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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自杀”之谜

爱泼斯坦“自杀”之谜

顾登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2019-09-18 | 南风窗

  爱泼斯坦并不回避对年轻女性的癖好,但他可能把这场游戏最隐秘的部分留给了自己和少量挚友,而这场流动盛宴上更为广泛的资源,只被他用来标榜和背书。

  美国当地时间8月10日清晨,66岁的犹太投资家杰弗里·爱泼斯坦,被发现于纽约曼哈顿的惩教中心牢房内自杀身亡。一个月以前,他因涉嫌在2002-2005年与18岁以下未成年少女发生性交易,被纽约警方羁押。
  由于爱泼斯坦与上流社会关系密切,且自杀过程存在漏洞—两名当班狱警未严格按规定巡查监房,外界一度怀疑爱泼斯坦死于“他杀”。而纽约市首席医学检查办公室8月16日确认,爱泼斯坦确系死于上吊自杀。一位知情人士早前透露说,爱泼斯坦是将床单绑在他双层床的上部,勒住脖子后跪下自尽。可是,爱泼斯坦的律师团不满法医判定“自杀”,表示要推动独立调查。
 
  从“与未成年人性交易”到“教唆卖淫”
  爱泼斯坦此番被纽约警方羁押,属于“旧账新算”。
  早在2005年3月,佛罗里达州一位14岁少女的继母便向棕榈滩县警局报案称,爱泼斯坦以300美元诱使其女儿为其提供“裸体按摩”服务。警方随后调查发现,类似情况还有几十起,受害人描述也大体一致:
  从同学、熟人处,听说为爱泼斯坦按摩可“挣快钱”;顺着豪宅内螺旋式扶梯进到二楼的主卧,在昏暗的灯光下为赤裸的爱泼斯坦按摩;爱泼斯坦频频发起性挑逗,与不拂逆其意的少女发生性关系,后者在按摩费之外可拿到包括金钱、礼品甚至工作机会在内的奖赏;部分受害者变身“招募者”—每为爱泼斯坦成功招募一名少女,可挣得200美元的“人头费”。
  2006年,根据警方固定的证据,检方曾起草了一份长达53页的起诉书,若相关罪名成立,爱泼斯坦将面临终身监禁。然而,次年10月,爱泼斯坦辩护团队与时任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检察官亚历山大·阿科斯塔(Alex Acosta)达成一项认罪协议:爱泼斯坦承认两项教唆卖淫罪,同意被登记为“性侵者”;作为交换,检方停止对潜在受害者及其他涉案“大人物”的调查。
  2008年6月,爱泼斯坦被判入狱13个月,在棕榈滩县服刑,一周可六天外出“工作”,来去相对自由。
  这一协议的本质,在于对犯罪性质的重新界定,即警方和受害者起初认为的“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交易”这一联邦重罪,被检方修正为“教唆卖淫”—爱泼斯坦本人将这两者的区别,类比为“杀人”与“盗窃”。由于不涉及联邦重罪,围绕爱泼斯坦案所发生的一切,都被限定在了佛罗里达州法院之内。
  去年11月28日,《迈阿密先驱报》根据掌握的当年爱泼斯坦团队与检方往来的电邮报道称,此一认罪协议“几乎由爱泼斯坦律师团队起草”,检方则“一再默许、让步”。由于前者在选择管辖法院、控制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加上认罪协议规定其内容在法院宣判之前不得公开,在2008年6月的庭审中,检方当时认定的36名受害者竟无一人被通知到场,而只能通过电视了解审判情况。
  由于该案起诉环节广受质疑,去年年底以来,佛罗里达州检方展开重新调查。受害者的律师,再次以“参与组织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的罪名起诉爱泼斯坦;一并被诉的,还有涉嫌违反《犯罪受害人权利法案》的认罪协议。今年2月,美司法部着手调查该认罪协议的合法性以及当时检方是否存在渎职行为。
  8月9日,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发布一份法庭文件,关联原告之一弗吉尼亚·罗伯茨·朱弗雷(Virginia Roberts Giuffre)先前控告爱泼斯坦前女友的诉讼。这份法庭文件篇幅超过2000页,包含大量针对爱泼斯坦的图片指认。文件发布不足24小时内,爱泼斯坦自杀身亡。
 
