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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莉塔:“小魔女”还是受害者?

萝莉塔:“小魔女”还是受害者?

姜雯 | 2020-06-16 | 南风窗

  “萝莉塔”是文学世界中的一种审美,“萝莉”是从二次元世界延伸至线下的一种次文化,但这绝对不能美化现实世界中的犯罪,也无法挑战法律和社会道德,更不能吞噬人们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别无耻地像亨伯特一样说“是她主动引诱了我”,你大可以拒绝。

  她站在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间小路,身穿粉红色蕾丝泡泡裙、以白色膝袜配衬,手上拿着同样可爱的粉色提包和阳伞,哦,还有绑在脖子上的缎带,在卷曲的金褐色长发下若隐若现。她像是一个无辜的、仍未长大的小女孩。

  “不管是多么不合常理的生活方式,只要觉得幸福不就好了,只要觉得开心不就好了,洛可可精神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这是日本导演中岛哲也的电影《下妻物语》中17岁龙崎桃子(深田恭子饰)的打扮,也就是所谓的萝莉塔风格—源自维多利亚和洛可可时代的女童服装,加上哥德与朋克文化影响而来。

  如果你去过日本,一定对这样的装扮不陌生,街上很容易找到各种身着萝莉塔风格服装的可爱女孩们。但“萝莉塔”仅仅是一种服装风格吗? 


  谁是萝莉塔?

  萝莉塔是一种审美,不仅是对服装的审美,更是对女性的审美。这种审美从“男性凝视”中慢慢内化为“女性对自己的凝视”。当然,你可以说女性自此“物化”了自己,也可以说女性从这种“凝视”中长出了自己的力量,但我们现在要讲的不是一个“女权”问题。

  在当代中国的互联网语汇里, “萝莉(萝莉塔的简称)”意为“可爱的、萌萌的小女孩”,而这个“可爱的女孩子”来自1982年日本漫画《甜甜仙子》中的MOMO公主,在日本二次元世界中不断发展,并成为一种“舶来品”漂洋过海。

  虽然“萝莉塔”和日本有着深远的关系,但从二次元世界至今不过才几十年,早在1955年的法国,俄罗斯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就出版了《萝莉塔》(Lolita)一书,并引发20世纪文坛的争议,却仍不失为一部经典。

  这本书讲述了中年男子亨伯特无可救药地爱上一个12岁女孩朵拉芮丝的故事。亨伯特一直都对9-14岁的女孩着迷,他称她们为“小魔女”,但并不是每个小女孩都是小魔女,她们必须具有某种特质,例如“飘忽、难以捉摸、诡谲多变、粗野又不失优雅”。亨伯特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欲望,直到遇见朵拉芮丝,他迎娶朵拉芮丝的母亲夏洛特并成为她的继父,却一直暗藏对小女孩不可告人(或无可告解)的“密谋”。夏洛特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愤怒地冲出家门,意外遭遇车祸死亡。自此,亨伯特终于“占有”了这个12岁的女孩,并和她展开一场公路、性与爱的旅途。

   “清晨时,她是萝(Lo),平凡无奇的小萝,四尺十寸高,只穿一只袜子;身穿宽松长裤时,她是萝拉(Lola);在学校她是朵丽(Dolly);正式签名时她是朵拉芮丝(Dolores)。然而,在我怀抱里,她永远都是萝莉塔(Lolita)。”

  “Dolores”作为一个西班牙语名字(女孩的亲生父母非常喜欢墨西哥),可以被爱称为“Lo”“Lola”或“Lolita”。虽然在小说中没有别人称女孩为“Lolita”,这实际上是主人公亨伯特对小女孩的私人爱称。尔后“Lolita”进入流行文化也用于描述“性早熟”的女孩。

  这部作品被当时美国的五大出版社拒绝出版,因为《萝莉塔》被视为一部“不够色情的色情小说”。用纳博科夫自己的话说:“现实社会中,‘色情’这个词已意味着通俗化、商业化,并且严格遵循某些规则。淫秽必须与平庸交合,所有美学乐趣都必须被简单的性刺激完全取代。性刺激的达成,则需要一些能让接受者产生直接作用的传统语汇。”

