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debar

玛莎拉蒂女孩的奢与罪

玛莎拉蒂女孩的奢与罪

本刊记者 李少威 | 2019-08-14 | 南风窗

  奢靡是有后果的,一般是恶果。或在眼前,或是将来,代价总要支付,而且不是由奢靡者独力支付,代价一定是结构性的:本人支付+社会公摊+不相干者承担。

  前有郭美美,后有谭明明。她们有很多共同点:年轻,漂亮,有钱,爱炫富,生活奢靡。
  还有,年纪轻轻,都闯了大祸。
  一个人如果合法获得财富,如何支配这些财富是他的自由。因此,作为它的逻辑延伸,奢靡的生活是无可指摘的,也就是说,奢靡,是中性的。
  但是,这两位年轻女性和那两辆玛莎拉蒂却告诉人们,奢靡是有后果的,一般是恶果。或在眼前,或是将来,代价总要支付,而且不是由奢靡者独力支付,代价一定是结构性的:本人支付+社会公摊+不相干者承担。
  比如,郭美美让整个中国慈善体系面临信任危机,随后几年社会慈善冲动明显退化,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因此无法获得帮助。
  比如,谭明明以一种炼狱般的方式剥夺了两个无辜者的生命,并让宝马车上唯一一名幸存者的人生被颠覆,毁了几个家庭。
  凭什么?随着中国社会财富的日益积累,我们不得不严肃面对这一问题:奢靡,是中性的吗?
 
  “富二代”的光荣
  郭美美和谭明明都喜欢炫富。郭美美事件过去有点久了,就不再细说,人们一直记住的是她的玛莎拉蒂。
  谭明明醉驾的惨祸发生以后,网上流传着她的一条朋友圈动态。摘抄一下要点:
  1.老娘的鞋+包,能买辆法拉利,有一两百双新鞋,LV、CL堆成山,看见LV都想吐;2.家里开公司的,本打算把爹妈、爷爷奶奶都晒一遍,这是我的骄傲;3.平时零花钱,我爹都是一万两万的给;4.我长得好看家里有点钱,咋了?
  这些信息,集中指向一个观念—我是个奢靡的“富二代”,我骄傲。
  这篇文章的主题,属于训诂学范畴,就是研究“奢靡”这个词的词性。研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许多词的词性变动不居。
  比如“年轻”“漂亮”一般是褒义词,但和郭美美、谭明明放在一起就降为中性;再比如“富二代”,印象中这是个贬义词,而近些年已经逆袭为褒义词,这从谭明明的骄傲就可以完全看出。
  本来,家里是贫是富,都无关毁誉,一者贫富与荣耀无关,二者生于何种家庭并非个人功利选择的结果。不过,现实案例加上思维想象,定义了“富二代”。在社会观感里,他们是笛福所说的“除了决定要成为懒惰和不努力之人以外便无须做任何事情”的人,是威尔纳·桑巴特所说的“对经济生活完全袖手旁观”的“菜汤上闪亮的油花”。
  可以认为这是社会偏见的一部分,因为许多优秀的富二代也在努力拼搏。最终让“富二代”逆袭成为一个好词,王思聪功不可没。他说自己“高富帅”占一样即可,不需要帅;他家里不仅仅是“有点钱”,一个亿只是一个小目标;他是拿着首富爸爸的钱,但却在努力办企业;他会四种外语,玩游戏玩出世界冠军;他不作恶,而且经常以网红的角色攻击不道德现象。
  当然,让他成为“国民老公”的,最终是他的钱。但这已经是很好的“巨富二代”了,虽然孙宇晨说他是“靠爹的”“搞个直播都倒闭”,但粉丝会说“你知道他多努力吗”,孙宇晨搞“传销”难道更光荣?
  看上去,王思聪以一己之力,让“富二代”这个词不再难听,反而变得非常动听。然而如果认为这种社会文化的颠覆性转变真的寄托在某个人身上,就太天真了。在“富二代”的词性转换上,王思聪的出现只不过是“时势造英雄”。
  经济学家凡勃仑在其名著《有闲阶级论》里为我们梳理了一个进化论式的发展过程,在他看来,“财富=荣耀”是社会“进化”的结果。
  他说,人类社会早期,在战争中展现勇气与力量是荣耀的主要来源。—注意,此时荣耀来自“一个男子的威力”,即勇气与力量,大约相当于柏拉图所说的“血气”“爱荣誉与爱胜利”,也就是说,荣耀是由品性塑造的。
  作为战争结果,战争能手总能收获更多战利品,包括奴隶和其他物质财富。这些战利品不是荣耀,只是显示他的荣耀。但“事情正在起变化”,财富正在“成为衡量成就的可敬程度时最容易被认明的确凿证据”。
  继而,显示荣耀的财富逐渐变成了荣耀本身。想要获得社会地位,就必须保有相当的财产,“拥有财产,起初只被看作是能力的证明,现在则被理解为其本身就是值得赞扬的一件事”。这时,荣耀被异化了,也被物化了。
  最后,经过进一步演进,“人们觉得由上一代或别的方面移转而来的财富,比之由保有者自己努力挣得的,甚至还具有更大的荣耀性”。
  到这里,荣耀的原初意义彻底废了。在当今存在的大部分社会里,财富即荣耀,越容易获得的财富越是荣耀,这一价值观都已经运行了相当长的时间。
  按照凡勃仑的发现,“富二代”的光荣是必然要降临的,那么,郭美美、谭明明只不过是这一浪潮裹挟着的一个小水花,真正的大部队,还在视野之外。
  “由上一代或别的方面移转而来的财富”,这是个非常有力的表述。挥霍无度的人,一般不是挥汗如雨的人。谭明明如此,郭美美也是如此,她们的财富是从“爹”或者“干爹”那里“移转”而来的。
  奢靡的人、炫富的人,往往都是不劳而获的食利者或寄生者。
  劳动者,一会更珍惜劳动成果—比如任正非先生,他的朴素是众所周知的;二没有时间去奢靡、去炫富、现代的工作是滚动的、繁忙的;第三,综合第一和第二,他们也不需要“一、二百双新鞋”。
 
