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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武汉太久,他们怎么办

滞留武汉太久,他们怎么办

本刊记者 刘郝 | 2020-04-03 | 南风窗

他们最担心的是,即便离开武汉,等待着他们的,又将是14天的隔离。
 

  “离开武汉的日子又近了一天”,但如今,这还只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接近。因为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在哪一天,他们能够从安置点、酒店或者和亲友挤了很久的房间里走出来,“头也不回地”离开武汉。
  等待不再是遥遥无期的。但由于太长时间内看不到明确的希望,而经历一种心理上“暗无天日”的煎熬,所以即使现在,他们对于时间的感知并不指向未来,仍是专注于过去。
  这群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不会太过注意当天的日期,也不知道当下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他们只会告诉别人,“57天”或者“61天”这样的数字—这代表他们困在武汉的日子长短。
  “我想回家。”面对别人的关心或质疑,无论是还有四十多天就要生产的孕妇、治疗耽搁两个月的肿瘤病父亲、即将面临父亲离世的女儿还是刚满五岁的小女孩,他们最先回应对方的往往都是这四个字。
  网络上有一句接一句的质疑,“你们在武汉也有吃有喝,其他武汉人也是一样在家隔离,有什么好折腾的?”
  “这么大的困难面前,和家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而陷在武汉城内,他们中的大多数连一句面对面的亲友问候都得不到。
  即便因探亲滞留武汉,日子久了,七八个人挤在狭小的屋子里,也早已摩擦不断,“寄人篱下,醒了,连上厕所都得先顾着人家,轮到自己敢去的时候,都快中午了”。
  3月18日下午,在一个满500人“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员”微信群中,有人丧气地说,“有命离武汉,大家以后不要来这个黑暗的城市了。”
  “这完全不是温饱层面的问题。”对于不少事业有成,或者借贷累累的人而言,武汉外面的世界,寄托着他们生计甚至生存的全部希望。
  再往后拖,离开武汉的那一天,可能就是“生活的路都断掉的那一天”。
 