  围猎“边缘”和“脆弱”群体
  一位爱泼斯坦案受害者说,“无家可归”是自己和有着同样遭遇的伙伴们的核心特征。调查显示,受害者大多来自单亲或非原生家庭,其监护人监管往往缺位,且存在购买食品、衣物等经济需求。
  一个细节是,在女孩进入二楼主卧之前,爱泼斯坦的管家通常会在一楼厨房为女孩提供面包和麦片,供其“狼吞虎咽”。
  这意味着爱泼斯坦所围猎的,是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脆弱年轻女性:未成年少女面对金钱诱惑和权势恐吓,本就容易误入歧途;有效家庭监护的缺位,更让她们易陷入贫穷与孤立的状态,事发后寻求司法救济的难度极大。
  此外,社会边缘人群更易发生药物滥用、吸食毒品甚至犯罪等情形。这直接导致部分受害女孩的个人信誉度偏低,进而影响其证词的效力。
  2005年首起曝光案件中,当事女孩曾因“行为不当”在一家青少年教育矫正机构接受治疗;爱泼斯坦被起诉后,其律师团队把女孩的MSN空间(Myspace)中部分粗鄙言语、裸露照片,当作原告证词不可信的证据提交给检方。
  除精心挑选围猎对象之外,爱泼斯坦在过程和环节上也处处小心:通过“付费按摩”的幌子来模糊与未成年少女性交易这一本质;采以“受害者发展受害者”这一类似传销的招募方式来降低自身风险,也让受害人同时成为“加害人”而“被迫沉默”;佛罗里达法律规定“成年”标准为18周岁,受害女孩在被招募时均被要求自称“18岁以上”,以让爱泼斯坦掩耳盗铃式地认为其行为未涉及“未成年少女”,这一长期自我心理欺骗,甚至助其通过了警方的测谎。
  在如今愿公开指控爱泼斯坦的4位受害者中,最为出名的朱弗雷回忆说:16岁那年,她被招募并接受数月“培训”,后多次供爱泼斯坦及其结交的权贵寻欢作乐,直到19岁那年逃离魔窟。
  朱弗雷明确指控的,包括了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在内的多名政商学界要人,而德肖维茨便是当年那场认罪协议谈判中,爱泼斯坦团队的核心成员。
  面对朱弗雷的指控,所有人均矢口否认。时隔多年,取证几无可能;更何况,哪怕朱弗雷的早年经历中存在丁点的“主观意愿”,也足以给德肖维茨这样的大律师充分的发挥空间。
  天平的两端,一边是金钱、权势和顶级律师编织的“梦之队”,一边是处于边缘地带孤独飘摇、无家可归的脆弱少女—如此情状下,事实正义对于受害人而言,难免成为镜花水月。而最新法庭记录显示,爱泼斯坦在自杀身亡前2天,曾签署遗嘱将自己的近5.8亿美元资产转入信托基金,受益人为其弟弟马克。这可能让受害者们更难染指他的遗产。
 
  前景黯淡的清算
  天平向受害者一方的倾斜,始于2017年以来的“MeToo”运动:社交媒体让好莱坞金牌制片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持续发酵,最终演化为全球范围内的女权保护运动。今年上半年,民主党2020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因早年与女性“不当接触”而受诟病,奠立了“MeToo”在2020大选中的议题地位。
  在去年年底被检方重新调查前,爱泼斯坦原本已淡出公众视野,但主导当年认罪协议的时任佛罗里达南区联邦检察官阿科斯塔,在2017年就任特朗普政府的劳工部长,加上对爱泼斯坦性丑闻的重提有利于唤醒选民对特朗普本人性绯闻的回忆,这在逻辑上为民主党把爱泼斯坦绑上2020大选的战车提供了支撑。
  民主党虽力挺“MeToo”运动,但对于爱泼斯坦案的“武器化”,民主党也是投鼠忌器。2005年以前,爱泼斯坦的政治捐赠主要集中于民主党;作为老牌“纽约客”,其与纽约、硅谷、好莱坞等民主党大本营瓜葛颇深;就在爱泼斯坦死亡的前一天,新公开的法庭资料显示,资深民主党人比尔·理查德森以及乔治·米歇尔亦被指控。
  爱泼斯坦与两党最为显眼的牵涉,还在于与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关系上。坊间热传,爱泼斯坦曾有特朗普及其身边人的14个电话号码、克林顿及其身边人的21个电话号码。而爱泼斯坦豪宅内近日被发现的一幅“蓝裙女装克林顿像”,也被拿来说事。
  不过,克林顿方面7月以来通过发言人,澄清了前总统与爱泼斯坦本人的6次接触,表示均有工作人员在场;特朗普方面,表示除了20世纪二人共同出席一场派对以及2002年特朗普表扬爱泼斯坦是个“有趣的人”之外,二人并无更多牵涉,甚至特朗普在爱泼斯坦摊上官司前后,就已与其断交。两位总统如今对自身和爱泼斯坦关系的界定相当一致:十几年没有和他说过话了。
  爱泼斯坦2009年出狱后,仍与他往来密切的人中,有英国女王的次子安德鲁王子。一段拍摄于2010年的视频显示,安德鲁王子从爱泼斯坦所居住的联排别墅大门里面,亲热地将一位褐发美女送出。另外,前述美国女子朱弗雷称,早年曾被迫在伦敦、纽约和一座爱泼斯坦拥有的加勒比私人岛屿上,与安德鲁王子发生性关系,当时她还未成年。但白金汉宫多次声称,一切有关安德鲁王子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的言论均不属实。
  自7月爱泼斯坦被羁押以来,“总统、首相、王子、教授、明星、议员”等高阶名词反复闪烁,人们越发关心权贵名流是否“涉性”。但《迈阿密先驱报》调查记者坦言,包括克林顿、特朗普在内的所有要人与爱泼斯坦存在联系,并不能证明他们参与了后者的非法勾当。
  更为浅显的逻辑在于,经过14年沉淀后,新一轮调查、起诉依然只是聚焦过往,被受害者明确指控的也只有数人。这意味着,任意向名人泼洒爱泼斯坦的脏水,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一个可能的假设是,爱泼斯坦并不回避自己对于年轻女性的癖好—他至少有3名年轻女性常年伴随左右,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优生学,甚至建立自己的“生育基地”—但他把这场游戏最为隐秘的部分留给了自己和少量的挚友,而这场流动的盛宴上更多、更为广泛的资源,只是被他用来标榜和背书,像极了他所擅长的领域:在制造和对冲风险中获利。
  因此,面对爱泼斯坦的游戏设计,只有玩家和非玩家之分,而没有民主党与共和党之别。大选季里,爱泼斯坦案确实在发挥其清算功能,但由于这一清算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党争变为了无差别的指控,在阿科斯塔辞职、爱泼斯坦死亡后,其未来走势与效果都相当值得怀疑。
  在世家、豪门与寡头构筑的名利场上,爱泼斯坦充其量只是一枚棋子。他的离去或许会引起喧哗与骚动,但还不至于掀翻棋局。
 
