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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理工男”

我不是“理工男”

本刊记者 何焰 发自北京 | 2019-06-26 | 南风窗

  科学家不是科学本身,科学是世界的一部分,但科学家是人,人的世界是相互联通的。

  如果把广义的科学领域想象成一张地图,那它就在日渐清晰,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站到了这张“地图”上,不同国籍、肤色、性别,他们的分工在细化。慢慢地,每一个科学家所掌握的世界都是一个越来越细的碎片。这张尺寸巨大、大过宇宙的“地图”上,产生了裂缝,周边是大量的留白。
  但整个科学工作者群体,又试图给人类一张完整的图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趴了上去,在“地图”上填补、探索,他们是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
  过去因为只看到这群人的背影,大家习惯给他们一个标签:“理工男”。
 
  网红科学家
   “你知道为什么哆啦A梦的竹蜻蜓不可以实现吗?”
  38岁的陈征,捡起地上的车轮,站上一个活动的小圆台,他要试着“起飞”。一只手握紧车轮的中心轴,另一只手拿住轮胎边,用力一拨,车轮呼啦啦地转—“竹蜻蜓”有了。他双手将旋转的车轮举过头顶,几乎同时,圆台上站直的身体在头顶的车轮带动下,也转动了起来。但车轮顺时针地转,陈征逆时针在转。“竹蜻蜓”转得越快,陈征就反方向跟着转得越快。
  不需要言语,道理便已清楚:如果“竹蜻蜓”是真的,哆啦A梦一定也会高空旋转。它不可能像动画片里一样平稳飞行,而有可能会晕。
  “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于它只有一个转轮。这个原理叫作角动量守恒。” 陈征1米70高,身形挺直,人近中年,微微有了小腹,穿着粉红色的Polo衫。他一边举着车轮在小圆台上缓慢旋转,一边亮声地跟《南风窗》记者讲解其中的原理。
  类似的实验,陈征每天都做,有的更简单,有的复杂得多。他是北京交通大学物理演示与探索实验室的一名大学物理老师,也是国内十余档电视节目的科学顾问,如今,在抖音发布了200多条泛科普短视频之后,他有了十余万粉丝。
  无论是小时候玩爸爸在工厂里用的工具,还是成年后读了光学博士,成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到现在在网络上变得知名,陈征的爱玩,都是一以贯之的。爱“玩”,还爱带别人一起“玩”。
  2015年年底,央视的一位导演找到陈征,想请他“一起做个科学实验节目”。陈征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下午,就在他如今与《南风窗》记者见面的同一间实验室里,也是这样面对面坐着聊天。“一起畅想嘛,吹大牛,我就大嘴一张,说我喜欢《流言终结者》(美国科普电视节目),就是太烧钱了。你想办法搞一个亿来,咱们搞一个中国版本。”说完之后握了手,就散了。
  两个月后,《加油!向未来》的节目组总导演杨志文找到他:“陈老师,咱们有一个亿了,干吧!”
  陈征一下子乐了。“有人愿意花钱请我玩,想玩什么玩什么,还能玩大的,为什么不干?”
  但第一次去央视创造的办公室开会,陈征就懵了。他不知道,别人开会都是一开开5个小时的。科学工作者们做事一条顺,讲究八字方针—“条理清楚、目标明确”,可是这些文化传媒工作者的策划会好像是散的,话题随时跑出十万八千里,大家不断闲扯,“严重没效率,开的是个神仙会”。
  而向来“爱玩”、脑子灵活的陈征,出了科学的圈子,来到一群文化人、传媒人的面前,有时竟也显得有点“木讷”。所谓“木讷”印象,背后有两句话,一句是“这事咱也不懂,不能瞎说”,另一句是,“你什么都不懂,跟你说也白说”。
  事实上,如果把科学家看作一个职业的话,它的对象是自然,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不是为了要合作,科学家可以不跟人说话。
  但合作,总是必要的。
  进入《加油!向未来》节目组,陈征不得不与科学领域之外的人进行专业方面的接洽、合作,所以必须有一些改变。他也逐渐发现,自己过去的念头,其实是有一些偏见的。“我嫌导演组不懂科学,人家可能还觉得我不懂观众。”
  一次陈征提出来,要在《加油!向未来》节目中做冻结闪电的利希滕贝格图形(束流树)雕塑,这是一个陈征之前一直想做而没有条件做的实验。在和栏目组以及科学团队一起到处找支持条件,努力了2个月,终于实现时,陈征特别激动,拿着它就去跟节目组的领导说,这个东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非常有价值,你们应该把它做成纪念品拿去卖。“他们就看着我,特别客气地跟我点头”,陈征笑着说,“回忆起来自己好像个推销员。但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件事没有下文。
  陈征后来意识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如同神奇的炼丹炉,它会孕育、筛选、改变人的思想,包括审美方式。
 
