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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摊的黑社会不砍人

槟榔摊的黑社会不砍人

姜雯 | 2020-06-17 | 南风窗

小小的槟榔的确没有多大玄机,那不过是人生百种味道里的一种。更可爱的是这些人,像是被叶子包裹着的槟榔,辛辣的叶子是外表,绿色的果实是人生。


“大陆的槟榔跟我们不一样啊,陆客来了会一直看我们,像在看猴子。”

新北市的晚上。许阿姨一头白发,手上熟练地包着槟榔,绿叶包覆着绿果,摊开在透明玻璃窗前的小桌子上,招牌前的霓虹灯在夜幕下一闪一闪。

这家槟榔摊开在小巷里,说是“摊”,其实是一间大约3.3平方米的小店,和其他开在巷弄、路边、交流道上的槟榔店并无太大差别。不过说起台湾人这一口槟榔,那不同“摊”又有着千差万别的大学问,虽然摊主总会和你说:“槟榔哦,都大同小异啦。”

湖南人对槟榔欲罢不能,海峡这端的台湾人,也对槟榔情有独钟。湖南人嚼的是“干槟榔”,台湾人咬的则是“鲜槟榔”,而且一定要加石灰。这种特别的配方,加上“本省”“外省”之争的历史和“享誉全球”的槟榔西施文化,都让槟榔成为游客眼中的一道别样风景。

但对本地来说,却是稀松平常的糊口生活。


包“石灰”的槟榔

5月11日的台湾,已经可以穿短裤背心夹脚拖这样的夏日“标准配备”了,我沿着大马路一间一间寻访槟榔摊,试图和摊主聊一聊,但基本都被拒绝了。艳阳高照,加上马路上摩托车呼啸而过的噪音,惹得人心里焦躁。

垂头丧气之际,我走到一间开在下坡口的槟榔摊。

一般槟榔摊内坐着的大多是女性,或年轻或年长,而这家店内则是看上去50岁上下的阿伯。他低头包着槟榔,店面布置得很简单,卖的槟榔种类是“普通”和“幼”的“包叶”(“幼”比“普通”的口感更好些)。

我向阿伯表明来意,阿伯答:“我在忙啦。”迟疑几秒后他又操着“台味普通话”,指着门口的一把椅子说:“好啦,你坐这边,要问什么你问啦。”

只见阿伯左手从篮子里拿出包槟榔的“荖叶”,在毛巾上拭去叶子上的水分,右手用一把小刷子在叶子上抹上一层“白灰”。

“我没卖菁仔,那个要泡漂白水,我只卖包叶。你看我这样,擦过去,不能擦回来,两三下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子卷起来。”

“幼的,我有剥头。你过来拿一个练一下。”

看上去简单,但真要包得像模像样,还得花点功夫练习。叶子的梗要掐掉,横向对折一次,再折一次,然后反过来,卷在食指上,剩下那个尖角塞进去。卷的弧度要适合放入一颗槟榔果。

阿伯没让我刷白灰。所谓白灰,就是石灰。石灰分“活灰”和“死灰”,两者采用的烧制石灰的原料不同。而不管是什么灰,石灰都要加工成石灰乳并放置一段时间后,才会成为“槟榔灰”,这种加工过程叫作“养灰”。

很少有槟榔摊自己养灰了,但用心的店家,则会用不同的配方来养灰,阿伯加的是米酒、威士忌和中药粉。

活灰只能朝同一个方向轻轻刷,反向的话槟榔吃起来会“咬嘴”,嘴巴会破掉。“交流道上那些穿比较辣的哦,用的都是死灰,因为她们不会刷,死灰就可以来回刷。”

见我把叶子都要卷烂了也没包好,阿伯嘴里叼着烟,斜斜地笑着,吐出一口白烟,把我手里的叶子拿去,几下就包好了,然后放一颗在嘴里嚼着。“再给你一张试试,你要不要吃一颗看看?”

