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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无奇的他们,离老百姓却最近

平平无奇的他们,离老百姓却最近

本刊记者 黄靖芳 发自深圳、广州、清远 | 2019-07-01 | 南风窗

  习惯基层工作的人,其实都不说虚话,有一件事情来,就把一件事情做好。

  “我的生活不过平平无奇”,此次接受采访的对象都表达了这样相近的意思。
  他们的身份,分别是社区警察、居委会主任和粤北地区的扶贫干部。派出所、办公室和大山里的日复一日,却都体现着政策执行的基层温度。
  再宏大的政策愿景都需要落实到细微的、贴近老百姓身边的日常场景中,基层人物的故事反映着其中的易与不易。
 
  一种平淡
  6月20日,轮到深圳坪山区沙坣社区警务室的警察陈玉方值夜班。
  在他25年的职业生涯里,这天的普通让他有点困惑,如何向一位外来者讲述自己的日常。在一个接到举报的下午,太阳炽热,他和警务室里的其他同事一起出发,开车到辖区内的一片老房子停下。举报者称小区内经营着一所没有办理执照登记的“黑午托”。
  五个人分成两组,在不同的方向进入单元里,一层层地敲门和确认。在跑完一栋五层的楼房后,“藏匿”的目标还是没有线索,他们又跑上了第二栋楼房。
  就是在五楼,陈玉方发现这里的门框外涂满了一层青绿色的油漆,“这种(装饰得)比较可爱的,很有可能是为小孩子准备的”。他不断地敲着那扇生锈的朱红色大门,却没有人应答。
  队伍集合后决定,第二天午饭的时间段再来,那时候如果真有“午托”聚集小孩,应该能在门外就听得出来。
  过去,陈玉方习惯的是和狡猾的逃犯打交道。2012年成为社区民警前,他做了15年的刑侦工作,为了追逃,“张家界都去了好多次”。
  找线索、找疑点、破案,是刑警的工作模式,但是“转型”到社区后,他发现自己对任务的理解也要变化。以前对着的是不需要交流的犯罪嫌疑人,而现在则是“实打实”的社群氛围,需要他和民众沟通、和社区合作。
  解决劳资纠纷是日常之一,坪山区内有多家企业和工厂,外来务工人员的占比超过九成。实际上,陈玉方说解决欠薪问题并非完全对应公安机关的职责范围,但是大家还是习惯“有困难找警察”。
  他理解,工人的诉求都是“立即能拿到钱”,但是施工方一般无法及时地提供流转的资金,矛盾由此产生。报案后,派出所会协调两方到场沟通,而一旁的警察能提供的是“保证”的作用,“有公安机关在,口气上也不会出现动不动骂人(的情况),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
  陈玉方说,双方如果能冷静地对谈,很多时候都能顺利地达成协议,但这种看似小事若没有得到恰当处理的话,升级后则容易变成“群体性事件”。
  “都是很平淡的事情”,当他讲述起这些经历的时候不止一次表示。“就是我们通过日常的工作,让群众觉得公安是站在他们角度想问题的。”
  家庭、社区、街道,以及组成日常生活的每种元素,都是基层人员参与管理、治理的细微处,不同地域特征呈现出不同的状况,扶贫工作则是另一面。
  清远市清新县浸潭镇丁坑村是省定贫困村,半山腰上是一茬又一茬遇风弯腰的芒草。2018年,这里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数是21户45人。
  三年前,曾经是军人的杨峰选择到此成为驻村干部,也称作是丁坑村的第一书记。村里到了冬天便有开满桃花的“世外桃源”,这是山东人杨峰经常提到的迷人景色。
  但是到来前则曾需要经历一番波折。开车经过“老路”的时候,碰到一段段破碎的路面,路上的灰黑色石子硌得车子上下摇晃,杨峰笑说,“这路很难走是吧,我刚来的时候路比这难走十倍。”
  尖尖的石头,轮胎一碰到就能被戳破。为此,他曾经试过有一年修车花了上万元。
  喀斯特的地貌让这个村落形成无法蓄水的干旱农情,在高速路通车前,进村的路上还会不时出现塌方的情况,年轻力壮的村民注定要背井离乡出外打工,“空心村”的境遇摆在面前。
  杨峰到村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修建“引水工程”。他和两位当地的村干部为了找到水源点爬遍了附近的山头,路上还需要对付不期而至的毒蛇、野猪等动物。“那时候心里确实慌。”他说。但是当工程竣工后,村民发自内心地感谢政府,“那种真诚是能感受到的”。
  如今道路两旁都是小规模的玉米林,“你要不要?”一位农妇看到了经过的杨峰,热情地递上刚剥下的玉米。
  “不要了,你这个看着挺熟,可以吃了。”
  他想起来,有些媒体在报道里会提到说扶贫干部“白拿”当地民众的东西,其实这是偏颇的。比如他们若拿了玉米、花生等等作物,事后也会再送回东西给对方。而且在农村有自成一套的人情,“如果你不要,村民还会觉得你(这位干部)是‘不接地气’”。
  适应和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是驻村的第一步。杨峰很快就和村书记成超国熟了起来,这位书记说话爽朗,高音量,反复叮嘱他的是一句道理,“把自己当成村民”;杨峰笑说两个人是合拍的搭档,经常“出入成双”。
  丁坑村的户籍人口有553个,面积不算大。但是在很多基层组织里无关乎大小,无不蕴含着复杂、细致、充满较量的问题等待解决。
 
