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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一个事出反常必有妖的朝代

大宋,一个事出反常必有妖的朝代

谭保罗 常务副主编 城市研究院院长 | 2020-06-17 | 南风窗

越多,越无能的职业官僚,意味着皇帝的绝对安全,哪怕财政命悬一线。

宋朝经济强大,却总打不过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千年之问”。

拿人口来说,按照不同数据,北宋人口最高超过了1亿,最低也有3000万的水平。而西夏人口不过300万,辽国到了末代的高峰,总人口也不过900万。换句话说,哪怕西夏和辽国倾国而出,宋朝光靠兵员潜力,也可以轻松击败对手。

实际上,西夏和辽国根本没有形成铁杆联盟,宋朝的国防形势没有那么严峻。那为什么还是打不过呢?

最流行的说法是“重文抑武”,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从此武将地位低下,不愿意好好打仗,建立军功。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朝失去燕云十六州,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北方的地理屏障消失了,国防很被动,二是失去了养马的宝地—燕云地带,所以没有骑兵,步兵根本打不过北方的铁骑。

我认为,无论“重文抑武”,还是“地理缺陷”,这两个理由都只看到了表面,而不是内核。宋朝军功不振的真正原因是它的财政出了大问题。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国家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去激励武将和士卒,以数倍于敌国的人口和物资,是绝对不会打不过入侵者的。但财政出问题,没有了对国民、官僚和军队的足够激励,那么一个中央集权大国即是一盘散沙,金玉其外。

如果研究宋朝那些大人物的文章和奏折,我们多半会发现,王安石、范仲淹、苏东坡这些人会经常提到财政问题。特别是王安石,他的大变法基本上就是一次加强中央财力,增加对国民课税效率和强度的中央集权大实践。不过,因为他有着“富国强兵”这种极为政治正确的目的,所以史家对他大唱赞歌。

王安石变法几个主要政策,从本质上讲,都和财政相关。均输法和市易法,这两个剑指大商人集团垄断的改革措施,的确有一些正义价值。而其他很多措施则是“出发点很好”,却最终也变成了与百姓争利。比如,青苗法本来是通过国有借贷,帮助贫困的农民获得谷物种子,但最后成了基层官员通过高利贷敛财的手段。

保甲法、保马法,这是想恢复北朝到唐朝的府兵制。府兵制的精髓在于兵农合一,其实就是帮助国家节省军费,因为府兵出征,自带装备和干粮。但在南北朝和唐朝初年,国家是有着对府兵的支付手段的—由于战乱,大量土地闲置,国家可以将土地赏赐给府兵集团。但宋朝却人口激增,土地不足。怎么支付?最后,农闲练兵的保甲和供养官马,成为了让农民苦不堪言的负担。

显然,以上这些措施最根本的原因都是财政不足。那么,经济如此发达的宋朝为何会财政不足呢?因为,财政供养人员太多了。

北宋是我国帝制王朝中冗员问题最严重的一代。纵向对比每10万人供养官吏数:东汉为13人,唐朝为35人,明为37人,一代比一代多。但中间的北宋却为50人。为什么要养这么多职业官员?

原因很简单,职业官僚集团有两大作用:一是越多的官,意味着政府触角不断伸向基层,可以实施很好的民间控制。

二是职业官僚集团缺乏造反能力,因为他们并非长期的产权所有者。他们还可以不断挤占民间财力的积累,加上流官制度,使得国家内部永远不会出固定的地方性政治经济利益集团,这是皇权永固的保证。越多,越无能的职业官僚,意味着皇帝的绝对安全,哪怕财政命悬一线。

总之,一个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超过敌国10倍的国家,却经常赔款,或者根本不愿打仗,背后一定有深刻的原因。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道理对历史也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