我有点兴奋又紧张。虽然在台湾吃槟榔的人很多,真要找起来,周围还真没吃槟榔的朋友,总觉得槟榔离自己很近又很远,而且很多卖槟榔的女生也说自己卖了很久但从没吃过,“不敢吃”。而对于一个大陆人—我来说,“吃石灰”这件事怎么听都觉得“怪怪的”。

但我还是抱着尝试的心情要了一颗。“我给你刷薄薄一层灰啦,不然你和我吃一样的口味哦,你头会晕啦。”阿伯说。我心想,我酒量还不错,含酒槟榔应该难不倒我啊。

我咀嚼起来,第一感觉是“辣、涩、热”,那种滋味很难形容。槟榔的标准吃法,嚼完第一口汁液要吐掉,明明是绿绿的槟榔果,和白灰融合后,吐出来的汁液竟然是红的。难怪很多久吃槟榔的人会“黑齿红唇”。

没嚼几下我就吐掉了,很快,我就开始觉得头有点晕,这也是不习惯吃槟榔的人会有的反应,有点像醉酒,整个人开始反应变慢。

我还带着从其他槟榔摊买来的“菁仔”,装在一个印有穿三点式辣妹图案的盒子里,这也是从槟榔西施文化衍生而来。菁仔是不包“荖叶”的,把槟榔果对半剖开,剖开后会像苹果一样氧化,导致色泽不佳,所以剖开的槟榔果都会先浸过漂白水,再用清水洗净。菁仔内用的是“红灰”,一种加入香料颜色呈红色的石灰,红灰内再嵌入一片“荖花”。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吃菁仔的人比较多,菁仔也比较适合“入门”,因为吃起来口味甘甜,没那么烈。因为荖花中有强致癌物,所以台湾人慢慢改吃“包叶”槟榔,“包叶”口味更烈些,不仅因为石灰,而是“荖叶”本身就有一股辣味。

阿伯说各家槟榔的口味都不同,吃惯了一家的就吃不惯别家的。我拿出我买的菁仔嚼起来,口味的确比较甘甜。然而,嚼着嚼着,我感到头更晕了,喉咙口还有“卡卡”的感觉。

没多久,我和阿伯说:“不好意思,我要去吐一下。”


槟榔欧吉桑的江湖往事

吐完以后,阿伯从保温杯里给我倒了杯热茶。“喝点热茶就会好了。”

阿伯姓陈,自称“槟榔欧吉桑”,新北市人,今年57岁。陈伯的妻子几年前去世了。阿伯结婚得早,他爱上了在工厂上班的妻子,才认识4个月,父亲说喜欢就去提亲啊,于是18岁结婚,19岁就生下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女儿。虽然陈伯独居,但女儿常常来看他,说着就拿出手机来秀照片。

陈伯已经在这里卖了二十几年槟榔了,以前台湾经济好、槟榔流行的时候,经营一个摊位就能买下一栋房子,陈伯家也就住在这槟榔摊附近。

他指着街对面的工地告诉我,原本他的店开在那里,三面看得到,而且工地工人多,生意比较好。“对面我卖了15年,以前那边做一天4000~6000块(新台币),现在这里只有1000~3000块。”

在台湾,吃槟榔的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做工的人、卡车司机、计程车司机等,因为槟榔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冬天还能御寒。而夏天虽热,但槟榔有汁,又能解渴。

陈伯这槟榔摊内,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冰箱里装着要卖的啤酒、包好的槟榔、新鲜的荖叶和槟榔果,以及他的晚餐,正聊着陈伯就把晚上要吃的生鱼片拿出来退冰,他的脚因为生骨刺,有一点跛。

后面堆着些杂物,墙壁看上去很旧了,挂着厨具、茶叶罐等物品,还摆着一台电锅。因为一个人生活,陈伯通常在外面买点小菜,放在电锅里热一热。电锅旁则摆着两瓶威士忌和小音响。“我喝酒的时候就统一关机,不外送了,唱唱卡拉OK,六点半到八点半,然后回家洗澡睡觉。”

我们聊得畅快,相约六点半过去喝酒。此时约莫是5点,有邻里带着小孩来买槟榔,陈伯顺手给了她们两根棒棒糖,回头笑眯眯地说:“骗骗小孩子啦。”我心想,明明是很喜欢小孩子嘛。

太阳下山后,仍有些闷热,这就是5月的北部台湾,汗从身上一直往下滚,我如约来和陈伯喝酒。小菜已经摆上了,生鱼片、鸡脚、苦瓜,陈伯给我递上切好的芭乐,从冰箱里取出冰块,酒倒好,几杯下肚,江湖之内都是朋友。

