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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以让美国“失望”?

中国何以让美国“失望”?

本刊记者 李少威 | 2020-06-17 | 南风窗

未来几年,能否继续让中国人得到实实在在的福祉提升,相当程度上决定中国的战略韧性。

5月20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的报告,长达16页,主题是明确、强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它可能真的要去落实,也可能是典型特朗普风格的行事方式—先大声嚷嚷,然后跟你讨价还价。

不管怎样,这还是展现了美国人可爱的一面。一般来说,这种最基础的思路建构,是不适宜公开的,因为公开丝毫无益于“战略方针”的实现,反而会制造阻力。

比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必然要把许多发达和不发达的国家甩到后面去,但不可能列个清单,指名道姓地说要超过谁。一旦这么说,路就变窄了。

更可爱的还在这里:这份文件一开始就表示,自1979年与中国建交以来,美国在对华策略上一直是“抱有希望”的,美方希望通过接触交往,能使中国“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然后40年后的今天,美方认为自己并未如愿。

这其实是一种心理背景,在正常关系中,它是秘不示人的。就像两人之间,关系变得冷淡,肯定有心理因素,一方可能认为自己“看错人了”,但疏离即可,不必说出,一说就变成一种闹场的结局了。

其实这种心态,早在几年前,特朗普上台以后,中国社会已经通过民间交往嗅探出来了。至少在两三年前,就有不少学者或媒体人在说,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圈子里对中国的印象已经完全改变了,许多中国人对此忧心忡忡。把那些学术的、枯燥的语言转换成日常用语就是:他不喜欢我了,这可怎么办?

无法可施,因为人心难测也难逆。关键问题在于彼此是何种关系,粗俗一点说就是:你又不是被他“包养”,何必惶惶不可终日?

这是一个战略定力问题,不影响战术上对对方的高度重视,以及行动上的充分理性。


失望问题

中国的确让美国失望了,如果它和中国接触的目标是实现道路转化的话,那这种失望也是注定的。

如果只听美国的说法,此事给人的感觉像是一场合同毁约。但事实是这样吗?

1979年中美建交,同在这一年,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第一项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讲话是公开的,也就是说,改革开放的目的,绝对不是用牺牲道路自主来换取经济发展,相反,是用经济发展来巩固道路自主,这是一开始就写在门楣上的。2016年,习近平提出“四个自信”,第一个就是道路自信,正是对改革开放初衷的回应。

中国从来没有承诺要从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对方可能一厢情愿,认为自己的诉求未获满足,但这不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

此其一。

其二,怎么样的国家关系,一方才有义务满足另一方的心理期待呢?宗主国与附庸国的关系、殖民者与殖民地的关系,或者西方盟友内部那种大哥和小弟的关系。

中美之间是三者中的其中一种关系吗?显然不是。

即便是北洋军阀或者国民政府时代,通过对外借款、寻求援助和政治控制、军事威胁建立的关系,也不完全如此,蒋介石不时也会骂几句“娘希匹”呢。

美国有许多汉学家、“中国通”,但对中国真的不通。许多写中国的文章和书,中国人理解起来都颇有难度,经常是只有学术意义。

他们总是运用政治现实主义的目光,把中国的革命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完全理解为不同政治势力之间利益争夺的结果,这样分析问题,看上去很科学,但却是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总是被回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何以发生?

社会主义革命,是对自强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的接力,前人做前人的事,后人干后人的工作,目的都是一个—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独立自主,摆脱被控制被剥夺的地位。各种方法都试过之后,发现虽然都承担了各自的历史使命,但都无法通往最终目标,所以才选择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中国而言,不是因为条件成熟而自然发生,而是因为一部分精英认识到这条路可以通往民族独立和现代化,而去创造条件让它发生。

从1840年到1949年,百余年的奋斗,直接的目的就在于摆脱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惟其实现这一直接目的,才可能实现现代化这一间接目的。

既然如此,中国怎么可能在道路自主问题上满足谁的心理期待呢?

