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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仍然在和瘟疫赛跑

人类仍然在和瘟疫赛跑

本刊记者 尤丹娜 | 2020-03-24 | 南风窗

——访《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作者刘滴川
 
要与病毒及其变异赛跑的,从不只是医学家,而是全人类。“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东汉末年,瘟疫横行。公元196年建安年间,河南南阳接连被几次大瘟疫席卷,整个中原大地被疫病阴影笼罩,十室九空。
  南阳涅阳县有张氏,其本望族,人口二百有余,但自从建安初年开始,不到10年时间,三分之二族人因感染瘟疫而死。
  面对瘟疫的肆虐、族人的亡故,族中有一人放弃了仕途,痛下决心,潜心研究这一瘟疫—“伤寒”的诊治,这个人就是写作我国中医史上最早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伤寒杂病论》的张仲景。
  张仲景所经历的这场夺走了无数人生命的“伤寒”,便是发生在东汉末年的建安瘟疫。
  青年历史研究者刘滴川的《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下称《大瘟疫》)这本著作,便是从建安瘟疫开始延展的。
  以往,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以“大瘟疫”命名的瘟疫史研究类书籍,多将视角聚焦在西方历史、帝国与死亡规模更庞大的“黑死病”之上,鲜少读到中国瘟疫史相关的著作。
  事实上,比起西方对“黑死病”的广泛探讨,国内的瘟疫史研究确实起步甚晚,即便是关注层面类似的民国“灾难史”研究,也仅仅提到了部分的“瘟疫”,而系统的瘟疫史研究则是从2003年的SARS之后开始的。
  作为研究者的刘滴川,同样是在SARS发生后开始关注瘟疫,并于2019年年初出版了这本书。
  快一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面对SARS的近亲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当人类再一次面对瘟疫席卷的恐惧时,把目光投向奔流向前的时间长河,通过对历史的思考与回顾,寻找祖先智慧的倚仗—或者,至少看看他们是如何在混沌中了解瘟疫、度过危机的,就显得尤其必要。
  2月1日,《南风窗》记者采访了《大瘟疫》的作者刘滴川,与他一起面向历史中的瘟疫,理解瘟疫中的历史,也站在此刻的历史节点,寻找“以史为鉴”的可能。
 
 
  历史中的瘟疫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其著作《未来简史》中归纳,人类几万年发展历程中始终面临有三大问题:瘟疫、战争和饥荒。
  选择以“瘟疫”切入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刘滴川也是受到了西方对“黑死病”深入研究的启迪。产业革命以前,人口数量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经济总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若以“人口”为核心考察古代社会,历史学者以往更关注战争对人口的减损,但却忽视了,古代瘟疫对人口的减损的幅度更大。
  如果说在战争、饥荒中常有“草民涂炭、贵族苟活”的情况,那么在瘟疫席卷下,没有特权阶层。刘滴川说,现代卫生体系建立以前,瘟疫使“贵族与平民同归”—大名鼎鼎的“建安七子”,其中四人因感染瘟疫亡故。出身统治阶层,能够享受优越的物质条件和当时最好的医疗条件,但仍难免一死,古代社会的大瘟疫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大瘟疫》一书将目光聚焦于秦汉。刘滴川认为,秦汉是中国古代瘟疫史的一个重要“拐点”。先秦瘟疫的文献记载尚属少见,秦汉之后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瘟疫暴发的最高峰,“位于波谷与波峰之间的秦汉时期,留存了相当多时间、地点准确性颇高的历史文献”。
  最初的瘟疫主要流传在戍边的兵士、役夫中,暴发在小而集中的部队或战俘营里。因为“小国寡民”,感染面积小,“天然隔离”,影响范围不大,中国历史上最初的瘟疫并没有生发严重危机,也没能引起时人的重视。
  但到了秦汉时期,帝国大一统,交流与战争频发,气候变暖亦导致“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不断打破原有界限南下。秦汉之际帝国内外的人口迁徙无论是在形式上、规模上,还是频率上,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人口迁徙”将原本相对孤立的人类活动空间相互连接,促成了秦汉时期,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全国性瘟疫流行的人口基础,也是秦汉成为中国古代瘟疫史拐点的原因。
  在《大瘟疫》这本书中,刘滴川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料的考证与整理,铺陈出秦汉时期有记载可循的57次瘟疫流行,为我们清晰地梳理出秦汉时期,在“帝国”的语境之下,病毒是怎样从局部的、区域的、短暂的“小病患”逐渐蔓延成全国性、跨区域、循环暴发周期漫长的“大瘟疫”,古人又是如何在一片混沌中逐渐认识瘟疫及其变化的。
  在史料记载的行文之中,“瘟疫”从最初与普通疾病混沌不分,到逐渐开始分门别类,以“降疾”“雨疾”描绘传染病、流行病的普遍传播,以“疫”“疾疫”专门称呼传染性强、致死率高的瘟疫。“先秦时期的人们,只能认识到‘疾病’的层面,但到了秦汉时期,人们已经能够将瘟疫细化到‘传染病’。”刘滴川说,这是很大的进步。
  华夏文明拥有直面瘟疫不断求索的坚韧与执着。得益于《伤寒杂病论》等一批经验科学的累积,华夏之于秦汉瘟疫,相比欧洲之于黑死病,更早地闪现出了理性而不单单止于人性的光辉。《伤寒杂病论》中,以中医运气学的手段将人类的机体纳入地球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中,倡导人类与自然、气候的和谐共生—这一探索已不仅是医学的花苞,更是文明的瑰宝。
 