  不过,纳博科夫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文学世界里创作这种对小女孩审美的人,在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1925年出版的《痴人之爱》中,28岁的河合让治收养了15岁拥有混血气质的少女奈绪美(Naomi),希望把她“调教”为理想中的女性并娶为妻子。相比《萝莉塔》,《痴人之爱》中谷崎润一郎的文字更为放肆和大胆,文中描绘了很多Papa与Baby的游戏,而比“爱”更满溢的,是河合让治的“痴”。

  不仅是男性作家,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也在《情人》中描绘了30多岁的华人男性与15岁法国少女,关于爱、欲求、孤独与绝望的故事。而出生于1959年的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则以一部熟女调教少年的《贤者之爱》挑战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

  在文学的世界里,作家们可以在笔下放纵他们的疯狂想法,在艺术的殿堂里为所欲为,在现实与虚构中交融出美与恶之花朵。但请注意,前提是,在文学的世界里。 


  “小魔女”还是“受害者”?

  即便在文学的世界里,《萝莉塔》和《痴人之爱》都是备受争议的作品,但这若发生在现实生活,那结果只有一个—犯罪。

  在中国,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行为,无论是否自愿,均按强奸罪从重处罚。在其他国家,合法性交年纪都不同,从12岁到21岁都有,这与国情和当地宗教皆有关系。

  即便有人委屈地认为自己也许就是现实中的亨伯特,只是热烈地爱上他的女儿、他未来的妻子。但这好比文青咖啡店谁都会去,但真正会写诗和写小说的人并没有几个,而可以写出伟大小说和诗歌的人也不等同于不会犯罪。艺术可以美化一切,但那也只发生在艺术的世界。

  在《萝莉塔》中,朵拉芮丝是个任性、早熟甚至有些狂野的“小魔女”,青春期的女孩有她们特别的魔力,她早就看穿了亨伯特的意图,虽然亨伯特试图给她下安眠药而未遂,她却是主动挑逗并向亨伯特投怀送抱。但朵拉芮丝也是个自幼丧父、接着又失去母亲的孤儿,她与母亲的关系并不好,青春期的女孩不是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她们有各种渠道了解“外面的世界”“大人的世界”。对朵拉芮丝来说,也许那不过是一场反叛母亲的冒险、一次走向成人世界的尝试、一个游戏、一种她自己都还没想明白的事情。但亨伯特不同,他是个快40岁的中年人,他清楚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如何威胁小女孩让她乖乖听话,他告诉朵拉芮丝如果和别人说他强暴了她,她最终只能去福利院,甚至因行为偏差去矫正学校、感化院、少年拘留所。也许对朵拉芮丝来说,亨伯特是她唯一的、绝望的、沧桑的依靠。

  在公路旅途中,朵拉芮丝有几次猛烈的哭泣,但整本书都是亨伯特视角的自述,他的心理、他的爱意、他的官能感受,朵拉芮丝是他深深凝视着的对象。他从自己男性的角度建构了朵拉芮丝的性格,却没有揣测女孩的内心,而书中的亨伯特也承认这一点—除了可爱的外表外,他并未观照过朵拉芮丝的内心世界。

  朵拉芮丝离开了,带走她的剧作家Q也是个“恋童癖”,当亨伯特找上Q去“复仇”,Q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是她要求我带她到比较快乐的家庭。”也许这是朵拉芮丝的又一次谎言,也许是她的真心话。亨伯特最后一次见到朵拉芮丝时,她嫁给了一个单纯年轻的退役男子,怀着孕,亨伯特形容她“17岁就无可救药地沧桑”。

  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也是全然的男性凝视的视角,而在中国,一部轰动海峡两岸的文学作品里,恰好有一个全然女性角度的叙事。虽然相隔百年,或许在无论文学还是现实中有一些“有趣”又沉重的对话,这本书是台湾已故女作家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在这本书出版后林奕含自杀离世,引发诸多猜测。

  林奕含死后,很多人都认为书中的故事就是她本人的亲身经历,我想林奕含也许更愿意人们去谈论这本书的文学性—关于她在访谈中所说的“审美的快感”。很可惜这里无法详尽地讨论这本书的文学性,而小说不是纪实文学,它是虚构的天堂,所以在此我还是只会用书中人物房思琪来举例。

