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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丧,摆脱冷气

告别丧,摆脱冷气

本刊记者 董可馨 | 2019-09-26 | 南风窗

  现代社会将积极绝对化,一切违背积极和高效的,都被打入“负能量”“丧”的冷宫。

  青年人的身上似乎从不缺少标签。只是能被立刻想起的,大多不是什么好词儿。
  想到了什么?“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啃老族”“文艺青年”,没错吧。
  当下中国年轻人,身上贴着的,是“丧”“佛系”“废柴”。对此,年轻人也乐于认同。
  毕竟,这本就是他们自嘲的玩法。
  “葛优躺”表情包是年轻人疯转起来的,“今天不开心没关系,反正明天也不会好过”这种反转鸡汤是年轻人发明的,丧奶茶、丧日历等“丧”主题商品在年轻人中很流行,更不必说拖延、熬夜、死宅,简直年轻人标配。
  这么看,用“丧”来形容时下年轻人,挺合适。
  但当抛开戏谑,认真向他们问出“你丧吗?”不少人还是摇头:“大多数人活得很积极”;有的迅速认同,并且认为身边所见,皆是丧人;更多的则反问:“什么是丧?”
  对于这个的确意有所指但所指模糊的流行词,年轻人自己也疑惑,对它更没有共识。
  什么是丧?如果说,它仅仅是某段失意的悲伤、某次失败的痛苦,又或者某时期的低落,就没有了在此时深究的必要。因为古往今来,悲伤的情感人类共通。
  真正让人好奇的是,在这个时代,流行的“丧”意味着什么?它和娱乐综艺主持人马东口中的“底色悲凉”,越来越被频繁表达的“抑郁”,有共性吗?如果它是一种真实的状态,深陷其中的年轻人,要怎么才能止于沮丧,满怀希望?
 
  最后只好躺下来 
  社交媒体是观察的好窗口。
  有一个发现:一个人在某一种社交媒体上的形象基本上是一致的。比如朋友圈里,有些人总是倾向积极,阳光明媚;有的人一向低落丧气,很少正向表达。
  这个分类比较粗疏,但还算有一点参考价值,而且它和我对一个人现实形象的认知大体吻合。
  但最近,两个熟识的人让我感到意外,一个是博士生,一个是互联网工作者。两个人,代表了两种“丧”。
  博士生无论在朋友圈还是在生活中,都是嘻嘻哈哈的乐天派, 微信与人聊天时喜欢打出一长串“哈”。在我眼中,她是一个与丧无缘的人。但某次我猛然看到她的朋友圈封面,是一张书页的拍照,上面只印着杜拉斯的一句诗—我突然发现我老了,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你累了。
  我去询问,原来那确是她的真实状态:累而丧。至于朋友圈封面图,她说上一张是马男波杰克,一部知名美剧的主角,他嫉世、悲观、孤独,他自毁、自怨、自弃,活得颓丧至极。
  为何如此?她似乎心知肚明,称是“求不得焦虑症”。互联网给她呈现了一幅精彩纷呈的图景,但“热闹是别人的”,她自感什么也没有。
  用她的话说,互联网向所有人敞开了整个世界,她看到了别人的可能性,但想得又不可得,对比自己“像屎一样的生活”,常常感到不如意。
  “获得感低”,她强调了这点,让我想起另一个年轻人,在国内某TOP2培训机构做英语老师,整日像打鸡血一样地拼命,走起路来像朵绽放的花。但我同样意外地得知了她的“丧”:总是不能满足现状,又畏惧于改变,甚至没法说出新的欲望和期待。
  她们有点像马东,表象积极,内里仍有不易被察觉但真实存在的“丧”。这是一种“隐性丧”。
  而另一种丧,观察自一个互联网工作者发在社交媒体上的“自白”,姑且称之为“抑郁丧”吧。它的状态和“隐性丧”不一样。
  我知道她的生活浸泡在一种无力的颓丧感之中,但当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自我剖析,还是有些感伤。
  在那篇“自白”里,她说,从小到大,她大概都算不上是一个“快乐”的人。但最近几年,“不快乐”的状态慢慢从意识层面蔓延到现实生活中,甚至连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成为负担。早上醒来,没有动力起床,对于新的一天,没有任何期待。生活中的一切,就连活着本身,都让人不耐烦。
  那种痛苦的感觉,像海浪,汹涌而来,让人失去情绪,疲惫又倦怠,想逃避一切;又像深渊,无法逃脱,最后折腾得精疲力尽。总之,那是一种浸入躯体的颓败,使人停止思考,也失去期望,慢慢被诱入麻木之境。
  而我似乎感到,越来越多失眠、焦虑、迷茫、无力的现代人,正在排队走向这种丧。
  我试图找出原因。
  最直观的认识来自数据。2017年6月,大数据媒体平台UC出了一份“丧”文化报告。报告说,互联网从业者、广告从业者、学生,这三个群体“丧”得最多,而导致当代人丧的五大原因,分别是危机感、单身、高房价、996、加班。
  这不难想到。它们是明显可感的生活重压,一拳拳砸在年轻人身上。但不是分别出拳,而是一套组合拳,合起来把人打趴下,打到黄立行那首《最后只好躺下来》里唱的那样:
  “醒来刷牙,早晨来不及,塞车算什么,扣薪水,老板了不起,又是加班搞得好累,根本没时间了只能睡……给我一分钟的快乐吧,给我个办法来发泄吧,给我自由,让我生活不再没有意义……看不到原来的出口,最后只好躺下来。”
  这是当代大部分已走入社会的年轻人的丧,但仅止于以上层面的原因来解释,还不足够。因为我发现,身陷“抑郁丧”,不一定有具体的缘由。因为这种丧在蔓延,年龄在提前。
  培训机构的那位老师告诉我,她所教过的中学生至少上千人,有一个令她沮丧的观察,即无论成绩如何,相当多学生表现得无欲无求,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似乎没有什么能真正激起他们的兴趣。
  更有说服力的信息来自《中国青年报》在今年报道的一项调查,参与调查的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理科主任王艺明在专题报告中说,“大学生抑郁症逐年攀升”,“在高校内建立大学生抑郁症筛查机制十分必要”。
  这些尚未被生活锤击的年轻人,竟也患了“抑郁丧”,开始有强烈的无意义感和孤独感。或许他们从小都是最好的学生、最乖的学生,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到最后,“丧”就滑向了“佛系”,叫人只想躺下来,念一句“阿弥陀佛”。
 