  生 存
  外面逐步复工了,山西吕梁人张建路却快要到破产的地步。年前,他刚刚投资建成一家有70多个工人的建材厂。
  “一年之计在于春”,但他怎么也没想到,1月22日探亲到达武汉后,等待着他和家人的却是一个最为艰难的春天。
  计划中,这本是他事业腾飞的第一个年头。去年秋天,在建材行当摸爬滚打七八年,张建路才和朋友们投资建成这家股份制企业。运营三四月,厂子拿到足可以维持生产一年的订单。未曾想,刚刚投产的第一个春天,当头一棒就是客户一个接一个地取消订单。
  张建路回不去。作为法人,所有重要的材料都离不开他的亲笔签字,另一半新招的工人全等着他去指挥和安排。生产型企业,“领头人必须在场”。
  3月10日吕梁复工,早在这之前,张建路就已通知70多个工人按时返岗。他曾以为,到那个时候,自己也能“被放出去”。
  但眼前,订单和生产断掉,工厂面临的威胁就是倒闭。
  工人现在只能拿到2000元月工资,而年前,这个数字是1万。14日,是银行还贷日,过期了,但工厂拿不出钱来。没有张建路的签字,也不可能拿到别的贷款。投资近六千万元的建材厂,正在以“一个月损失七八十万元”的速度吞噬着他。
  工人闹着发工资,再不行就要换厂。张建路也明白,工人都没什么存款,靠着每个月的工资现拿现用。没有钱,他们只能走。
  到月底,再还不上贷款,这家企业就要被银行列入失信名单。到年底,都不可能再有什么新订单。客户的建设项目都是从头至尾的,没在项目开始前按约交付建材,中间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重签的机会。
  “一夜回到十年前。”张建路和《南风窗》记者说,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奋斗这么多年,刚要有些气色,就要推倒重来,从零开始。
  电话一个接一个,要他处理大大小小的事务,但这些都需要面对面处理,或者需要资金的支持,他接起电话的时候越来越少,“根本没有办法去回复”。
  “看似是耽误了两三个月,但实际上,一辈子的事业都被毁了。”对于张建路而言,这几乎已经是他和家庭的“绝境”。
  疫情开始前,张建路妻子在武汉早产,生下家中二胎。一家四口租住在武汉的屋子,房租缴纳难以为继。
  1月份,他们请求房东减免1000元租金,得到慷慨的答复。这个月,租金已交不出,24小时里,房东间隔发了四条催租微信,张建路和妻子迟迟没法回复。
  摆在生存问题面前,所有的困难,都只有一个解法,那就是“回去”。回去,几乎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但目前这绝无可能。
  32岁的湖南衡阳人谢艳红的要求更低,她只需要“离开”。离开湖北,回家,或者去其他城市继续打工,都行。再这样下去,她连每天的一顿饭都成了问题。
  1月15日,她平生第一次来武汉。此前,她一直在广州一家电子厂打工,辞职后,想着离家近一点,能时不时回去看看放在家里的孩子。
  “真的说不清为什么,就是就近选了个大城市。”年关在即,谢艳红坐火车来到武汉,想避开年后求职热,先找到能接着打工的地方。
  沿着武汉街头,她一家一家店面看过去,门口有招聘启示,就留意一番。20日,她“听说有流感,新闻里讲过可防可控,就没在意”,23日上午10点,武汉正式封城,她躲到朋友空着的屋子里去,一个人再没敢出社区一步。
  没来前,谢艳红已有五六千元负债,这一次,她又找姐妹们东借西借。三四天就要从社区团购一次食物,花费一百元出头,日子久了她买不起,一天只吃一顿午饭,五十多天来蔬菜只吃过白萝卜、红萝卜和土豆,从没吃过肉,“馋了就吃鸡蛋”。
  武汉市民政局2月22日出台政策,要对生活困难的滞留在汉外地旅客一次性补助3000元。这得申请,她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去社区里问”。这些日子里,除了偶尔下楼提菜,谢艳红再也没见过什么人,“就像是坐监狱一样”。
  作息也乱掉了,凌晨三四点她才会迷迷糊糊睡去。醒来,就只能刷手机,“焦虑”。
  她想出去,继续打工。这是她“人生中最惨的一次”,想到自己一个人困在第一次到达的这座城市,谢艳红就为当初那个“头脑发热的决定”后悔不已。
 
