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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岁老人和他的“一颗印”

86岁老人和他的“一颗印”

本刊记者 黄靖芳 发自云南昆明 | 2019-06-26 | 南风窗

  所有的纷争、嘈杂,都是停留在屋外的,当你看上一眼这间百年老屋,便能明白它身上附加着的价值。

  当莫正才推开朱红色的铁门,一个自成的天地便出现了。
  这座紧凑的院落,头顶着层叠错落的瓦片,内外天井分隔出进门的不同区间。以内天井为圆心,上下两层的房间堂正地分布在眼前。
  20世纪30年代,乡土建筑研究先锋刘致平作为学者,最早发现了这种散落在云南的四合院。他仔细地记录和研究其形态、样式。因为此类民居格局规正,像是有人从空中俯身稳稳盖下的印章,论文中他称其为云南“一颗印”。
  莫正才所拥有的“一颗印”,如今在昆明已非常少见。
  莫正才已经86岁了,妻子离世,儿子搬出,他已经独居20年。他需要面对的是日渐苍老的日子,还有不理解的下一代、再次响起的拆迁命令,以及可能消失的村庄。
  这颗印,随时会被抹去。
 
  老村,老屋
  老人所依附的,是比他更老的房子和村落。
  滇池,是昆明最深刻的城市印记,而滇池的东岸除了是地理位置的标记,还兼具着生态和文化价值。这里曾拥有大片的农地和荒原,自古是滇中最富饶的坝子之一,作为“菜篮子”源源不断地向昆明人供应菜蔬。
  当城市化的步伐拓展到了东岸,情况就变了。2010年,莫正才所在的宏仁村收到了拆迁通知,村庄包含新村和老村两部分,分别是年轻一代和老一辈所居住的场所。一场长达9年的拉锯战打响了,个中的抗争、抗议此起彼伏,结果是到了2019年,宏仁村仍然没有被完全拆除。
  老人们也称老村为“小村”,这是因为它和邻近的彝族村落子君村,是类同子母村的关系。漫长的汉彝文化交汇、融合的过程,消解了很多独特元素,但彝族的色彩还是能不时被发现—在村民所供奉的财神庙里,就存放着一座具有彝族特色的“石猫猫”神兽。
  老村内,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宏仁寺、竹国寺等历史建筑,昭示着村庄悠远的历史。可除此之外,这座村落如今甚至难以称得上雅观:大部分的房屋被推倒,签署了同意拆迁协议的人家会以砸烂窗户为标记;随处可见的破落墙体以及堆放在道路出入口的砖瓦,让村子看上去更像一片废墟。
  想要找到莫正才的房子,需要路经早已无人居住的房屋、狭窄的石板小径和尘封多年的古照壁,就像是一个走出迷宫的游戏。
  他拄着拐杖,戴着遮阳帽,每天穿行于此。
  只有回到老屋的时候,你才能清晰地感觉这是他的“领土”。
  这是一座没有子民的“王国”,他温和地打点着空间内的所有物品。几乎每一处地方,都有被他归置的用途。天井的两角都放着盛水的容器—当雨水顺着屋檐落下,便有了各自的去处:一处用不锈钢的水桶接着,用下方的开关拧开,便是可以用来洗手的简易水池;另一边承接的是厚重的水缸,水面漂浮着绿色的青苔,饲养着数尾从附近农贸市场买回的金鱼,往下看是若隐若现的红色。
  与正门相对的是对厅,过去是家族中的年长者居住之所。如今厅门上的雕花仍然清晰可见。退化成淡蓝色的门框,背景是莫正才重新涂上的绿油漆,连花卉上的叶子也仍然青葱,仿佛百年来未曾褪色。反映人们生活和信仰的神兽、植物和炉子图案,虽然有些斑驳,但是仍然清晰地反映着最初的面貌。
  1915年,莫正才的曾祖父莫惠修当时担任乡长,他建了三处房屋给即将成家的三个儿子。一份保存在二楼的土地文件,讲述了这段过去,而莫正才所居住的是唯一能完整保留下来的遗产。
  长期关注老村发展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晓阳,也曾多次到访“一颗印”。他发现,老屋的西北角一直聚集着一群野蜂,甚至组建起了很小的蜜蜂房。十多年来两者都相安无事地共同生活着,老人从不打扰野蜂,后者也不会对其有任何滋扰。“一般人应该很难做到。”他回忆说。
  滇中高原四季气候温和,很少出现严寒酷暑,但是会有大风。“一颗印”一般采用无窗的外墙,高高筑起,以防风沙。莫正才的房子也不例外,他对房屋最直观的感受是“冬暖夏凉”。
  “古人称‘道法自然’”,朱晓阳在文章里写道,他认为房子的价值还体现在老人80多年来所参与演变的“居住现实”,那是一套和空间相处的规范、尺度、伦理。“他从不说,但我们能观察得到。”
  如果没有对比,会很难理解维护房屋所要花费的心思。莫家200米开外,便是村子里“幸存”的另外一处“一颗印”,这所房子的历史可以追溯更远,直达民国三年(1914年)。因为子女众多,房屋的产权被分拆成四家人的财产,如今已经凋空为散养家禽之地。蜘蛛网、鸡笼和屋顶上丛生的米白色荒草包围了四周,曾经在过往的影像中坚决捍卫房子的女主人离世于今年春节前,还有8天就能过年。
  当下,莫正才老屋的命运也成了未知数。
 