  城里,山里
  对此,在广州车陂街道旭景社区担任党支部书记、社区主任的姚沛现就深有体会。这个白天仍然很热闹的社区被称为70年代家园,下棋、练舞、遛弯儿的老人充盈着白天的时光。开发商以吸引70年代群体的社区设置为卖点,也因此决定了社区的人群构成:来自五湖四海,同时帮带小孩的老人居多。
  他们也正是居委会主力关注的人群。姚沛现说,老龄化社会就像在这个社区投下了缩影,“很多人的父母来自外地,有些可能连退休金都没有”,他们需要自己的活动,居委会则提供场地和机会。
  小区里有一处很小的唱歌亭,每天下午4点到5点,都会有老人在这里唱歌。但是有居民就认为影响休息,投诉过,“也是搞得轰轰烈烈的”。
  面对这个问题,姚沛现的处理办法是先争取周边的居民的意见,她和由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向小区内900多户居民派发了过半的问卷,结果大半是支持的,她就有信心了。“居民的事项,还是要以大部分的意见为主流”,她将结果反馈给投诉的业主,并且解释说“这是社区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你住的地方完全没有文化活动,你也不会喜欢”。
  “我多次做他工作,一次不行就再做,然后也发动邻居,让他知道大家的意愿”,后来,这位业主就接受了这样的情况,不再进行投诉。
  姚沛现认为,做社区工作,一是要掌握“大多数人”的意愿,这样解决问题就有底气;第二是足够耐心。
  “有人统计过,居委会涉及197条线的事项,我没统计过是否真实,但的确是很琐碎。”她说能理解有时候居民心里会有“一堵气”在,就像发生在很多老旧小区的加装和换电梯的情况,住在二楼的用户往往认为自己不需要电梯,还会影响到楼层的采光和通风,大多持反对态度。
  “换电梯”是目前普遍存在于老旧小区的管理难题,整项工程需要争取到每户居民的同意和资金才能动工,“缺一不可”。在旭景社区,这也是让人挠头的问题,第一台电梯的更换就经历了八个月的时间,直到现在,处理的时长越缩越短。
  姚沛现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不需要过多介入居民的事务,居委会做该做的事情就可以。
  对应到实践中的流程是,在业主大会里提议大家选出业主代表—每两层楼选出一个代表,“他们互相生活了那么久,多少都是熟悉的,互相说话比我们说管用”,这些代表便可以做“解说”的工作,互相交换信息;他们会参与到选电梯品牌,筹集资金的过程。
  “因为所有钱都是居民出的,他们自己才能做主,我们无法包揽。”而居委会则是“牵头监督”的分工,当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他们才会出面。
  对于不同意的居民,姚沛现也有一套解决的办法,譬如她会这样劝说,“换了电梯后你住得更安全了,要是出租,价格也能更高,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解说是必要的,或许是换着角度进行,抑或是换人来操作,她很开心的是,当熟悉她工作的居民越来越多,帮助和支持的人也变多了。
  远在千里外的乡村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相似的。
  成超国直言,村民的工作是难做的,“绝对可以这样说”。丁坑村里是弯弯曲曲的山路,开车拐过一个弯,才能看到又一群聚集的民居,但即使村委会建议在门前修建一条横平竖直的水泥公路,也会有少数人不理解。
  杨峰的办法也是,“如果说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
  有一种说法为人所熟知,那就是农村里仍保留着熟人社会的作风,像一张浓密紧致的关系网,这是被诟病的状态。
  清远市连州市龙坪镇驻松柏村扶贫第一书记的张少勇则认为可以利用这个特点来开展工作,当遇到有村民不理解的情况发生,“我如果不能劝服这位村民,便可以动员他的亲戚、邻里,熟人之间讲道理还是比外人强。”
  三年的驻村工作快要正式结束了,张少勇在这期间不仅帮助村里修了新的村公共服务中心,提升了村里的收益,还筹备开展了“一村一品”的建设工程,让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农产品。
  他笑说,现在接力棒要交给下一位驻村书记陈育东了。
  早已经作为队员在村里开展工作的陈育东接过话头,围在一群工作人员中,他也谈了自己的经验,“如果确实做不了的事情,就缓一缓,没必要硬推”。等到村民看到成果,发现做这些事情是有效果和好处的,那么他们自然就会产生参与的意愿。
  张少勇不认同扶贫是“大包大揽”,“不可能还帮忙娶妻生子,做所有东西”,他们和村里的干部有一定的分工,涉及民事的部分(比如修新的村委会时需要土地)交由本地人沟通完成,而资金、设计等更高层次的事项则凭借他们的能力来解决。最终的目的还是让贫困户自己具备“脱贫”的能力和意愿。
 
