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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之非常道

任正非之非常道

本刊记者 何子维 | 2019-09-28 | 南风窗

  2018年的孟晚舟事件让华为迎来一个巨变时刻。在中国走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之际,任正非式商业领军人物,他们总是拥有一个壮阔的愿景,并拆分为一条条小的道路,无论到达目的地的过程多么艰难,绝不放弃,更绝不孤立于世界。

  理解任正非,人们发生过多次争执。
  他的苦难和辉煌带有时代性,其中情形复杂特别,不是一两则名人轶事、一两篇内部文件可以描述的。
  他没有明确的人生导师或战略指南可以遵循,他只能依靠几十年侵入骨髓的道德习惯和理性来应付一切。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争执一直延续到多年以后,还会成为问题的焦点。
  当任正非不断强调“华为的冬天”、不断焦虑“能不能活下来”的时候,对于18万华为的员工以及大部分的中国人而言,则是常带着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和“民族企业的骄傲”看待这位商业领袖,同时希望这种崇拜不夹杂条件和理由。
  只是脱离崇拜的时候,那些令人称道的“不要狭隘荣誉感”的声音,不过是华为的一种警示、任正非的一种孤独和矛盾罢了。
  在任正非身处的世界里,他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深刻。毛式精神、邓式胸襟、西式制度、爱因斯坦式的科学真谛,任正非身上都有体现。
  在华为的实践过程中,在任正非的经历背后,还有关于这个国家的脉络和未来的线索。
 
  精英企业家的启蒙
  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塑造了黄果树瀑布的壮阔,经过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和历代名人的游历和传播,成为知名景点。在“瀑乡”之称包裹下的贵州安顺市镇宁县也因旅游业,得以长足发展。
  70年前,任正非在这个物质极度匮乏的贵州小县城已经度过了生命最初的五年。
  任家要哺育七个孩子,加上父母,家里共九人,生活开支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维持。到了月底,只能靠借钱度日。
  为保证能活下来,任家实行了严格的分餐制。如果不这样,可能会有一两个孩子活不下去。这让任正非知道生活不易,“活下去”不是说说而已。
  艰苦年代,贫瘠是多数有大成者的启蒙,代表了那一代人的淳朴和踏实。任正非也一样,饥饿感是他的不竭动力,而“活下去”也成为日后展现出强大生命力的华为的最基本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通过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民和土地的问题,解放发展了生产力,还开展了三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学习文化的浪潮中,使得中国的成人识字率从1949年的不到20%,升至1979年超过70%。
  1952年,新中国组织了第一次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中国高考制度的建立,为像任正非这样的精英企业家,在完成了知识启蒙后,有机会进入更高等级的学府求知求学提供了机会。
  百废待兴的国家还没有完全解决饿肚子的问题,为了鼓励任正非考上大学,母亲每天塞给他一个小玉米饼。任正非很清楚,这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粮食。
  任正非19岁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常常想起这段往事,他忘不了小玉米饼的功劳。他甚至自嘲,如果不是这样,也许他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倒是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  
  相比一个孩子对于饥饿的记忆,作为教育工作者的父亲更能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他嘱咐任正非要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自己也要学。
 