  无人为继
  两个月前,莫正才从外面回家的路上,有经过的邻居提醒他,“房子被写上红字了”。
  按常理,只有已经同意拆迁的人家,才会在房屋外看到“验拆”两字。他是绝不可能同意的,签下名字的是他唯一的儿子莫荣。
  上述的拆迁项目,起源于昆明市官渡区一项名为“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二期项目”的建设工作。2010年5月初,有七个村庄的拆迁开始启动,宏仁老村以外的其余村庄已经被推平。
  莫荣在没有告知父亲的情况下,签署了同意书。得知后,莫正才愤怒地去了拆迁办,证明自己才是户主。他的据理力争换来了事情的暂告一段落,直到今年4月份“拆”字重新出现。
  既是形势所迫,也是认知使然,儿子并不留恋这套老院子。
  一天两餐的饭点,是父子可以打照面的时候。每天,莫荣会从不远的新村住处拿来饭菜,送到莫正才的书桌上,一般是米饭、白菜和几块肉片。而后,他会进到耳屋剁碎带来的蔬菜,喂饱门外的鹅群。
  莫荣对《南风窗》记者说:“人老了,(就)各有各的思想。”如果有名人曾经光临,房子的价值也许能得以彰显提升,可惜没有,他觉得倒不如靠拆迁换回可以出租的房子,毕竟现在“打工也不好打”。莫正才看过拆迁的协议,上面显示每平方的补偿标准是3300元,而房屋的测量面积为180平方米,算起来约59.4万元。
  莫荣的想法,在年轻一代中并不孤立,拆迁成了一面放大镜,把原本并不牢固的代际关系弄得更为支离破碎。莫正才经历的“代签”是其一,宏仁老村的村民小组组长李绍荣说,还有为了能让父母同意而以离婚相逼的后辈。多数家庭最终还是遵从家庭经济主力的意见。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不会想离开他的根,但是一个对家庭经济再无贡献的成员,他个人的意愿又算什么呢?
  莫荣还提到了一个理由,那就是老屋产权所归属的另一家人也同意了,他不想“惹麻烦,不好做人”。
  因为祖辈的子嗣众多,实际在村子里民居的房屋产权不会只为一人所有。在用宣纸写出的《遗嘱分单》中,显示莫正才祖父获得的是房子1/3的产权,而后他通过购买又获得了另外1/3,莫正才一共有2/3的支配权。剩下的老屋西边部分,属于三祖父的后辈,他们早已同意拆迁。
  6月上旬的中午,昆明的阳光如期钻进老屋的预定位置。经常穿着一件长衬衫和薄背心的莫正才老人说,他喜欢居住在此的原因之一,是房屋巧妙的结构。冬天来临的时候,八九点的和煦阳光已经可以照射到对厅前的檐廊;夏季则正好相反,内天井纳住了全部的光线,坐在屋子里尽是阴凉。
  这是一种经过长期观察和生活后才会得出的感受,在莫荣看来,则是另一面。房子住的人少了,他觉得“阴气重”。
事实上,父子俩几乎未曾就房子保留与否的话题进行过正式的交流。记者的询问,意外地促成了这一场合。向来温和的莫正才听到解释后,语调升高,驳斥道:“这是借口。”
  和那些为了家庭关系选择妥协和迁就的老人不同,莫正才呈现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固执和界限感。“老人向外辩护说喜欢住在这个地方,像是会把自己置于愚蠢的位置上”,朱晓阳观察到,但是莫正才并不“避讳”这样做。而当问起对于三祖父部分房子的看法,他则不会言语过多:“这是人家的事情,我不能干涉。”
  他想要守住的,就是自己的地方。
  发现“拆”字的两天后,莫正才便用和好的泥土扑上,抹掉了通红的字印,不然看着“总觉得会有人来骚扰”。过往村子里不乏历史悠久的建筑,但是很多人将其改造成了更便利的砖瓦房,唯有老人的“一颗印”仍然保留这种不用一块砖头的建筑样式。材料是当地人口中的“土基”,在外看来是土黄色的土坯。“能防潮湿”,有当地人这样说道。
  年久失修的老屋有过因屋顶长满野草,每逢下雨便会漏水的时候。每到冬天来临前,莫正才都会把瓦片上的草一根根拔起,缺失的部分用水泥重新涂刮,这个习惯直到3年前他的腿脚已经相当不利索才停下。
  “好住得很。”莫正才坐在他惯常的对厅前的书桌旁,说道。
  村子面临拆迁前,莫正才不时会去旅游,在家还会练字、画画,但是大部分的爱好都在2010年后戛然而止。只有看书的习惯还保留下来,现在他看的是《古文观止》,并且能背出里面的五篇文章。他说,作用就像寺庙里的和尚念经一样,“背了就不会想不通很多问题”。
 
