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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关注社区

重新关注社区

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 2019-05-16 | 南风窗

  你一般不太可能看见芝加哥经济学家或温和共和党人对市场和超级全球化表示质疑,但两人都对社区所受到的影响感到忧心。

  经济学教导我们说,消费是目标,生产是手段,市场(而非社区)则是进行分析的单位和对象。没有人可以否认,这种以消费者和市场为中心的经济视野,已经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世界各大城市的大型商店或Apple商店,都陈列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消费品,这在一代人之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社会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分裂,激起了大范围的反对声音,而且来自各自不同的背景—从位列发达国家的美国、意大利和德国,再到菲律宾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这场政治动荡表明,经济学家所设定的优先事项排序,可能并不完全合理。
  对此有两本书—其中一本由拉古兰·拉贾撰写,另一本的作者是奥兰·卡斯—分别回顾了我们的经济学世界观,而且都认为我们应该把当地社区的健康状况置于前排中心位置。
  两位作者的出发点并不相同。拉贾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也是印度储备银行前行长。卡斯现就职于偏右派的曼哈顿政策研究中心,也曾是共和党人米特·罗姆尼总统竞选团队的国内政策主管。你一般不太可能看见芝加哥经济学家或温和共和党人对市场和超级全球化表示质疑,但两人都对社区所受到的影响感到忧心。
  拉贾称社区是繁荣的“第三条支柱”,与其他两大支柱—国家和市场—同等重要。他在书中写道,缺乏管理的全球化对当地社区肌理的撕裂程度,不亚于过度集中的国家权力。而卡斯则明确指出,美国的贸易和移民政策应当首先关注美国劳动者。
  两位作者都强调贸易的好处,并反对总统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但是他们都同意我们或许已经在超级全球化上走得太远,并且对社区为此付出的成本关注得不够。
  当一家当地工厂因为一家企业决定将对应工序外包给跨境供应商而倒闭时,我们失去的东西可不仅仅是转移到海外的工作岗位。这种冲击会通过减少对当地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而成倍放大,意味着整个地方经济中的劳动者和雇主都会受到冲击。当地政府的税收收入也在下降,因此用于教育和其他公共设施的资金就更少了。社会失序,家庭破裂,阿片类药物成瘾及其他社会弊病都会接踵而来。
  经济学家对此的常规回应是,要求“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劳动者应该直接离开这些破落地区,到其他地方找工作。但正如卡斯提醒我们的那样,地域流动必须与“留下来的机会”相结合。即使在大规模移民时期,仍会有大量当地人口留在原地,并需要良好的工作和稳固的社区。
  经济学家也可能建议,通过社会转移支付和其他福利,来补偿经济变革中的输家。撇开这种转移支付的可行性不谈,它们作为一种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即便通过现金补助来维持消费水平,失业也照样会破坏个人和社区的福祉。
  归根结底,只有通过创造和扩大高薪工作,才能使当地社区变得重要。卡斯的建议是通过工资补贴来鼓励就业。拉贾强调了地方领导者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得在支持力度更大的国家政策以及全球化得到妥善管理的大背景下进行。
  当前的技术趋势,可能会令各个社区现有的问题不断恶化,因此也提升了我们行动的紧迫性。新的数字技术往往表现出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并因此催生集中而不是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它们没有去分散收益,而是创造一个个赢家通吃的市场。同时,这种影响又被生产网络的全球化进一步放大了。
  平衡这些力量与社区需求的方式,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命运,还会影响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正如卡斯和拉贾所表明的那样,这已经是一个经济学家不能再忽视的问题。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直接贸易谈判:明智的世界经济理念》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