  两重枷锁 
  数据无法揭示深层,现代丧的症结藏得很隐秘,我们需要更锐利的分析工具。
  先不必把丧看得过于负面。否定人生的念头并不稀奇,古希腊人在神话里告诫世人:人生最好的事是首先不要出生,其次是赶紧去死。
  哲学家叔本华认定“人生从来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地来回摆动”。
  从生命动力的失去、生命价值的贬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的“丧”和其他时代的“悲观主义”有相通之处,它源自向死的欲求。
  弗洛伊德认为,向死如同求生,也是人的本能。这种毁灭自己的欲求,是一种想要回归生命源头的欲望,只能被压抑,不能被消灭。当它被压抑进意识深处,会转化为逃避生活的欲望。
  试问,面对乱如麻、重如山的生活,谁不曾有过逃避的冲动?
  但现代人的困境在于,逃无可逃。一旦逃避,就要承受来自社会和自我的谴责。
  我们都知道卢梭的那句名言。现在仍然适用,只不过要改一下: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幻想自己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现代年轻人的枷锁是什么?债务?996式工作?固化的社会结构?都不错,但有些老生常谈,而且也并非此时此地的专属。
  这里,我们可以引入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和《在群中》的分析,现代人的枷锁有两套,第一套是外部强制的社交枷锁,第二套是自我强加的枷锁。
  外部枷锁不难理解。现在,智能设备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人与人联系起来,也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但未被预料到的是,随之伴生了强迫性的社交关系。用韩炳哲的话说,“人们与数码设备之间发展出一种近乎迷恋的、强制性的关系。在这里,自由也化身强迫。”
  为什么?以工作为例,虽然我们摆脱了工业时代奴役和剥削人的机器,但是数码设备让工作变得不仅可以,甚至必须随时随地进行。还记得去年宁波的王姓孕妇吗?因为没有在10分钟内回复单位微信工作群的信息而被开除。这种被工作支配的恐惧我们都熟悉,“它把每一个地点都变成一个工位,把每一段时间都变成工作时间,可移动性的自由变成一种可怕的强制,现代人不得不时刻工作。”
  这种强制不止于工作,还浸透于各种人际关系之中。沉溺于互联网又无法自拔的机会对每个人都平等,对大把闲散时光的学生更平等。
  但悖谬的是,一方面我们被强制性地困进无处不在的社交、工作关系中,另一方面,新媒体和互联网又在消除我们和他人之间的真实关联。在互联网上,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变成一种点赞的关联,点赞能维系人际关系吗?也能,但是这种关联短暂又薄弱。想想看,微信通讯录里那么多人,你敢随心联系的有几个?最后还不是孤独和疏离。
  比起外部枷锁,自我枷锁更可怕,它将以上模式积极化,并作为价值观内化于越来越多人的头脑中。
  现代社会先告诉每一个人,你是自由的,然后让每一个人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因而必须做自己,要不断与自我赛跑,不停超越自身局限,没有休止点。在这个意义上,积极被变得绝对化,一切违背积极、违背高效的,都被打入“负能量”“丧”的冷宫。
  正能量是什么?虽然得时刻工作,但不要觉得自己是被剥削的,而是出于自觉、自愿、自主、自动,要坚信“劳动创造幸福”“爱拼才会赢”,相信这不是在逃避健全的生活,而是积极实现自身的唯一途径。
  于是,不仅马云大谈996是员工的福气,越来越多的人也头不回地扎进工作中,无法自拔。而一旦资本家和劳动者达成了共识,一起为996的正当与积极呐喊,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就实现了合体,于是“工作变成最高效的自我剥削,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
  同样的逻辑,适用于被嵌入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中的学生群体,对他们来说,积极指向了几乎是唯一的社会上升途径:考试。一切不利于考试的,要靠边站。这套价值观不仅作用于家长、学校,也作用于学生自身。
  所以韩炳哲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兴奋剂社会”,现代人是一架架效能机器。
  这和“丧”的关系是什么?
  在他看来,因为作为效能机器的现代人,必须是积极向上的,所以永远在追逐理想化的积极自我,而真实的自我则被困在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自我之中。在理想的自我面前,真实的自我是一个失败者,淹没在自怨自艾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攻击、自我消耗,因此变得日益消沉疲惫。
  分析至此,困在两重枷锁中不能自拔的人,看起来很像尼采口中只会劳作的“末人”,根本无力反抗命运。
  尼采虽然没有生活在此时,但他预言了这个时代。
  他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你们所有热爱苦工的人,你们热爱快速、新颖和陌生之物。你们无法承受自身,你们的辛劳是一种逃避,是意图忘却自我。如果你们更加相信人生,你们便不会拜倒在瞬间面前。然而你们的内在缺少足够充实的内容去等待—甚至也不能偷懒。”
  在尼采的预言里,“末人”的怨恨将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绪,虚无主义必将到来。而幻想自由的现代人,因为没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人,最后只好躺下来。
 