  暮 年
  退休前,莫正才在被他称为“三农场”的国营企业担任组织部部长,他还保存着的名片上写的职称是:政工师。
  他讲话条理清晰,过去被下放到农场做挤奶工的时候,他是队里最获信任的人。当时物资紧缺,灯泡也需要按需分配,但是大家都放心让他去领灯泡。
  在“一颗印”里,除了天井的四季桂和盆栽,还有四方的对联也颇为显眼,他写道,“祖宗遗物何人护 满堂子孙谁像贤”,横批是“古建困扰”。
  宏仁村在9年前的拆迁风潮中之所以能顽强留守,是因为聚集了年富力强村民的新村和老年人的老村足够团结。但是,拆迁的路径后来发生了变化,新村被剔除出拆迁范围,而老村的老龄人口在逐渐减少、分化。
  出生于1933年,年近九旬的莫正才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2017年巡回放映的纪录片《滇池东岸》里,他还会在人群的密集处宣扬“人在房子在”的理念,但这句鼓舞的话语成了留守的最后底气。最近,朱晓阳重新把老屋的情况写出来放到网上,是因为他听到老人在电话那头说“死也要死在这个地方”。这让他意识到,这是一位一向克制的老人内心清晰的信号。
  6月7日端午节这天,有云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来到老屋,他们想为房子装上监控摄像头。门口的果树因为可能遮挡摄像头的视线,被斩断了不少枝芽。
  学生跑前跑后,因为没有无线网络,机器的连接需要网线的不断调试。这两部高挂的仪器,和莫正才今年才拥有的手机一样,成为这座房屋里少数具有现代感的物品。而安装的原因是,近段时间村子里莫名失火的房屋变多,他们在做“万一”的准备。
  面对不乐观的前景,目前老人唯一的诉求是,希望能将房子申请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保存下来。
  官渡区文化和旅游局的负责人回应《南风窗》记者称,已经联系省市专家进行过前期实地勘察,之后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审批,因为涉及不同部门,目前并不清楚具体进行到流程的哪一步。
  保护这栋肉眼可见其价值的建筑,是出于朴素的自觉。莫正才否认在继承时,祖父曾对他说过诸如好好地守着房子之类的话语,他认着的道理是“祖宗遗留下来的”,本就应该“一代传一代”。
  也许,祖辈也不曾料到后世会发生的事情。
  每年新学期的开端,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向荣都会带领学生前往村庄做服务学习。莫正才总是不厌其烦地担当讲解和引路的人,老屋里也见证着众多学生的来访。“他会带着学生看地下贝壳的痕迹、河流的痕迹,他永远都是从这个地方的历史开始讲起,而不只是要保护自己的房子……老人是在很强的历史感里,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种学者能专业地称之为“文化自觉”和“理解历史脉络”的行为,尽管当事人并不自知。
  所有的纷争、嘈杂,都是停留在屋外的,当你看上一眼这间百年老屋,便能明白它身上附加着的价值。
  从工作沿袭下来的自律,仍然保持在莫正才的生活中。在妻子因病辞世的多年后,他还是习惯将每天的日程安排妥当。
  “我不孤独。”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