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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盛世,升平背后有不测之忧

大唐盛世,升平背后有不测之忧

本刊记者 尤丹娜 发自江苏无锡 | 2019-09-12 | 南风窗

  —专访原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张国刚教授
 
  从逻辑上讲,社会的发展方向、速度、治理面貌是精英塑造的。但精英不是凭空塑造,一定要反映芸芸众生的利益,这直接决定了管控成本的多寡。

  近日,《长安十二时辰》的热播引发公众对唐代历史的讨论。剧集中的诸多设定在真实历史中是否存在?大唐光鲜靓丽的盛世气象是否表里如一?主角张小敬这样的“小人物”是否真的能够塑造和改变历史?
  带着这些问题,《南风窗》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原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张国刚,他对记者一一解释了剧情与信史之间的参照演绎,分析了大唐盛世外衣掩盖下的忧患,并提出:是精英规则与公众意志间的平衡塑造了历史。
 
  真实与虚构之间
  南风窗:在《长安十二时辰》中,主角张小敬最重要的身份是“不良帅”,真实历史中的唐是否有“不良人”和管理他们的“不良帅”这一职位?
  张国刚:真实历史中的唐确实有“不良帅”“不良人”,是有史料依据的,清朝和唐宋的笔记也有记载。《唐五代词语词典》中将“不良人”解释为“劣迹斑斑的人”,这实际上是错误的。
  “不良人”在今天对照起来是城管、协警这样的角色,领导他们的人就是“不良帅”。这个队伍一般由家世较为清白、有良好记录的青年构成,协助做侦探一类的工作。县里的正编干部数量有限,他们被政府临时征召,以免除部分徭役为酬赏—这不是唐的创新,历朝历代其实都有一个类似这样的队伍,可能不叫“不良人”“不良帅”,比如汉朝时叫作“谁何”,但在工作性质和犒赏方式上是一样的。
  历朝中央集权的政府为了管控社会治安,都会在民间征召年轻人来协助管理。
  南风窗:这种管控方式算是“以民治民”吗?
  张国刚:可以这样说。中央集权政府在管控社会治安方面的任务确实比较繁重,如果设置专门的部门、人力去从事这种侦查与管控,管理成本可能会很高,甚至还会形成一股像“公、检、法”这样独立的政治势力,影响到中央集权下的统治。
  由民间的青年来做,仅需免除部分赋税,成本会降低。这些“没有编制的官吏”,也很难形成一股能够威胁到中央政府的政治势力,一举多得。
  南风窗:贯穿全剧的一样重要物品是标注了所有暗渠、密道的“长安舆图”。长安的城市结构是108坊,这种布局结构的政治原因是什么?
  张国刚:唐时期的长安城是继承了隋朝大兴城的结构,结构布局上比较对称,有宫城、皇城、外郭城。宫城是宫廷居所,皇城则容纳居民百姓及坊市。每个坊间有墙,横竖皆可通行。
  唐的这一里坊制度将普通民众与宫廷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北面是宫城,南面是皇城,坊内有简单的日用品,大宗商品则集中在东市、西市里交易。
  这个制度显然更方便管理,有一种中世纪前的色彩,生活区、居住区、商业区严格分开,搭配宵禁制度,对人的管理非常严格。但这是非常不方便出行的。所以这还是一种更便于管理的布局方式。安史之乱后,这种管控就逐渐松散,到了宋代,自由度就完全打开了。
  南风窗:剧中出现了“祆教”等多种宗教的身影,唐时期长安城中的宗教组成是怎样的?这些宗教组织和朝廷的政治关系如何?
  张国刚:唐时期长安城内的宗教组成是杂糅的,主要以佛教为主。经过汉唐几百年的传播,佛教已经中国化。除了佛教以外,还有“三夷教”—景教、摩尼教和祆教—也就是拜火教。它们在长安都拥有自己的寺院,但“三夷教”主要是胡人信仰,汉人信仰的不多。但这些宗教在长安城内各行其道,也被官府和百姓一视同仁。
  开元年间,唐朝非常博爱,政府允许各式宗教在长安城内传教、建寺、集会,但没有政治势力站队或保护。
  南风窗:整个故事有一条隐含的政治斗争线索,即圣人(唐玄宗)想让宰相李林甫代政,自己去山庄归隐,引发了太子及其党人的不满。在真实的历史中,唐玄宗确实有此打算吗?
  张国刚:真实历史中的唐玄宗其实没有这个打算。剧中之所以这样写,可能因为唐玄宗跟高力士曾经讲过一段这样的话:“朝事付给宰相,边事付于诸将,夫复何忧?”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唐玄宗不会真的将皇权交给宰相,自己去归隐。
  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是宰相处理日常工作,皇帝一般行使把关的职权。真实历史上的李林甫是一个行政能力很强的宰相,甚至都没有明显的贪腐行为,只是与太子交恶才在后期备受指摘。唐玄宗对李林甫之前的几任宰相并不满意,或性格刚硬或行政能力不足,都不及李林甫称职。所以这段话其实是皇帝对当了近二十年宰相的李林甫职业能力的一种肯定。
  南风窗:剧中大量使用“大案牍术”,跟今天的“信息数据化”和“大数据”很像,可以短时间内查到一个人的犯罪记录、特长技能等信息,也能按条件找到合适差事的人。真实的唐时期是否有专门负责统计数据的部门?它发展到怎样的程度?
  张国刚:真实的唐没有所谓的“大案牍术”。唐时期的档案管理部门叫“甲”,存放档案的地方是“甲库”。在甲库中存放的主要是官员的履历档案、各地的户籍资料。另有“工匠簿”记录只能为官府服务的专业匠人,一些不归官的雇佣工匠亦有一些摸底记载,但这些都是逐级存放的。
  中央有一个部门能将所有地方甚至民众的底细摸清,在古代社会是难以实现的。但唐的文书档案管理确实比较完善,制度也比较严格。
  南风窗:剧中最重要的部门“靖安司”,在真实的唐朝廷中有参照物吗?真实的唐朝政治里,会有这样一个“横空出世”的部门出现吗?
  张国刚:唐朝没有的。开元时期唐朝的治安由京兆尹管理,后期有禁军、金吾卫。唐的气质总体是大气的,没有类似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一般的部门。
 
