社会里,人们甚至会在停车场里相互残杀,一场没有裁判的橄榄球赛将会是一场灾难。一个自由的市场并不是一个没有监管的市场,市场需要有人仲裁,也需要有人来制定规则。但我们必须要保证裁判的公正性,要特别小心是谁在制定规则,规则又服务于谁的利益。
 
  约翰·S. 戈登
  John S. Gordon,美国作家和经济历史学家。1944年生于纽约,其祖父和外祖父均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拥有席位。戈登于1966年毕业于范德比尔特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9年,《伟大的博弈》出版,获得各界广泛关注,美国全国广播电视公司(CNBC)还专门为此书制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专题报道。
 
  祁斌
  清华大学物理学学士、经济学博士;芝加哥大学MBA;罗切斯特大学生物物理学硕士。1996—2000年在纽约和伦敦就职于高盛集团和法国巴黎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2000年回国加入中国证监会,历任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基金监管部副主任、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执行院长(兼)、创新业务监管部主任、国际合作部主任。2016年起担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