  工作和初心
  当初选择从老师的岗位离职加入居委会,是因为姚沛现在专职带小孩后“闲不下来”,再找的工作。但是没想到刚重返职场便要天天加班,连家人都劝她不如放弃。
  “人生百态,什么人都见过”,有刁钻的人,没到上班时间便对着来开门的她破口大骂;也见过贫穷到每月只领数百元的低保户。
当姚沛现感受到居民的反馈,是她觉得最值得的时候。
  社区里70岁以上的老人是重点关注的对象,龙伯是其中之一。几天前,独居的他感觉头痛得厉害,连忙跑去社区医院就诊,医生一测量发现血压已经飙升到200,便赶紧打到居委会,让人帮忙送他到大医院检查。
  他并非没有子嗣,唯一的儿子远在美国,也曾接他过去生活,但是老人不习惯异域文化,也不情愿被送去养老院。
  居委会成了他和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其实是很感谢他们的”,坐在病床上的龙伯说。另一位病友则感慨,“我们生起病来真的感觉很无助”,这位60出头的大爷说, “‘你帮我,我帮你’是很幸福的”。
  姚沛现记得,“当年我们书记指导说,能让小区里的老人家有活动的地方,健健康康,不让年轻人担心,‘你就成功了’。”她也记得有居民说,除非是高升他处,否则不会让她离开这个社区。
  生活的一点让步,不过是常态。陈玉方说,他在从警25年来就没有过过完整的年,年初二是分界线,要不就是从这天开始值班,要不是到这天才放假,所以能一家三口出去玩的机会很少,他觉得当警察就是会“付出多一点”。
  初始的经历并非等于初心,但是这也许不重要。陈玉方直言,在从惠州老家决定投考深圳警校的时候,没有考虑很多“高大上”的东西,那时候能有学校录取、分配工作,已经是年轻人的首选;后来,这份工作,成了他一生的职业。
  而张少勇回顾自己三年的驻村经历,有过一段适应期和迷茫阶段,他印象最深刻的场景之一是冬天—广东也有地方“像哈尔滨一样冷”,水管流出来的水是会结冰的。而他当时已经52岁了,已经算是年纪比较大的扶贫人员,“有时候,体力的确跟不上”。
  他知道每个有一定年纪的人都知道穷的滋味,“你想象不到我们小时候有多喜欢过年,有肉吃,有新衣服穿,还不用干活儿,不会挨骂。”而当扶贫的任务来到身上,他便将之视为“使命”。
  习惯基层工作的人,其实都不说虚话,有一件事情来,就把一件事情做好。
  本来在三年的第一阶段扶贫工作结束后,杨峰便可以离开,但是他选择留了下来,继续“第二期”的工作,再在丁坑村驻扎两年。虽然辛苦,但是他知道留下对村子的发展肯定有好处,“让村子里的项目有延续性”。
  过往的家禽养殖、个体规模的种植都是短期项目,发展长期项目才是有类似“造血”功能的举措,接下来他希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和集体农业。有数间民宿已经开工建于山脚下,而村子里代代相传的老种子—“绿皮黄豆”等作物若能规模化地发展,会比平时散养家禽获得的收入更高、更稳定。
  杨峰开玩笑说,有人说过如果扶贫干部进到村里,村里的狗还会上前咬你的话,那就是“不称职”的,“我们来了狗都是不叫的,还会摇尾巴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