  食利与寄生
  一般情况下,食利者是依靠存款,尤其是专门依靠持有有价证券以取得利息、股息收入为生的人。
  食利者同时也包含寄生者的意义,而寄生,就不止于寄生于金融领域,即便“爹”或者“干爹”是劳动者,本人不劳动,也是寄生者,寄生于社会。
  两位年轻女士的“爹”和“干爹”,其财富是通过合法的努力挣来的,还是“由别的方面移转而来”,没有足够权威的材料来定性。不过当我们放眼社会,相当一部分“爹”和“干爹”,都有非正当的门路,或者通过完全不经过生产环节的资本投机积累财富,则是毫无疑问的。
  一百年前,布哈林对食利者批量产生的过程的简洁概括,今天听上去仍然如此贴切。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异常迅猛的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资本价值’。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由于各种各样信贷形式的发展而流入到与生产没有关系的那些人手中。这些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并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阶级—食利者阶级。”
  一部分人,尤其是那部分“不但脱离生产领域还脱离流通领域”的人,财富来得非常轻而易举。而财富的效用需要兑现,年轻女孩的玛莎拉蒂和“堆成山的LV”正是兑现的方式。
  这种兑现方式,对凡勃仑而言就叫作“代理有闲”。依靠他人的自愿供养而生活的人,有一个重要功能—彰显供养者的财富,亦即荣耀。而实现这个功能的途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消费。
  阔太太一掷千金,但光荣属于她的丈夫。
  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如果一个富人,他的妻子或女儿因为奢靡生活的不断深化而最终酿成恶果,这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整个家庭合谋的结果。
  恶果不一定发生,郭美美和谭明明在出事之前都是风光无限的,所以大部分这样的家庭并不会意识到生活方式本身埋藏着是非之辨,以及道德风险。一个个这样的家庭(或者干爹、干女儿这种“类家庭”),组成社会的经济上层,从而介入和修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那就是文化问题了。
  只不过,当下的社会出于实用主义目的,不愿意承认这个问题。
  如果时光倒流30年,“奢靡是不是中性”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
  那么,价值观念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要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活动中去找原因。
  “近几十年来”,中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换,这个根本性的转变,是一切观念意识变革的前提,这意味着,凡勃仑和布哈林讨论资产者的那些属性,将更加适合解释当前的社会。必须说明,这里并不是赞同计划而反对市场,只是一个事实陈述:计划经济是从生产出发的,而市场经济是从消费出发的,它们所依托的经济学理论同样如此。
  与市场相配套的经济学理论,其心理学基础就是人的主观欲求,所以经济主体的消费需求和愿望是第一位的,生产的目的就是去满足这些需求和愿望。市场是“绝对中立”的,有购买力的人,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顾客就是上帝,只要掌握货币,就能在市场上获得尊荣,而不管这些货币从何而来—挣来的、借来的、坑蒙拐骗来的,都无关紧要,“爹”或“干爹”给的,就更天经地义了。
  社会变了,奢靡的生活也就不存在道德压力了。相反,由于消费而不是生产对于经济至关重要,奢靡甚至还是一种美德。正如J.F.麦隆所主张的那样,讲求奢侈可以使经济繁荣,从而让国家兴旺。
  布哈林概括食利者的特点,最突出的就是消费者心理。“消费是他们全部生活的基础……‘消费的’食利者面前有仅用于乘骑的马、地毯、香烟和托凯酒。如果他偶尔谈到劳动,那他最乐意谈的是摘花‘劳动’或是花费在购买戏票上的‘劳动’。”
  描述的内容由于时代的原因而在今天显得过于高雅了,但它依然形象,消费领域,就是今天制定社会规则和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领域。“富二代”的光荣从消费市场里诞生,食利者和寄生者的天地也由兹打开。
  “躺着也能有钱花”,这是许多人的梦想,郭美美、谭明明们,正是这种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的梦想的承载者,是无由实现梦想的人的心理投射。在出现意外之前,她们都是消费主义的英雄,被众人仰望—包括后来骂她们的人中的相当一部分。
 