如果“中国通”们真的能够理解这一根本的底线问题,就不会存在所谓“失望”了。

 

山巅之城

二战以后,美国成为全球秩序的领导者,同时也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一制度基础上的民主自由的典范,对全球政治文化有着强大的辐射作用,长达六七十年时间里,自诩、也被承认为“山巅之城”。

这一点无可厚非—至少在特朗普上台以前是这样。即便是不喜欢美国的人,也很难否认。

前文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广义的意义上使用的,即把共产党领导的所有革命阶段都纳入其中。在前期,它的坚定不移的内容就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其中反帝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民族危亡时刻筹建的。

在“列强”当中,美国曾是让中国人最有好感的。比如庚子赔款,它就很“慷慨”地分批次退回,成立了现在的清华大学,并且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式精英。新文化运动中声名赫赫的胡适博士,就是庚款留学的一员。

其后,在抗日战争中,为了让中国坚持抗战,牵制住日军主力,美国也在后期对中国提供了军事援助。

但国际关系的目的始终摆脱不了“国家利益”。

从清末到北洋时代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就是美国提出来的,列强中的一员,通过战争或者政治手段从中国获得了利益,那么所有列强不费一兵一卒,享有同等利益。这种方式看上去很“和平”,但却等于倍数放大了中国主权受损的程度。

20世纪初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的确让中国人对强权的良心抱有幻想,但最终也惨痛地破灭,才有了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

自那以后,一部分中国精英明确了一点,除了自己的实力,谁也靠不住。

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美国没有光芒。因为它一直主动地站在敌对地位,从在解放战争中帮助蒋介石,到成为新中国第一仗的交火对象,再到后来率领西方阵营对中国的全面遏制,从来没有展现过友好。改革开放之后和中国建交、缓和关系、发展相互交流,首先的目的也是拉拢中国反对苏联。

在中国,美国的“山巅之城”的魅力,主要体现在社会层面。20世纪80年代开始,再一次“西学东渐”,中国人的确对美式制度和美式生活无限向往,一直持续到几年前。但在国家政治层面,这是绝对分割的,这一点从未动摇,前已有言。

政治术语比较刻板,又往往具有很强的描述力。比如这一个—“和平演变”。这是中国一直作为底线坚持反对的对象,不管哪国,或者本国的谁,怀有何种期待,都是因为在原点上就错了。

美国那份“战略方针”开篇里的心理阐述,用中国风格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和平演变失败”。

如果当下美国政府的心态真能浓缩从尼克松总统以来的美国政府的心路历程—不可证实,但可能性极小—那么这是因为一开始就错了。

美国的对外政治虽然有顽强的“布道”传统,但具体操作上一向是现实主义的,它本来可以理性地通往利益最大化。而最糟糕的结局就是现在这样,特朗普总统把中国民间曾经葆有的山巅向往都击碎了。

其实,即便是“亲美”的胡适博士,在留美期间也早已洞穿美国社会表象背后的真实。胡适发现,美国会在制度和实践上很好地照顾自己的国民,但对于弱小民族,则“全持帝国主义态度”。

且不说冷战时代这种极端情况,冷战结束以后,难道不是如此吗?


中国怎么做

在中美关系恶化,甚至还可能无限恶化的条件下,中国怎么做?

在2018年,就有很多声音在讨论“脱钩”问题,力主不能“脱钩”。从中国的角度说,当然不能“脱钩”,也从未说过要“脱钩”,事实上它还是忍辱负重维系彼此关系的一方。

中国有一条“理想的底线”,但很少示人,在实际行动上,它可能是世界上最现实主义的国家之一。

这是对方的攻势。这个时候你空言不要“脱钩”,有何补益?放弃你的工业、科技发展前途?自废武功限制华为,把5G拱手让人?

不这么做,美国不会停止“脱钩”行动。至少表面上如此,而且现在它的表面和实质之间界限极为模糊,难以揣测。

这个时候,中国是被动的,打架不是你想要的,但拳头揍过来,想躲也躲不了。怎么办?

第一就是,我们见招拆招,但不会主动升级冲突。

在大选主导下,目前的特朗普政府已经歇斯底里,毫无道理可讲。新冠疫情不合时宜(又或者是恰当其时)的暴发,更让一国包揽全价值链的必要性获得了进一步的现实论证。

可以预期,美国政府的非理性还会继续,而且在非理性的攻击上,以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难以实行对等回击。

这个时候要做的,也是正在做的,就是能驳斥的驳斥,无意义的对抗不做。

第二则是,妥善安排内部治理,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情”。

就险恶程度而言,目前面对的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并非没有经验,我们必须保持自信和定力。

开发自身能量,和美国之外的世界尽力建立友善关系,或可柳暗花明。毕竟美国不是世界,中国庞大的规模也不是谁可以完全封杀的。说白了还是回到前面那句话:你不是被他“包养”,中国的成就是中国人民共同奋斗得来的。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否定美国的一切。它固然视我如寇仇,但我们未必要采取对等态度。美国身上,还是有许多值得政府和社会继续学习的优势,仍可为我所用,深入改革,坚持开放,总是有益无害。

艰难之际,内聚民心至为关键。未来几年,能否继续让中国人得到实实在在的福祉提升,相当程度上决定中国的战略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