  表面升平之世,实有不测之忧
  南风窗:《长安十二时辰》故事发生的当天是“上元节”,在唐时期,“上元节”从官府到百姓,有什么不同于从前的制度或庆祝形式?
  张国刚:“上元”这个概念很早就有。最早的庆祝活动可以追溯到隋炀帝在洛阳举行博览会招待西域胡商,通宵达旦,火树银花,非常热闹。但此时还属于宫廷的一种外交式的庆祝。唐时期开始,上元节会有一天的时间庆祝。到唐玄宗时期,变化是将庆祝上元节的“假期”拓展为三天。三天用来观灯,宵禁也不特别严格。喜爱热闹的唐玄宗还会以官方的身份在宫廷摆放大灯庆祝。“上元节”开始与春节分割开,成为独立庆祝的节日。故事发生的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时期对上元节的庆祝更具官方色彩,更有全民性质,比隋炀帝时期的偶然为之更为制度化。
  南风窗:在剧中,长安百姓对街头行走的“胡人”习以为常,对各种异域物什司空见惯。唐时期能够如此开放的原因是什么?
  张国刚:唐能够达到如此的开放程度,首先从深层次来讲,跟它的立国基础有关—大唐胡风。唐的建立者出自北魏,且很多有着胡人的血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妻子长孙皇后都是胡人。所以“胡”在他们眼中和传统汉人的看法不同,统治集团内部不觉得这是“非我族类”,乐称“天可汗”。
所以大唐的包容性,不仅仅是中国古典文化中带有的包容,还要从唐朝的政治传统来看。
  南风窗:你心目中的大唐气象是什么样?
  张国刚:大唐,尤其是在开元天宝时代,整个社会比较多元,其中的人也是神采飞扬的。在文化上,多种宗教与思想相互碰撞,唐诗、音乐歌舞动人美妙,在对外交流方面又没有太多民族主义色彩,外国人也能来大唐自由地做生意、考科举甚至做官。在社会经济方面,也达到了一个巅峰,甚至每个乡村都能有自己的学校。社会文明程度也很高,七八岁的孩子都懂得礼让,社会治安也很好。
  总体来说,唐的气质雍容大气,富庶繁荣,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不能被忽视的盛世。
  南风窗: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剧中在强调年份时会说“天宝三载”,这也是《资治通鉴·唐纪》中对这一年的称呼。但是天宝元年、二年,都是叫“年”,从这第三年开始曰“载”。《尔雅》里面解释“载”是说“唐虞曰载”,这是唐玄宗对治世现状的一种自满吗?繁华长安以外的百姓生活,真的皆是盛世吗?
  张国刚:称“载”确实有复古之意和“唐虞之世”的一种暗喻。开元天宝年间总体而言,唐朝是盛世的。《通典》里面讲开元天宝年间,行千里不必带防身武器,人们好客有礼,热情洋溢。官府有马匹代步,民间有驴供行人使用,是十分富庶的。这种富庶和生产力相关,“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
  但同时,土地兼并的情况很严重,很多流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寻找新生活。一个社会总是这样,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失去土地的农民找到的新生活,就是逃避政府监管。人口在增加,土地在变少,对于土地的霸占又欲壑难填,政府试图杜绝土地买卖,但这一买卖从未停止过。一个普通家庭很可能因为一个变故不得不出卖土地,从此失去果腹的权利流离失所。  
  所以开元天宝年间的繁荣掩藏着很大的危机,土地资源减少,百姓人口增加,用传统的国有土地均田制来达到土地平均化的制度模式走到了尽头。繁荣的背后是自北魏以来国家控制土地分配模式发展的最高峰,也意味着这一制度的红利已经到达顶点,此后只能行下坡路。这是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转型时期,但很遗憾,唐政府没能抓住机会进行提前改造。
 
