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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朋友圈”

东汉的“朋友圈”

徐英瑾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 2019-08-01 | 南风窗

  自古以来,所谓“仗义疏财”,何尝又不是“仗财疏义”的另一种讲法而已呢?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大中华地区最体现儒家精神的技术发明,恐怕既不是福建的土楼,也不是遍布各地的祠堂,更不是包裹出三寸金莲的裹脚布,而是朋友圈。朋友圈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儒家特色的通讯工具与信息发布平台,充分体现了儒家“亲疏有别”的人际交往原则。譬如,你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将你的个人简讯在朋友圈中的可见状态从“一直可见”调整到“三天内可见”,或者干脆对某些人永远不开放,或者干脆就拉黑某人。或者,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私人的朋友遴选原则,立即组织出一个新的微信聊天群。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此便捷的操作,即使在技术条件远不如今天的东汉王朝也就早就有其雏形了,这就是以“八厨”“八顾”“八俊”“八及”为代表的东汉知识分子群体。
  先来看东汉朋友圈产生的社会条件。我们知道,太学是汉代利用儒学资源培养官僚后备队伍的重要机构。而在汉顺帝时期,东汉太学又得到了全面扩建,整个太学的教学与师生住宿面积可能有六万平方米,太学生数量有三万多人,而当时首都洛阳的整体人口也就六十万。如此多的太学生,显然是找不到如此多的官来做的,因为全汉朝也就是一千多个县令的职位。更麻烦的是,有限的官位被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大量瓜分,这自然更加引发太学生的不满。太学的同学经历与共同的利益诉求,使得太学生立即组织了相应的社会团体,以便维护自身在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的“股权份额”。“八厨”“八顾”“八俊”“八及”等组织的形成的社会背景,正是如此。
  但任何组织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撑,特别是信息交流管道的形成。好在东汉时中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发达的物流与信息传播管道。汉代曾流行一首诗,叫《饮马长城窟行》,里面就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一句。由此看来,汉代可能存在着能够及时运送鱼类食品而不至于使其在路上腐坏的先进物流系统。如此先进的物流与信息传播网络,显然为儒生的彼此交际提供了可能。
  但技术支撑背后的经济支撑也是不可或缺的,这就好比今天微信圈的维护,也需要群主在逢年过节忍痛撒点红包。而在当时,由于马匹送信是唯一可行的快速传递消息的方式,而私人之间的邮件往来又不能走官府的报销程序,所以,能够经常通信的人肯定就是土豪。但支撑这些社会交往的经济实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实际上,当时能够到太学读书的人,都至少是地方上的中小地主的子弟,彼此接济根本就不在话下。比如“八厨”这个说法,本来指的就是八位能够仗义疏财的大贤。而自古以来,所谓“仗义疏财”,何尝又不是“仗财疏义”的另一种讲法而已呢?
  不过,朋友圈一旦固定,也难免偏私护短。“八及”里的张俭在做山阳郡东部督邮的时候,因为检举宦官侯览亲属住宅超标,与侯览结下了梁子,后一时冲动杀了侯览老母,被朝廷通缉。张俭根据朋友圈里的好友名单,一路找人庇护,结果朝廷按照朋友圈的线索,一路追杀庇护者,就连孔子的后人孔褒也因为藏匿张俭被处极刑。这个张俭可谓史上最坑友的朋友圈群主。有意思的是,汉末的名士朋友圈里这么多人,到了动荡的三国时代,留下重大历史印记的也就是张邈与刘表二人。张邈本是曹操的好友,后因为与吕布结盟反抗曹操,反而使得自己的家眷都被曹操所害,他本人也被部下所杀。刘表则趁着孙坚打董卓的时候获得了荆州,但最后因为接班人不当,使得荆州最终落入曹操之手。而历史的赢家曹操,本不是上述朋友圈中任何一圈的核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