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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竹内亮:真实的中国抗疫是这样的

导演竹内亮:真实的中国抗疫是这样的

本刊记者 胡万程 发自江苏南京 | 2020-07-22 | 南风窗

以前拍日本题材的,被中国人骂收钱了;现在拍中国题材的,被日本人骂收钱了。“我倒是想收,可是真的都没收啊。”

在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用日语讲述被害者视角的历史,引得日本友人们一阵唏嘘。

回到千叶县我孙子市,站在高处俯瞰城市,对摄像机用中文介绍:“几十年来,我家乡的建筑物没有一点变化,对中国观众们来说一定很不可思议吧。”

十八年前,23岁的竹内亮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后的人生会和这片土地绑定在一起。

自《南京抗疫现场》和《好久不见,武汉》两部纪录片大火后,两个月来他密集地接受了100多家媒体的采访。初次见到竹内,南风窗记者有点惊讶—短裤衩,人字拖,蓬松的卷发,活脱脱的一个老本地人。

不同于普通的日本人,社交场合中的竹内亮不客气也不拘谨。他承认自己是“非典型”的日本人。“不赞同日本人那套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美德’,我认为人与人只有互相添麻烦,互相帮助,彼此的距离才能拉近。”

他最初“出圈”的纪录片是《南京抗疫现场》。这部作品记录了疫情期间的南京:隔离外来人员,学生停学上网课,无接触式点餐,防疫信息APP。竹内亮让观众们透过镜头瞥见中国抗疫的真实一角—850万人口的南京没有一例因新冠而死亡,是团结战疫的成果。

《南京》一片之后,竹内亮开始招募武汉纪录片的主人公,准备去拍武汉人的故事。刚解封的武汉,外界充斥着猜疑和不安,他身边的阻力不小,同事、家人和粉丝都曾反对。

但他的意志坚定,“我就是要拍给全世界看,大家现在对武汉的偏见太多了。如果一直没有人去更新武汉现在的情况,很多外国人的信息还停留在2月份,还觉得武汉很危险呢。” 


送报的价值

离南京莫愁湖不远的一个创意园中,坐落着竹内亮的“和之梦”工作室。

公司里20多个人,除了竹内亮和妻子赵萍,清一色的90后,整个办公室显得朝气蓬勃。新片的热播给公司带来一批新的纪录片业务,团队正在加班加点地赶制。

几年前,日本人制作的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并不算少,NHK播放的《激流中国》系列,《中国铁道大纪行》《沸腾都市》等作品在国际上评价颇高。但像竹内亮这种举家迁徙到中国,专注于中日题材纪录片拍摄,不通过电视台而是互联网播放的导演,就没几个了。

他的经历让人感到好奇。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在拿起摄像机之前,竹内亮的人生并不顺利。

高中时期的他几乎只干了一件事,看电影。他没日没夜地看,几乎逃了所有的课。他看得最多的是好莱坞的科幻题材,《星球大战》《人猿星球》,他反反复复观摩着。豆瓣电影上,他留下的唯一一篇读后感中写着,“对我来说,星战就像是一起长大的朋友”。

因为没有心思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交白卷是家常便饭。“至今没想通我是怎么能不留级顺利毕业的,可能是学校嫌麻烦吧。”竹内自嘲。

勉强毕了业,但大学是考不上了,只能上专门学校(相当于国内的职高)。源于对电影的喜好,他萌生了去好莱坞当导演的想法,准备先过语言关,报了一所学习英文的专门学校。虽然性格“非典型”,但在英文学习上,他倒是很典型的日本人,学得不太好。没学一阵子,又回到了逃课看电影的老路。

专门学校的学费是父母付的,再次半途而废的竹内感到沮丧,无颜见双亲,从家中搬了出来。身无分文、身无长技的他,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报纸奖学生”。

所谓的“报纸奖学生”,是日本独有的一种奖学金项目,旨在支援那些想以勤工俭学的方式来获得住宿及全额学费支付的学生。听上去很诱人,但工作量却极大。

当时竹内的日程是这样的:每天凌晨3点开始早报配送,配送四小时后去上学。下午4点放学后,继续两小时配送晚报。之后去中华料理店做四小时兼职,11点下班。

满打满算,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三小时,这样的生活他坚持了两年。

“大多数和我一起参加奖学生项目的人都坚持不下去,因为实在是太辛苦了。”谈及这段经历,竹内感慨万千。但也正是这个项目,帮他叩开了影像艺术的大门,

凭借资助,竹内去东京艺术视觉学校学习了纪录片拍摄,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业中。策划、运镜、剪辑、后期,虽然饱受睡眠不足之苦,但这次他比谁都学得认真,以优异的成绩结了业。

起早贪黑的送报生活中,他收获了个爱好—喜欢上了看报纸和杂志,特别是《日经新闻》《Newsweek》上的经济社会类新闻。

“或许我也可以用自己的镜头,去表现真实的社会。”这样的念头在竹内脑海里萌芽了。 


纯 粹

托父亲的关系,竹内先是进了一家小的制作公司。可惜没过多久,公司就倒闭了。

这时竹内遇到了人生的贵人—导演广濑凉二。

在业界,广濑凉二是知名的纪录片制片人。他曾执导的一部反思二战题材的纪录片《该怎样裁判战争·追问战时性暴力》,因涉及“追究天皇责任”等内容,曾轰动一时。机缘巧合下,年仅23岁的竹内获得了广濑凉二的赏识,加入了他的制作团队,开始拍摄纪录片。

“平时的他自由散漫,但一到工作就进入了一种废寝忘食的状态。”因工作相识的赵萍,最初就对竹内印象深刻。“普通日本的工薪族,工作大多是例行公事般的,下班后一堆牢骚。但他不一样,对拍摄纪录片,是一股纯粹的热爱。”