  塑造历史的是平衡
  南风窗:《长安十二时辰》是小人物拯救世界的故事。你觉得历史是由大人物写就,还是由无数的普通人织就呢?
  张国刚:我个人认为,精英人物和普通百姓在历史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人类世界是由规则构成的,精英制定规则,来规范普通百姓的行为。但这个规则必须遵循两个要素的平衡:一是精英的利益最大化,二是以最小的成本来管理普通百姓。如果过度追求精英利益的最大化,势必会带来高成本的管控甚至失控,所以制定规则时,必须要把握其中的平衡。
  所以,从逻辑上讲,社会的发展方向、速度、治理面貌是精英塑造的。但精英不是凭空塑造,一定要反映芸芸众生的利益,这直接决定了管控成本的多寡。
  因此,如果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小人物拯救世界是很个案、很偶然的情况,他还是会在历史格局中扮演原本的角色。即使风云际会,这个角色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也不能说是小人物推动创造的。
  所以塑造历史的是一种平衡。
  南风窗:通过热播剧或有一定历史依据的小说来引起普通观众的兴趣,主动去了解唐时期的真实历史,是认识唐代的一个很好入口吗?
  张国刚:文艺作品、电视剧能够忠实历史是最好的。剧本能够在服装、制度、道具方面尽量忠实历史,让唐朝的文化真实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是非常可贵的一种尝试。
  如果作为唐史研究者,为这些作品提一些意见的话,就是希望尽量在故事情节和人物上忠实历史。如果历史上有这个人,就应该忠实历史;如果想要张冠李戴,不妨虚构一个人物来完成故事设定。正如你前面问到的很多问题,人是真实的,事情却是虚假的,这就误导了人们,带来错误的印象,为历史教育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古典文学中就有类似的教训,《三国演义》的人是真的,假的事情太多,最后真假难辨。
能够恪守真人真事,假人假事,道具、情节、场景要有历史的真实—如果没有历史的真实,至少要有文学的真实,这是我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