陈伯也确实是个江湖中人,13岁就开始混迹黑社会,一入就是30年,进过三次监狱,每次时间都不长,只有几个月,因为打架。“那时候江湖很乱,老大说干掉对方,就干啊。”

说着还撩起袖子,给我看他左臂的刺青。那是一只鸟,陈伯13岁就纹了,那时候还没机器,是老大用针手工刺的。原本是红色的,因为年代久远,已经褪色变成青色,而且线条变得有些模糊。“当时很痛诶!”

“那时候打架,用短刀刺人家的屁股。”陈伯眯着眼睛回忆过往。

“那你打架厉害吗?”我问。

“不厉害啦,我都看人少才去。”

我大笑。陈伯弯腰从下面的柜子里拿出一根发黄的软鞭,我说我以为台湾黑社会都像电影《艋舺》里演的那样用刀砍,陈伯辩驳说“这个打人很痛捏”。不过陈伯的确有真家伙,他从后面拿出一把小武士刀,尖尖的刀刃闪着杀气。

“你用这个捅过人没有啊?”

“没有啦,捅了还得了。都用短的啦。”

我们又干了几杯,此时音响里正播着《我的好兄弟》,陈伯指着MV:“我们以前就是这样。”

“我人情世故看得比较多,所以你一进来我就叫你同胞。我们又不做政治,跟你们一样。也有讨厌的大陆人啦,那时候就不跟他讲话。”

陈伯说自己是“台客”,而“台客”称1949年以后来台湾的人为“外客”,也就是所谓的“本省人”和“外省人”。陈伯说“台客”黑社会就是讨债、打架,“外客”才会收保护费。而嚼槟榔的人大部分也会被认为比较“台”,或是“台客”(意思是接地气,较有本土气息)。

 “不做政治”的陈伯看着电视说“韩国瑜要被人家罢免了”,我问你讨厌他吗,他说:“讨厌啊,讲话不算话,高雄发大财,当市长要选‘总统’。”其实台湾有很多像陈伯这样的人,“不做政治”,会区分“台客”和“外客”,但其实并不真的有强烈政治立场,全秉着一股江湖义气而已。

聊着喝着,我们还唱起了卡拉OK。陈伯说自己都唱闽南语歌,但最近在学国语歌,而他的歌单大部分都是情歌。我给他拍手,他说“拍手喝一杯”;换我唱,我学他说“拍手喝一杯”。

“谁怕谁。”威士忌很快就见了底。

唱着唱着,陈伯就豪迈地跑去后面的草丛尿尿。虽然这个槟榔摊在马路边,却是在一个下坡的转角处,山下是停车场,旁边有摩托车修理店,所以后面的位置十分隐蔽。

音响里传出梦然的《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没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孤单,我的心好慌乱,被恐惧填满。”

陈伯回来后我问他:“你想你老婆吗?”

陈伯醉茫茫:“往事不要再提。”

往事不要再提,在这个槟榔摊里,有一个江湖。而两个萍水相逢的人,也因为小小的一颗槟榔,相识在江湖里,在夜色里,在台湾北部的热气和晚风里。


被污名化的“绿金”

其实在台湾,说起吃槟榔,大部分人的印象还是“会致癌”“会上瘾”“槟榔根很浅会导致水土流失”“吃槟榔的人背景好像不太好”“以前的槟榔西施穿很露”。就连卖槟榔的李雨棠也跟我说:“槟榔是一种浮不上台面的东西。”

住在嘉义曾做运输业的刘伯吃了二十几年槟榔,后来因为家人的强烈反对才戒掉。“开始吃的时候是因为好奇,看朋友咬咬咬就跟着一起,后来瘾就大了。但是是不好啦,会得口腔癌,牙齿坏掉。刚开始戒,我就买口香糖来嚼。”

据刘伯的经验,吃槟榔的人中虽然有很大部分基层工人,但其实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生意人都会吃。

“贵的时候一颗10块(新台币)诶,有的人一天要咬四五百块,甚至睡觉的时候还要含着咧。”