  激情军工时代的遗产
  读完大学,任正非被分配到基建工程兵部队。他从技术兵干起,到工程师,到副团级干部。
  军队的严谨作风和军人的革命激情磨砺着任正非,他成功研制了空气压力天平,这是中国第一台高精度计量杯准仪器。
  因为贡献出色,任正非被选为解放军科技人员的代表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是1978年,邓小平刚刚复出,他主持召开的这个全国科学大会,不仅意味着国家发展的新转向,更意味着,像时年33岁的任正非这样的年轻科技工作者新的人生大门正在开启。
  基建工程兵是中国军队保持时间最短的兵种,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撤销。考虑子女们的教育问题,1983年任正非决定转业。他回到南方,在一家电子公司当副经理。
  初涉商海,没有什么商业心机的任正非被骗得丢了饭碗,还失去了发妻。
  为了养家糊口,1987年,已经43岁的任正非和几位朋友一起,用凑来的2万多元人民币注册成立了华为公司,寓意“中华有为”。
  初创的华为刚有些积蓄,任正非就决定将全部资金投入研发。到1995年研发出第一台程控交换机时,他又提出“做一个世界级的、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因此被称为“任疯子”。
  但谁都没有想到,在“任疯子”的带领下,这家诞生在杂草丛生、两间简易房里的小公司,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通信制造业的历史。
  70年来,中国退役的军人有5000多万,如果盘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军人出身的企业家,除了任正非,还有柳传志、王石等。他们经历了中国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他们也构成了中国商业世界里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城市体制改革自1984年拉开序幕后的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中国进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大型国营工厂的下岗员工,奔波着找工作的退役军人,以及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基层官员,是城市中更为迫切改变命运的人物,也就成了创业族群的来源。他们未必知道未来的路通往何处,他们只是凭借本能告诉自己,必须从贫瘠中逃脱出来。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认为,100多年前,当大型企业首次出现时,它们能够模仿的唯一组织就是军队。
  作为军人的任正非,冲劲,狠劲,视死如归,就像基因一样,刻进了骨子里。任正非执掌华为,根本不用模仿军队。
  在任正非看来,战场上,军人的使命是捍卫国家主权、国家尊严;商场上,企业家的使命是捍卫企业的市场地位。
  任正非在华为讲毛泽东,讲邓小平,讲三大战役,讲抗美援朝,讲艰苦奋斗。从某种程度来说,任正非的管理哲学里,有毛式的国家主义情怀、邓式的改革开放思想的烙印,还有属于任正非他自己的强烈的自我暗示和激励。
  “惶者才能生存”,任正非把从军队里培植出来的这个人生信条,放在企业经营上,把企业的倒闭作为永恒的哲学命题。
因为危机感,所以要拼命,所以华为一开始就让人们看到它的“狼性”,也略带“血腥”。
  2017年,华为全球销售已达60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7%,虽然在营收层面大于中国互联网公司三巨头BAT之和,但营业利润则远比不上腾讯、阿里。任正非便说,2017年华为做得不够好。结果是,轮值CEO被处分,部分高管连降两级。
  因为危机感,华为员工出差要么坐早上9点前的飞机,要么坐晚上6点后的飞机,如果在工作时间坐飞机,是要通报批评的。这种在外界视为冷血之举,在任正非眼里,是极强的光荣感和使命感。
  因为危机感,“军人”任正非率领华为始终以猛烈的炮火打进攻战,在没背景没靠山、寸步难行时,能扛得过去,也打防御战,韬光养晦,未雨绸缪。
  在中国企业家中,任正非式人物,是极少数拥有自己管理哲学的商业思想家。这些人过去是军人,是旧世界里的新物种,他们在过去十年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世界里,又成了勇气可嘉的自我革命者。
 