  就 医
  荆州人何瑞芳一家的要求更“不过分”,在她看来,这似乎也更容易实现。她们不需要离开湖北,只要从武汉前往荆州,“都是在疫区”。
  困在武汉酒店的日子里,父亲右臂术后一个月,痒到受不了,要拆线,她在房间里一点一点亲手做完,“刚开始很怕,不敢见到出血,做完就轻松了”。本来,术后两三周,父亲就可在荆州当地三甲医院做完拆线和复查。但在武汉,没有床位,即便有,他们也不敢轻易去。
  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是父亲右肱骨肿瘤切除手术后出院的日子。从荆州开车到武汉时,下高速,远远望去,入口处排满长长的车辆。起初以为,所谓武汉“戒严”,只是取消市内公共交通而已。她并不知道,那时候,自己虽然可以毫无阻碍进入武汉,但已不可能再离开。
  当天,从武汉协和医院,何瑞芳接父亲出院,加上陪护的丈夫,从中午耗到晚上8点,“在高速管制处费尽口舌也没用”。三人挤到一家快捷酒店里去,原价119元的房费,老板减免成110元。两天后,大年初一,酒店停止纳客,整个楼层,只有两个房间住着人。
  出城无望,3月6日,她只得带着父亲到唯一可能有床位的省肿瘤医院去。先排除新冠肺炎感染可能,再加入住院排队,三天后,父亲总算住上了医院。
  “谁不想回家呢?明明在家门口就可以治疗。”事后回想起来,何瑞芳觉得自己不是最“无奈”的那一个。在微信群里,她看到,有人仅仅是开车路过,在高速口放下搭便车的朋友而已,“明明入口检查处的人都看到他是刚下来”,但即便如此,那个人都再也上不了高速。
  同在武汉协和医院的鄂州人李同海甚至没来得及出院,就遇到医院的封闭式管理。陪护的女儿,来院探视的三个家属,一家五口在医院滞留至今。
  “钱哗啦啦流。”病早就好了,可是他们走不出病房。想吃水果,没法拿到,女儿前些天连发两条微博,请求好心人能送来水果。只能“给什么,吃什么”,李同海的糖尿病和痛风又犯了起来。
  “医疗费、生活费压得人难以喘气。”李同海和家人打遍相关部门的电话,问到最后,都只能再等进一步消息。女儿在微博上写道,只想回家。
  黄冈人王永铭面临着妻儿离世的生死威胁。他只需要出去,奔向黄冈,以丈夫的名义,在妻子的手术单上亲笔签字。
  妻子本是4月份的预产期,但突发先兆性流产。手术远比预想中复杂,到了可能保不住性命的地步。医院需要丈夫的签字。电话、视频或者其他方法,在医院看来,都不具备法律效力。没有签字,手术就不能做。
  王永铭找武汉当地的社区,开证明,要么协助离汉,要么去和医院沟通,社区都不敢做,“而且表示不对此负责”。
  陷入僵局。生命危在旦夕。截至记者发稿时,事情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想 家
  不仅是饭碗和性命危机,一种更普遍而隐蔽的心理危机在他们中间蔓延。
  在微信群里,有人带着表情包半调侃地说,来武汉后,作息很规律,凌晨4点睡,12点醒。
  “关键是睡不着,死活睡不着,你要安眠药,人家也不敢给。”有人更加痛苦。
  抑郁也会传染吗?这个话题,微信群里又讨论了好一阵子。
  没有人想到,疫情会这么严重。更没有人想到,他们会滞留这么久,日子叠加了一个又一个的14天。
  大四学生伍仪对今年的春节没有任何特别记忆,“印象中不知道过了个年”。因为寒假实习,她没来得及离开武汉。封城后,她一个人躲在出租屋里,“已经不知道人和人面对面说话的感觉”。
  运动少,心情低沉,没有胃口,这些日子来,她一天只做一顿饭,主要目的不是吃,而是拍照发给妈妈,让她放心。
  “还好家里没急事吧?”记者问。 
  “有急事,爸妈也不会和我说的。”伍仪告诉记者,“不过,现在这情况,我有什么事也不会和他们说。”
  “我相信我和爸妈都是这样的。”话题末了,伍仪说。
  她用来安慰自己的方法是,让自己意识到,并没遇到什么太大的难题,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滞留状态。
  伍仪在武汉读书,家在宜昌。疫情过后,她唯一的规划是,一定要回家找工作,离家近一点,再也不来武汉了。
  武汉远郊或者乡下的滞留群体生活往往更加困难。1月14日后,办完父亲的葬礼,在石家庄生活的陈昌一家没能离开武汉。没有网络,没有书本,孩子没办法上网课。白米饭,白面条,中间是一碟辣椒油,或者一碗酱油,是一家三口五十多天来的三餐常态。“你不明白那种求助无门的感觉。”在社区和村镇救助力量没有抵达的角落里,这些人只能依靠“自救”。
  “就像孙悟空画圈一样”,武汉也被画了这样一个“圈”。但在他们眼里,这个“圈”更加“一刀切”,更加让人漫无目的。
  他们给武汉市市长热线、省防控指挥部、市防控指挥部打过无数电话,最后“全都回到社区这里”,而社区所能做的,也只是言语安抚或者送些简单物资。
  有人在微信群里动员,各自拍出求助视频,由剪辑师合成后,发布出去,引起更多人关注。片子做好后,因为画面问题,有人看了不满意,群里吵了起来。这个主意因此一度搁浅。
  “我们这个群体,人数太庞大,但是又太分散了。”一个写过求助文章的在读研究生和记者说。
  而目前,他们最担心的是,即便离开武汉,等待着他们的,又将是14天的隔离。
  (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