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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不讲理

大理,不讲理

李少威 常务副主编 | 2020-03-19 | 南风窗

  大理市,“征用”了重庆市、黄石市、慈溪市还有其他更多地方从境外采购的口罩,据报道,数量或达到120万个。重庆、黄石、慈溪通过官方交涉无果,最后是在舆论监督下,大理才认了错,退还尚未使用的物资,已被使用的按价补偿,该市也被云南省通报批评。
  对一个人也好,一个机构也好,要解释其突然发生的荒唐行为,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就是倒推法,也叫“逆向工程”。如果大理市(或者缩小到该市卫生健康局)知道最终是这样一种后果,它还会不会这样干?当然不会,因为结果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口罩要退,批评要挨,卫生健康局局长也已经被免职,市长也出来道歉。
  在做出“征用”的决策之前,当事者一定设想过后果,只是没有设想到今天这一个结果。他们或许进行过一番沙盘推演,考虑过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能敷衍就敷衍,能抵赖就抵赖,最后实现吞没过境物资,后续予以钱款补偿的目的。这种情况最为合算,因为如果顺利实现,相当于金融上的负利率透支—在所有人都饥饿的时候拿走馒头,然后在所有人都吃饱了之后还回去。
  第二种,即便此事违法,在道义上也毫无立足之地,但出于山头自保的需要,“造福一方”,于无法可想处想出好办法,也许仍能赢得上下同气的团结应对,如果上级丧失原则,可能予以保护,还赢得民间口碑。
  前面几点没有实现,但在“口碑”这一点上,的确从网络上获得了零星同情的回应。一个大社会里,总有一些角落是不需要是非、“哪里来那么多对错”的,前提是,我必须是获益者。
  第三种,可能没有多少理性算计,只是一种直觉反应—拿下再说。战时状态,也分两种,现代的,就是顾全大局服从命令;而前现代的,则是互不隶属,各干各的。北洋打仗,南洋袖手,这是清末故事;民国时期,也是各怀鬼胎,自保为要。
  也就难怪有评论会说,这是“土司心理”作祟,是孙中山先生所谓“一片散沙”状态的阴魂回归。当然,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小。
  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此行事,不是推演的结果,而是误解了“征用”一词意义,或者直接一点说,就是傻,所以这里不把它单独列为“第四种”。
  傻,这种状态和许多普通老百姓的无意识行为没有区别—许多人之所以犯错,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在犯错。我们不能否认,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权力的确有可能把自己的角色理解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且在现实中的确一贯如此行事,那么它就会形成惯性,于是在万众瞩目的场合也完全没有自制意识。这和底层混混行事习惯相类,比如在汶川地震现场盗窃,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条件下用疫情诈骗,都是十分愚蠢的行为,只要脑仁大于核桃仁就能想明白,警察啥事不干也会先把你“办”了,因为就算是小事,在特殊时期也变成了大是大非。但他们毫无敏感性,就是沿着习惯行事。
  不管导致这种行为的心理过程究竟是哪一种,大理市卫健局的行为,都是在一个特别强调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的国家内部,对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呈现出一种昏睡的或者愚蛮的面目。而在一个尤其需要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的特殊时期,这种行为表现为对试图集中力量抵抗疫病的上层意志的高调违背,即便舆论不介入,也必然会受到惩治,体制力量决不会轻易放过。
  打个生动点的比方,在战争时代,一营要上火线,二营的角色是预备,而二营在战斗打响之前,却缴了一营的械,是可忍,孰不可忍?
  法治教育,不是单向的,这一点,应该从今天开始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