  奢靡,不行吗?
  到了面对问题的时候:奢靡是中性的、禽畜无害的吗?
  先来说清楚“奢靡”这个词的意思。就词义而言,是奢侈浪费、挥霍无度,这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不违法,承认一种基本的自由,只是包含“不提倡”的倾向。
  正如美国媒体人揭露刘强东一家乘坐专机来往中美,可计算的成本至少300万元人民币,而中国社会对此的反应主要是“人家自己赚来的钱,怎么花是人家的自由”。这说明“奢靡中性论”是一个共识。
  况且,“奢”是相对的,对于一个底层者而言,花1000元吃一顿饭不可想象,但对于社会顶端的人,连零钱都算不上。正因为“奢”的主观性,所以对它的界定必须具有包容的、弹性的意识。
  靡还有“倒”的含义,所以里面有一种警示味道。北宋寇准是一代名臣,但作风极为奢靡,司马光训诫自己的孩子就举例说:“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司马光也没有谴责的意思,只是认为不足为训,重复李商隐的观点:成由勤俭败由奢。
  然而,正是奢很可能导致“倒”,而且概率极大,倒了之后引起什么后果,这是界定奢靡行为究竟是不是中性的关键。
  奢为什么会倒?因为奢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升级过程,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自我崇拜的升级,按社会心理学的说法,是“语言成为信念”的过程。因为拥有财富是值得崇拜的,因而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会自我崇拜,拜物教会不断加强对人的控制,这一点从谭明明的朋友圈语言当中就能体会到。
  二是对贫穷的鄙视会升级。富裕之所以荣耀,是因为存在贫穷,相对贫困永难消除。贫穷不值得鄙视,但鄙视会让富裕者获得心理优势,而心理优势是会上瘾的,所以鄙视一旦开始就会持续加强。
  三是前面两个升级,都很容易爆破。自我崇拜里“膨胀的个人主义”会让人走向触犯律条。比如谭明明,你一定不会相信她此前没有主观故意的违法驾驶行为,出事前已被扣24分的事实证明了这个膨胀到破裂的过程;比如2013年的“海天盛筵”部分人聚众淫乱事件,人们也不会相信这些人都是初犯。鄙视贫穷者的“仇穷”心理,则会让他们和社会大多数人发生现实冲突,让阶层关系变成一个火药桶,一个偶然的火花就会把它点燃,进而引起反噬。
  现在来到一个关键性问题上了:奢靡者倒了会怎样?
  穷人倒了,比如骑自行车栽进沙井,或者从建筑脚手架上掉下来,结果只是他个人付出药费或生命代价。而奢靡者倒了,前文所说的结构性代价一般会毫无意外地出现,他们病了,全社会一起吃药,还有一些无辜者要陪葬,甚至“先走一步”。
  所以奢靡不是中性的。“乱花自己的钱”确实天经地义,法律不管,但前提是必须在一个度的范围内,超越了这个度,就可能造成公共危害,那法律就要管了。因而,有权利意识是让人欣慰的,但表述的时候不能总是忘记义务,否则,用卢梭的话说就是“我们的风尚中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
  那么,什么人最应该自我警惕呢?
  社会阶层划分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而财富划分则是一个倒金字塔结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离物质生产越远,那么他的收益率就越高,如果他彻底不从事任何生产仍能居于金字塔上部,那他的收益率是无穷大的。所以,越是远离物质生产的人,就越有可能奢靡。郭美美、谭明明是这样,参与“海天盛筵”聚众淫乱事件的主要是些富二代、娱乐圈人士、名媛、“嫩模”,也证明了这一点。
  欢迎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