  “末人”的自救 
  尼采在肉体上是一个颓废的人,他说:“36岁时我的生命降到了最低点—我还活着,但却看不到离我三步远的东西。”
  他的视力非常差,不过这无妨于他的精神繁茂兴旺。如果尼采还活着,或许会担心,现代的“末人”,不得不躺下来的年轻人虽然身体健康,但在精神上已望不到三步远。
  可是,难道沉湎于“丧”的年轻人就没有出路了吗?
  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想起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和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他们在今年4月举行的《幸福:资本主义VS马克思主义》的辩论,在当时引来了全世界的关注。
  皮得森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临床医师,要面对并收治一个个活生生的“病人”,那些身陷颓丧、濒临崩溃的年轻人。他的治疗经验汇总为一本《人生十二法则》出版了,这本书很受欢迎,一度雄踞亚马逊非虚构小说畅销榜。书中的建议也相当好操作,比如“挺起你的胸,背直起来”“把你自己当作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来对待”“路上碰到一只猫咪,要记得摸摸它”。
  但这并不受到齐泽克的待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批评皮得森“治标不治本”:“他试图重塑这些人,透过向他们灌输一种基本的责任感来疗愈他们。其过程类似于一个人告诉你他染上了毒瘾,几乎快要崩溃,而你只是告诉他你能行的,对方回答说我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是没法做事的,然后你让他把下周的待办事项写在一张纸上……这种办法太俗套了。他会让你去吃顿大餐,这样你就能找到出路,诸如此类……”
  对于“末人”该怎么办?我猜齐泽克会说,要积极参与政治,改变产生“末人”的社会秩序。而皮得森可能会说,我们先不谈社会变革,哪怕是“末人”也可以对自己负责,行动起来吧,先从改变自己开始,一味怨恨不解决问题。
  对于一个希望有所行动、治疗“丧”的个体来说,皮得森式疗法当然是有用的。无论身处环境如何,每个人都无法逃避这个问题:他如何塑造自己,如何让人生饱满?
  分享一项或许有用的研究。
  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MGH)精神科医师罗伯特·瓦尔丁格教授曾参与一项“人生全程心理健康研究”。他的研究团队在75年时间里,跟踪了724个人的一生,年复一年,了解他们的工作、家庭生活、健康状况。
  被调查者中,有哈佛的学生,也有贫民窟的小孩,这些年轻人长大成人,进入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了工人、律师、砖匠、医生,还有一位成了美国总统。有人从社会最底层一路青云直上,也有人恰相反,掉落云端。
  这项调查试图找出,在人生中,是什么让人保持健康和幸福?结果不是财富、名望,或更加努力工作。瓦尔丁格教授说:“我们得到的最明确的结论是:良好的人际关系能让人更加快乐和健康。而孤独寂寞有害健康。”
  这是一个不错的启发,走出丧,要从走出孤独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