  另一部文明史
  瘟疫,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病学概念。
  瘟疫正在改造历史;瘟疫中的历史,是另一部文明史;瘟疫的频发、持久,会引起更多的社会问题,更加左右着历史的进程。
  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关东地区洪水泛滥。洪灾后引发的饥荒和瘟疫旷日持久,尤其是瘟疫,数十年“阴魂不散”,民生凋敝。
  这场始于初元元年的大瘟疫与共同蔓延的大饥荒一道,对西汉末年的国家政治和关东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接引发了以关东地区山阳郡冶铁徒役苏定为首的叛乱。这场叛乱短时间内由山阳迅速蔓延至关东大半,拉开了叛汉的序幕,并在瘟疫与饥荒迟迟未解决的社会危机之下,最终影响并彻底颠覆了整个西汉王朝政局。
  同样,瘟疫也改造了文明。
  刘滴川认为,瘟疫是一个文化概念。在文学、宗教、习俗等各个文化领域,历史学家已经清晰地窥得瘟疫的车辙。
  战国开始,寻求躲避瘟疫的方法、力图长生不老,是人们的公共性理想。无论统治阶级的试探,还是平民百姓的渴求都累积成神话传说与传统习俗—秦始皇东海求仙、西域求药,汉代画像砖多次呈现的玉兔捣药,辟邪祛疫的年画、逢端午悬挂的艾草……
  在宗教的传入、异教的兴起中,横行的瘟疫几乎成为其迅速铺陈、集聚信众的“捷径”:汉末三国之际,诞生于大瘟疫时期的太平道、五斗米道、李家道等道教异端盛行,佛教、天主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无不以“为病者请祷”、声称能够治愈瘟疫而起家。不能够给出真实治疗方案、不能在肉体层面治愈瘟疫的宗教,在治疗社会精神创伤的缝隙里,找到了生存发展之道。
  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也在变化之中书写了另一部“瘟疫文明史”。汉赋向来辞藻华丽、壮美宏大,所言内容亦讴歌盛世、精致欢畅。但经过瘟疫的席卷,到了六朝时,赋变得由“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文辞清新隽永,内容针砭时弊;绘画艺术语言上白描手法取代繁复花纹的回归;“竹林七贤”等一众文人放荡不羁的言行……可以说,瘟疫的肆虐,让痛苦、恐惧与离别充斥着整个社会。这些统统成为了文学艺术生长的沃土。
  在对瘟疫特点的不断描摹中,古人也学会记录更多层面、说明更多细节—瘟疫的流行时间有多长?是否有“休眠期”?瘟疫蔓延的地区和范围大概是怎样?是否是人畜共患病?瘟疫过后是否伴随着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瘟疫平息后回头看,这场灾难是自然的惩罚还是政治体制中赋税、苛政的附属品?很多类似的问题,史料中并没有给出答案,但能够“反思”,本身即意味着进步。
  更意想不到的是,对瘟疫规律的发掘与反思甚至成为了战争的“武器”,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匈奴通过“巫埋羊牛”,阻挡汉军—即是用感染了人畜共患病的牛羊的尸体去传染汉军。与此同时,汉军自身的补给战略和军事习惯也有利于人畜共患病在军队中传播:霍去病军中的食物补给主要依靠缴获匈奴的食物,并非自汉地运至匈奴,这就为匈奴的“瘟疫战”提供了机会。
  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也是一部瘟疫毁灭史。瘟疫改变了文明的进程,锻造了人类向死而生的韧劲。
 