  伟大的国际化试验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个理论激发中国人重视科技,对外学习,奋发追赶的精神。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设立为经济特区的深圳,不仅充分发挥当时少数可以与内地保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经济优势,而且充分利用了地理优势,向着外部世界奋力拓荒。
  总部建立在深圳的华为顺势而为,酝酿了两件事:第一,推进国际市场;第二件,接轨国际管理水平。
  征战国际市场并非易事。当时中国的产品在国外竞争力很弱,直到1997年,华为才跨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进入了俄罗斯市场。
  在所有人都认为,任正非正领导着华为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时,坏消息纷至沓来,一度把华为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2000年,任正非的“心腹”李一男离开华为,挖走核心人员,创立港湾科技,蚕食华为的市场。爱将背叛的第二年,任正非母亲遭遇车祸。等到正在跟随国家领导人访问伊朗的任正非赶回昆明时,母亲已撒手尘寰。
  任正非还没有从失去至亲的痛苦中走出,通讯巨头思科在2003年对华为提起专利诉讼,欧美市场很多客户暂停了与华为的合作。
  真是怎一个难字了得。
  这让在农村长大、在部队锤炼多年、在外人眼里坚强如铁的任正非,无力过,痛哭过,甚至患上了抑郁症。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顺风顺水时充满危机意识的任正非身陷绝境后,却有无可救药的乐观。这种无可救药的乐观让任正非迅速康复,带领华为绝地反击。
  面对思科的咄咄逼人,任正非说:“敢打才能和,小输就是赢。”
  华为赢了。任正非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让李一男重新回到华为担任副总裁,让思科与华为达成和解。更重要的是,华为在国际市场上声名大振,其产品赢得了众多国际客户的信赖。
  此后华为开启了一段堪称势不可挡的成长模式。挺进非洲,立足拉美,进军中东石油大国,征服“罗曼之乡”法国,牵手英国电信,开拓荷兰市场,在德国夺得欧洲的“最后一战”。
  征战四方的华为,打破了国际巨头垄断中国通信市场的局面,把华为推到了一个无论是国内外同行都不敢轻视的位置。征战四方的过程,也是任正非带领华为向世界学习的过程。
  任正非坚持批判性思考和建设性发展统一起来,让华为永远意识到不足,不断提升规范化、流程化、标准化等能力。
  为我所用,是任正非的方式。比如在产品开发理念和流程上,华为与IBM合作建立了集成产品开发流程和集成供应链,又与毕马威、普华永道合作,建立财务流程、制度、监控、编码“四统一”。
  激励制度是所有公司治理需要面对的核心难题,华为也不例外。在华为的发展中,任正非通过内部的持股计划,已经将个人股份降低到1.4%,对于万亿市值的企业来说,他持有的财富非常少。
  任正非明确表示:“不要简单地按照条文来区分,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贡献,真正让那些干得好的人得到利益。奖励要给到奋斗者。”
  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华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这还是次要的。因为从制度的角度看,华为创造了中国商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司文明。
 
  巨变时刻
  2018年年末的孟晚舟事件,引爆全球。
  第二年年初,任正非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记者询问,如果那天和孟晚舟乘坐同一个航班在加拿大转机,是否也有可能被抓。任正非稍作迟疑,若有所思的低语:“也许。那我就好陪她,她就不会那么孤独了。”
  任正非和华为被推上风口浪尖。
  外界喧哗的背后,是几家跨国企业经济上的纠葛演变为的政治上的摩擦。用任正非的话来形容,夹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华为就像“两个碰撞的大球之间的一颗芝麻”。
  国内民众空前地支持华为。但任正非保持着异常的冷静,不愿意看到华为绑架了全社会的爱国情绪,他认为“热血沸腾、口号满天飞,最后打仗时不行也没用,最终要能打赢才是真的”。
  在谈到真正的困难时,如谷歌在2019年5月暂停向华为提供服务,任正非不回避、不虚饰:“影响挺大的,谷歌是非常好的公司,谷歌在想办法,我们也在想办法,在讨论‘救济’措施。”
  任正非一以贯之的冷静,时常让人忘记,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所能承受的压力。这是这一代企业家的血性,除了艰苦勤勉、敢打敢拼,荣誉和坎坷都不值一提。
  2019年,5G商用元年,华为的崛起,让竞争对手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一连串的问题被提出来了。
  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是个巨变时刻,中国正展现出70年的巨变,展现出大气磅礴的辉煌国运。以华为为代表的自主创新型公司构建的新秩序,注定与其他多个旧秩序不断地博弈、不断地磨合。
  要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对任正非来说并不容易,他没有法律上的程序、历史的镜子可供参照。他和他的华为,又一次站在了“无人区”中,实行英雄主义。
  与此前的几次经历绝境相比,不同的是,愈发成熟的华为实力更加雄厚。相同的却是,华为仍然保留着危机感。
  在中国走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之际,任正非式商业领军人物,他们总是拥有一个壮阔的愿景,并拆分为一条条小的道路,无论到达目的地的过程多么艰难,绝不放弃,更绝不孤立于世界。
  经历了风霜雨雪和人生坎坷之后的不屈,是任正非的非常道,也是任正非的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