  “出城”上班的科学家
  科学家的生活方式,不怎么为外界所知,甚至是被误解。
  6月11日早上8点,陈为为照例在北京理工大学5号楼等待他的学生,人到齐了就一起出发,去北京航天科工第四研究院(以下简称“航天四院”)。因为参与了航天四院的国防科研项目,他在那里有一个120平方米的实验室。
  这是一条从二环内走到六环外的“出城科研”之路,历时75分钟,需要坐4趟地铁。从2018年年初开始,几乎每一个工作日,陈为为都会领着学生们在这条路上来回2趟,早8点“出城”,晚5点再“进城”。
  因为反着人流,人越来越少,起先和大家站着挤,后面还有空把包里的论文拿出来读。“很多问题在地铁上就解决了。”陈为为笑着说。
  陈为为是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副教授,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实验室里,埋头于外行人根本看不懂的课题研究。
  一束碳纤维放在手心,像是一小缕头发,大约2毫米宽。陈为为拿拇指和食指一挪,它们散开了。“这里有3000根”,每根碳纤维的横截面面积,是正常人类头发丝的1/100左右。而陈为为和他的学生们这三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自主研发的机器,在每一根纤维的表面做涂层。纤维表面涂上各种材料之后,原本的属性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带来意料之外的用处。
  “用尽可能简单的材料,去解决生活中的大问题”,是陈为为当一位材料学科学家的初衷。
  谈论初衷与理性,陈为为的神色轻松得多。他总是笑,说几句话就有面部表情,皮肤也干净透亮,所以看上去比实际的37岁更年轻一些。他不运动,不刷朋友圈,不认识任何当红明星,只有在陪孩子时才会去看电影,但不影响他同样也是一个开朗的人。
  “除了科研没别的爱好。”陈为为这样评价自己。自然地回忆起吃住在实验室的学生岁月,陈为为觉得:“科研多少是有些竞技性的。”因为总想把材料做得再好一点,做不出来可能就会睡不着觉。但有时候也不光是竞技,“如果有成果了,至少我对得起国家,没有浪费国家的资源”。
  每天和陈为为一起“迁徙”的学生人数不定,最多时有七八个。而在这一天是常见的组合,2个,他的博士研究生卜爱明,和硕士应届毕业生张永福。
  卜爱明是一位90后女生,今年博二。她说:“读博比硕士辛苦多了,白天要上班,晚上还得继续学习。”她管这每天的“出城科研”叫“上班”。
  今年9月,张永福会跟着陈为为继续读博。他告诉《南风窗》记者,自己读博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自己可以顺利毕业”。这是个一旦被女生的目光扫到就会面露羞涩的男生,但在学术上有着明显的自信心和企图心。
  “读博很容易的。”在S1号线地铁上,陈为为一边看张永福的硕士毕业论文,一边说。
  这份自信是有底气的。
  陈为为在2009年入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花4个月做完了博士论文的实验,1年半修完了博士学位,而当地普遍的博士修读时长是3—4年。他的博士论文发表之后,奥克兰大学的科技孵化中心第一时间找到他,将他的专利投入产业,成立了一家公司,Cirrus Materials Science Ltd,至今仍在运营。几个学弟、学妹,在陈为为的博士论文的思路启发下,继续在这一领域深化研究,各自又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
  在他看来,科研这条路并不难。“读博的时候,不要把摊子铺得太大,找准方向,做精做尖,很容易就毕业了。”但科研要有成果,准备投入生产时,则“摊子一定要大,才能做起来。有了钱要先拿来买实验器材,也要舍得发给学生们”。
  陈为为告诉《南风窗》记者,他的实验室,年底会再投几百万元在器材上,给学生每个月的补贴也一直在增加。但《南风窗》记者注意到,陈为为的手机,是一部vivo,正面和背面都有经年的磨损痕迹。
 