发自心底的热情,和不计精力的投入,竹内进步神速。很快地,他从导演助理晋升到导演,开始独立操刀纪录片的拍摄。

出道第四年,他独立完成了一部叫《大挑战!长江2700公里运输大作战》的纪录片,以零部件的视角,从爱知县的丰田汽车厂穿过日本海,溯源长江,一路跟随到四川成都的一汽丰田工厂。为了拍这部片,竹内足足在中国待了一个月,成片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

第六年,他拿出了一部叫《自那以后十年了·山一证券和拓殖银行的社员的现在》的作品,追踪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当初破产的金融机构员工们的现状,引起了很大反响,获得了第45届放送批评恳谈会举办的“Galaxy大赛”的奖励奖。

2011年,他迎来了作品的“巅峰”,拿到了电视台一亿日元的预算,与演员阿部力一起拍摄了《长江·天地大纪行》系列。长达一年的拍摄周期,竹内走遍了西藏、青海、四川、安徽、江苏等长江经过的所有省份。

然而就在事业一帆风顺之时,竹内对妻子赵萍提出了一个令她惊讶的提案:“我想去中国生活。” 


初 心

第一次听到竹内说这话的时候,赵萍以为他是一时兴起。

毕竟在日本婚也结了,孩子也生了。自己在语言学校工作,稳定安逸;丈夫在制作公司拍片,事业蒸蒸日上。只会几句简单中文的丈夫去中国,能胜任什么样的工作,从零开始吗?

去中国发展的念头,其实在竹内的心中很早就埋下了。因为拍摄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原因,竹内去了很多次中国。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他就被“人人都恣意表达自我,不加拘束”的氛围吸引了。后来去得越多次,待得越久,想要留下的想法越强烈。

特别是在拍《长江·天地大纪行》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中国人都喜欢问他山口百惠和高仓健怎么样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印象竟然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这件事给竹内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或许是时候拍点纪录片给中国人看了。”

一方面熬不过丈夫的软磨硬泡,另一方面母亲想自己想得望眼欲穿,赵萍同意了竹内的提案。

两人回国的时间撞上了中日关系的冰河期,因为钓鱼岛冲突,中国的“反日”情绪高涨。竹内应征了好几个中国电视台,当时没有人敢要日本人的作品。无奈之下,竹内又做回了为日本电视台做节目的老本行。

因为身在海外,竹内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开始从经济社会向,转为国际领域。接连接了好几个重大题材,跟踪拍摄昂山素季,贴身采访柬埔寨总理,几个案子做下来,竹内的收入比在日本时期还高了两三倍。

虽然收入高了,但当初决定“两人来中国创业,一起大干一场”的赵萍反而有点失落。

“你不是说要拍纪录片给中国人看吗,初心你还记得吗?”赵萍的一句话,像是一杯冷水浇醒了竹内。


变与不变

现在回过头来看,视频网站平台的崛起,以及自媒体的流行,与竹内后来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以前没有电视台,我拍出来的东西是没地方播的。但有了优酷、爱奇艺这种网站之后,事情变得不一样了。”

没了赞助,竹内没办法再做那种以几个月为周期的项目。再三斟酌,他打造了一个“我住在这里的理由”的短纪录片系列,主要拍摄住在中国的日本人和住在日本的中国人,从他们的生活状态反映两国的社会文化之变。每集15分钟,一般两三天就能拍完,用竹内的话来说就是“很有性价比”。

个人拍Vlog和长视频的风潮在那时刚刚兴起,视频质量普遍不高。一个成熟的纪录片导演的作品,颇有些“降维打击”的味道。因为视频品质好,竹内很快就获得了平台的引流,粉丝涨得很快。

随着中日关系回暖,日本放宽对华签证发放,有关日本的事物在网上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竹内接连拍了一些日本艺人的纪录片,获得了不错的反响。逐渐地,节目的粉丝增多,公司的业务递增,员工也从最初的夫妻二人慢慢成长到了二十多个人。

摄影师阿浩是三年前来到和之梦的,“我来的时候还只是因为工作本身,后来进来了很多同事原本就是亮导的粉丝了。不过大家年龄相仿,萍姐和亮导也对我们很照顾,很快就打成了一片”。谈及工作氛围,阿浩脸上满满笑意。

《南京抗疫现场》让竹内彻底出了圈,再也不仅限于关注日本的人知道他,从网友自行开发的十几种不同语言字幕,就能看出这部纪录片的影响力之大。《好久不见,武汉》的热播,更是给竹内带来了名声和业务上的双丰收。找他们拍片的不只是视频网站,不少地方政府也找到了他们。

在中国一度成为疫情“众矢之的”的当下,此片客观上对于中国形象的改善增益不小。

有外国人骂他拿了中国政府钱,对此他毫不在意,表示早就习惯了。以前拍日本题材的,被中国人骂收钱了;现在拍中国题材的,被日本人骂收钱了。“我倒是想收,可是真的都没收啊。”竹内哈哈大笑。

在南京已经住满七年的竹内,现已完全习惯了中国生活。他和岳父岳母住在一起,爱吃中国的水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还会把微信上接收的文件发到“文件传输助手”这样的高级技巧。

今年42岁的他,创作上精力很旺盛。他说自己还有很多想拍的东西,接下来正在规划有关“后疫情时代”的纪录片,他想拍一部反映病毒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的纪录片。

“那你的生活有哪些变化?又有哪些不变?”记者问他。

“变化的是更多的人知道我了,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竹内沉吟片刻继续说,“不变的,可能是拍摄纪录片所追求的真实吧。在作品中,我不会对自己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