2月4日,即将启用的“方舱医院”。“方舱医院”以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轻症患者为主,截至4日,武汉“方舱医院”扩容至11家,接诊床位增至万余张
 
  瘟疫不会被消灭
  随着科技、医疗的不断发展,瘟疫最终会被根治和消灭吗?
  “一定不会!”刘滴川毫不犹豫地回答。
  现代社会的确提供了不断完善的卫生系统、不断殷实的经济基础去遏制疫情,在这个不断强大的科学社会,再大的瘟疫都很难最终恶化成疫灾,“我们只能被瘟疫打一拳,而不会是像古代那样被打上一顿具有摧毁性的‘组合拳’”。比如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确实将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但不会是古代那样摧毁性的。
  可始终不变的是,当能够称之为“瘟疫”的公共卫生事件到来时,人类的反应一定是滞后的—病毒定然先于特效药和疫苗存在,医生也一定只能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论瘟疫卷土重来多少次,人类作为“时间线上的蝼蚁”,无法拥有超前于未知病毒的智慧。
  即便是“已知病毒”,人类就真的可以完胜吗?
  刘滴川讲到当代印度的一次瘟疫暴发。1994年9月18日,印度暴发了一场名为“苏拉特风暴”的鼠疫。这场瘟疫的暴发地苏拉特市,是一个只有200万人口的小城。但瘟疫发生时,因为现代卫生防疫体系的缺席,有30万市民因为恐慌直接选择出逃。
  一场鼠疫、两周之内,便在印度全境产生了近5000名感染者,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而这已经是20世纪末的科学社会,人类在应对鼠疫上已经非常纯熟,有很好的特效药。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有如此多的人感染,产生巨大危机。“这说明,单单指望疫苗、特效药遏制瘟疫,是没有作用的。”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的卫生防疫体系,从政府到个人都缺乏防疫意识,那么即便是鼠疫这样早已被攻克的传染病,也依然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刘滴川说,科技水平进步、医疗水准上升,很多“瘟疫”不再是灾难,很多疾病致死率逐渐走低,但历史带给我们的反思不能终止。
  如今,我们生活在比秦汉帝国更为庞大的“地球村”里。遏制已经发生的瘟疫,我们便是要回到“帝国”的初始—小国寡民的时代,通过“隔离”,切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回到各家各户的孤立状态。在疫情肆虐的现状下,这显然是最好的应急措施。
  但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中的种种措手不及应该令我们发现,最迫切、最有效的,仍是在瘟疫面前,建立完善的现代卫生防疫体系—从疫情发现与上报的政府功能,到隔离病患、对症治疗的传染病医院,再到经过教导学会如何采取有针对性措施保护自己的普通民众,“要与病毒及其变异赛跑的,从不只是医学家,而是全人类”。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挖掘故纸堆,呈现与研究遥远历史中的旧瘟疫,固然不能真正抵挡今日的新病毒,但瘟疫给予任何时代的反思都不止于瘟疫的本身,“以史为鉴”也不仅仅是一句空谈。
  站在历史的肩膀上,用历史的棱镜观察眼前的危机,“哀而鉴之”,便是在疫情肆虐之时,我们研究与阅读中国古代瘟疫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