  在《房思琪的初恋花园》里,已婚的补习班老师李国华常年诱奸、强暴、性虐待13岁的女学生房思琪。她曾仰慕他,也曾以为这样就是爱情,但事实是她独自生活在暗仄的深渊,从彩虹般的童年乐园被硬生生打落至成人罪恶的失乐园。她说“不行,我不会”,她仍不断说“对不起”,她在网络上求救却被霸凌,她求助无门······

  “如果这是爱情,为什么觉得暴力?为什么觉得被折断?为什么老师要一个女学生换过一个女学生?如果这不是爱情,那满口学问的李老师怎么能做了以后,还这么自信、无疑、无愧于心?”

  林奕含生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说:“Primo Levi说过一句话,他说集中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但我要说,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她说自己真正想在李国华这个角色上叩问的问题是,“艺术它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反过来问则是,“会不会,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那么,那些现实生活中的萝莉塔们,她们到底是“小魔女”还是“受害者”?我想,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文学与现实的边界

  我们当然无法轻易揣度人性幽谷的“深不可测”,丹麦导演托马斯·温特伯格的电影《狩猎》中的男主角,就因为早熟女孩的报复性谎言而背负性侵女童的罪名。有网友说,“天真无邪才是最大的邪,童言无忌才是最大的忌。”

  我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一棍敲在孩子身上,一棍敲在成人身上,那么这个世界没有几个道德纯洁的人。人人都背负原罪匍匐在地。

  现实世界没有艺术的“审美”,它更残酷、单一、龌龊,强奸幼女的事件层出不穷,单单就是“改编自真实故事”的作品(例如韩国电影《熔炉》《素媛》)就让人不忍卒睹,又何况是赤裸裸的真实新闻报道。

  社会丛林总有弱肉强食,在强暴幼女这件事上,人们很容易愤怒,而幼女也确实承接不起来自天平另一端的力量。那么,如果性暴力发生在成年女性身上呢?

  “是你主动勾引的吧?”“为什么不反抗?”“这是仙人跳吧?”人们很容易谴责受害者,就像房思琪在网络上寻求帮助时被嘲弄,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在控诉山口敬之后遭到人身攻击和威胁,韩国“MeToo”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韩国女艺人却一个接着一个疑似遭性暴力而自杀离世,而近期韩国的“N号房”事件和之前的儿童色情暗网也让世界哗然。

  如果人人都用旁观者的态度对现实进行武断的推断,那么受害者只会被二度、三度甚至数度伤害。然而,谴责受害者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弱势的一方往往无力反击,她们面对的可能是力量、资本、权位都比自己更高的人,更有可能是来自熟人性侵的难以言说。人们总以为性暴力发生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受害者被拉进小树林被暴力对待,但那只是电视剧的桥段。

  我们不能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但也不能对暴力视而不见,沉默也是犯罪,集体沉默是一场集体犯罪。那么如何为受害者发声?我们有法律,我们有互联网,有了从2017年一路从欧美燃烧至亚洲的“MeToo”运动,韩国更是衍生出“SchoolMeToo”,有超过70所学校的学生响应、上街游行,指控老师对学生的性暴力。

  我们还有媒体。媒体担负着维护基本社会伦理和公共利益的责任,媒体的使命是揭露真实,而非文学创作。

  回到文学与现实的边界问题,“萝莉塔”是文学世界中的一种审美,“萝莉”是从二次元世界延伸至线下的一种次文化,但这绝对不能美化现实世界中的犯罪,也无法挑战法律和社会道德,更不能吞噬人们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别无耻地像亨伯特一样说“是她主动引诱了我”,你大可以拒绝。

  更何况,亨伯特也早在文本中对自己作了审判:“如果交由我自己裁决,我会以强暴罪行判处亨伯特至少35年徒刑,并驳回其余控诉。”

  让萝莉塔站回到一望无际的旷野间、云雾缭绕的山川中、清澈如镜的湖泊里,让她自由生长,保持童年与青春本来的活力、任性、粗野、好奇与纯真。给她一点正确的教育,让她在成年后可以自信地去探索那神秘世界里的浪漫、激情、奇幻、性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