而对于不吃槟榔的人来说,槟榔仿佛又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住在“天龙国”(指台北中心精华地带)、30多岁的设计师李维绿告诉我,小时候觉得会吃槟榔的都是“不好的大人”,因为会吃槟榔的都会喝酒抽烟。

“从小就说吃槟榔容易得口腔癌,而且看到吃槟榔的人嘴巴红红的,吐在地上的东西红红的,以为是血。”

“还没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时,槟榔摊都用手写或大看板,在交流道200~300公尺的地方到处都是。开始是阿姨在卖,后来变女生,女生穿得不仅短,而且少。”

长期服务工人的NGO工作者赵慧晶认为,“槟榔大多是体力劳动者在吃,而主流社会本来就会看不起体力劳动者,觉得没读书啊,这是成见在先。当然医学上说会致癌,我觉得是因人、因量而异。而且吃完槟榔嘴巴红红的,不符合中产阶级对美丽的想象” 。

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槟榔是台湾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产于嘉义、南投和屏东,年产值破百亿新台币,养活了不少家庭,获得“绿金”的美誉。而槟榔的走红,也与台湾经济腾飞的90年代有关,因为那时候工地、货车多,工人靠吃槟榔来提神和御寒。随着槟榔的流行,也就衍生出了“槟榔西施”,年轻女孩穿着性感在交流道上招揽生意,但2002年开始取缔很多穿着暴露的槟榔西施,槟榔西施文化也在逐渐没落。

此外,槟榔子属于第一类致癌物也已被研究证实,长期嚼食容易得口腔癌。而浅根的槟榔树也会造成水土流失,破坏环境。因此台湾便宣导尽量不要吃槟榔,然而,槟榔虽不被官方辅导和鼓励,也未被禁止,整个产业由盘商或公会主导,不透过市场批发。槟榔灰里的成分也都由商贩“自由发挥”。

许阿姨的老公嚼着槟榔说:“其实你找我们没有用,你要去找南部的大盘商人,槟榔全部控制在他们手上。我们只是做代工,卖个活口而已。”

“我们没有用,我们这种连那种都不如。”他指着对面的711便利店。

许阿姨经营的也是这附近的传统槟榔摊,坐在玻璃窗口剪裁叶子,我找了她几次才同意让我采访,因为“现在诈骗很多”。许阿姨64岁了,大学毕业,在学校工作过一阵子,嫁人后为了照顾小孩和家人,才跟先生开起了槟榔摊,一做就是28年,她卖“包叶”和“菁仔”,但她家菁仔的包装盒上没有印辣妹。

许阿姨就像陈伯一样,有一些“口是心非”。开始她不让我进去槟榔摊内,因为店内会涉及“金钱流动”,但过了一会儿她就让我进去坐着了,而且聊着聊着许阿姨也是知无不言,笑眯眯地十分亲切。

有人过来跟许阿姨借5块钱:“布丁加牛奶,要15块,我明天还你啦。”许阿姨嘴上讲着“你实在很烦诶,那你明天还10块”,然后用力把硬币放在桌子上。知道对方总是5块、10块这样借肯定不会还,许阿姨还是边念边拿给了对方。

来买许阿姨槟榔的基本也都是熟客,来了不多话,许阿姨就知道他们要哪一种。不过现在客人少了,不仅是景气的问题。许阿姨的客人“老的老,死的死,牙齿坏的坏”,加上这条街以前只有两三家槟榔摊,现在十几家,生意自然少了。“吃习惯哪家口味就不太会变,就像你吃卤肉饭,每家口味不同,有的人会挑。”

许阿姨很容易聊着聊着就讲到自己的事情,讲得眉开眼笑,但若你多问一些,她又会不好意思地说:“你问槟榔的事情啦,不要问我的事啦。”

但小小的槟榔的确没有多大玄机,那不过是人生百种味道里的一种。更可爱的是这些人,像是被叶子包裹着的槟榔,辛辣的叶子是外表,绿色的果实是人生,嚼一嚼,融合成性格里的百种面貌、生活里的千般滋味。

后来我再见到陈伯的时候,正好他女儿来看他。他约我晚上再去槟榔摊喝酒,我说今天要写文章了,明天吧。

“好啊,我每天都在这里。”

(应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