  致命的自负
  2008年那场辩诉交易中,面对强大的辩护团队,富翁爱泼斯坦提出两个要求:不去联邦监狱服刑,不被标记为性侵者。后来,他虽被标记为性侵者,但没有去联邦监狱服刑,甚至在棕榈滩县享有一周六天的狱外逍遥。
  当大众舆论与社会风气转还,一些已经被原谅的历史旧账被重新核算,而爱泼斯坦则为基于金钱与权势的自负,付出了走向毁亡的代价。
  围绕爱泼斯坦案可以有多种解读,其中最为便捷的一种便是基于政治环境的视角。该案几经起落,因政治而产生了漏洞百出的认罪协议,因当事人时隔11年再度被羁押并死于狱中,激起公众好奇。
  但在政治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们至今所讨论的一切有关爱泼斯坦的已确定罪行,都未跳脱出2005年首起曝光案件中那位继母的报警内容。如果他的确犯下了其他罪行,那么精英阶层对于司法体系和法律术语的自负,让那些罪行足足被放纵了14年。这一自负不仅致命,其本身与犯罪无异。
  8月10日,当爱泼斯坦自杀后,特朗普转发了某右翼人士一条推特,内容为“爱泼斯坦有克林顿家族的黑料,(所以)他死了”,暗示克林顿应为之负责。这条经不起推敲且极富阴谋论色彩的推特,让爱泼斯坦成为了“党争牺牲品”。推特上两派的支持者打起了嘴仗,都认为是对方阵营谋害了爱泼斯坦。
  多家美媒声称,爱泼斯坦在自杀前几周,曾告诉监狱看守和其他囚犯,担心有人试图杀死他。报道还透露,爱泼斯坦曾于7月23日被发现在牢房内昏迷,当时他颈部有淤青,疑似自杀未遂。曾长期担任爱泼斯坦保镖的季诺维耶夫,则声称爱泼斯坦暗中招人协助自己进行自杀。
  由明星总统、社交网络打造的“阴谋论”,很快主导了接下来有关爱泼斯坦案的一切讨论。在两派你来我往的“推特攻势”下,科技与算法不停地重复和确认“众声喧哗”,民意愈发自负,人们拒绝验尸官的结论,就像曾经的人们并不真切地相信高朋满座、热衷慈善与科学的爱泼斯坦会真的性侵未成年少女一样。
  在《迈阿密先驱报》确认的2001年至2006年间约80名受到爱泼斯坦性侵的未成年少女中,绝大多数系佛罗里达当地的白人女性,如今均30岁上下,部分已为人妇、为人母,从事着类似护士、服务生、理发师、教师等普通职业,但这一群体的入狱率、药物滥用率、精神疾病率高于正常人群,且数人已经离世。
  作为广义上的“人口交易”的一部分,“性交易”从根本上折射出的,是经济不平等基础上精英阶层中的一部分,对于边缘、脆弱社群的控制和剥削。如果说在纽约州、佛罗里达州此类经济富庶、法治昌明的“伟大地带”,以白人未成年少女为主要犯罪对象的爱泼斯坦尚可游走于法律边缘14年,那么,在总统可以建议将少数族裔议员“送回去”(Send her back)的当下政治与社会环境中,类似巴尔的摩的传统非裔、广布全美的西裔非法移民群体,其“边缘”和“脆弱”又该由谁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