  科学没有“教派”
  连续几天见到卜爱明,她都打了眼影和口红。化妆是这位博士二年级女生的日常,尽管每天睁开眼就去实验室、下班了再出来的科研生活里,几乎没有机会见到陌生人,但女孩子的爱美天性仍旧是突出的。
  卜爱明对一些标签不是很认同,比如“理工男”“女博士”。
   “现在谁是书呆子啊?大家都挺活泼的,我们班,大家都爱玩。而且都是一直读书上来的,也没有人老。”这些年轻的科研人,一样地看电影、逛街、打游戏,他们还在实验室里玩。
  最近很让陈为为开心的一件事是,有位学生做纤维涂层做得累了,拿出铜丝来玩,“结果把铜丝做绝缘了”。说到这个,陈为为的眼睛一下子睁得圆圆的,放光,试图向《南风窗》记者传达这份惊喜。陈为为的学生也会在实验室做电火花成型,在板子上刻出一些花样来,玫瑰,或者女朋友的照片。“这个就没什么技术了,”陈为为说,“但看到别人开心,自己也难免跟着高兴。”
  卜爱明入学2年来,每天面对着一束一束的碳纤维,给每一根做涂层,然后测试、反复改进,再测试。《南风窗》记者问她:“科研工作枯燥吗?”卜爱明说不枯燥,做这行就是因为爱这行。在送别时,卜爱明对记者表达了关心:“我觉得你的生活好辛苦,在外要注意身体。”
  就像航天四院严密看守的大门一样,科学工作的一些“秘密属性”,其实分布在各个行业。外行人探头往里看,看到自己和他们不同,总觉得“世界是分内外的”,但围墙里的人,其实觉得自己从未与世界分离过。
  但不同的领域,是如何分工合作的呢?
  现在,以“科学工作者”身份与世界碰撞了多年之后,陈征对于知识有了一个粗略的重新归类和认识,“人类文明大抵可以分为三类:科学、文化、艺术。科学负责真,人文负责善,艺术负责美。科学不是全部的世界。”
  重新认识,是因为父亲的去世。 
  2016年年底,陈征与节目组不停地产生冲突,再不断地解决。电视节目的工作还算顺利,但代价是,这位中年科学家长期地熬夜,精神上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唯科学论”的“科学教”信仰。同期,父亲查出肝硬化晚期。
  陈征的第一反应是去查文献,他想知道一个问题:还有多久?一篇一篇地看,看了100多篇文献之后,陈征非常绝望,因为所有的文献里都是写,存活3个月的概率是多少,存活6个月的概率是多少。科学的本质是求真,所以不可能告诉他个体存活的准确概率,但作为儿子,陈征现在需要的只是确定感。不确定,就会持续焦虑、痛苦。
  陈征第一次意识到了,在真和确定之间的东西,也许需要人文、艺术、宗教,种种过去他完全看不上的知识,来填满。
  跨界之后,陈征在与外界的剧烈碰撞中,走出了“科学教”。而对陈为为这样越钻越深的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不关心自己身后有没有教,是什么教。他们都没有教派,只自认为是“人”。
  毕竟科学家不是科学本身,科学是世界的一部分,但科学家是人,人的世界是相互联通的。尽管人们各自有着信念,各自做着事,但退后一步看,大家都趴在同一张“地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