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debar

杨本芬写《秋园》:融入时代的一滴血

杨本芬写《秋园》:融入时代的一滴血

本刊记者 尤丹娜 发自江西南昌 | 2020-08-19 | 南风窗

“我唯一觉得,一个好的时代,要给人尽可能多的选择。”

“都是小姑娘呀!”

闷热的南昌午后,当我和摄影记者走进这栋工厂宿舍的老楼时,首先传来的便是杨本芬爽朗的笑声。

桌子上摆着切好的西瓜、泡好的热茶,她像任何一个寻常人家的奶奶,欢喜地迎接前来光顾的小孩,麻利地切菜做事,精力充沛,热情而明媚,浑然不见作品里的伤痕。

今年80岁的杨本芬,刚刚出版了她人生的第一本书—《秋园》。秋园,是她的母亲,本名梁秋芳,生于1914年,逝于2003年,跨越了中国社会的几番变迁,度过了时代更迭的诸多荒诞。

《秋园》是一本近乎复刻杨本芬全部真实回忆的作品。在这个“母亲一生的故事”里,杨本芬写了以秋园为代表的普通中国女性的一生,写了一家人如何在时代的颠簸中挣扎求生,写了邻里乡亲的生生死死,用笔赶路,重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


无需想起,不曾忘记

在杨本芬的书房里,我见到了凝固在相框里、88岁的秋园。她穿着一件褐色的上衣,扣子系得整齐,露出内里端正的白色立领。

杨本芬的大女儿章南记得,这件上衣是外婆88岁时南昌来,自己带她去买的料。外婆亲自挑了布料,说料子正面不好看,要反面,就用反面做了这衣服,拍了照片。“你看她这一生,都是小白领要露出来,对襟,扣紧扣子,很精致。”

拍摄照片的次年,秋园便去世了。那一年,杨本芬正在南京帮二女儿章红照顾孩子,自己也做了外婆。

母亲的死令暮年的她极为痛苦,也让她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人死如灯灭”,母亲在这世界上存在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那些艰辛痛楚、一生颠沛,就白白经历了吗?

杨本芬的二女儿章红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家里有许多藏书。年轻时就喜爱读书的杨本芬常常在家务闲暇之余找书来看。在不同的字里行间,她读到了许许多多的母亲。她们像秋园一样,渺小又伟大—而文字,令她们音容闪耀,鲜活而永恒。

直到读到野夫的《江上的母亲》,杨本芬一连读了两遍,深深沉浸在那浓烈又悲伤的感情中,同时,她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也要开始写我的母亲!”

自己也已经是快60岁的老人了,再不写恐怕来不及了。在章红家,那个由封闭阳台改造成的狭长厨房里,杨本芬开始迫不及待地动笔。

她在厨房里写作。4平方米的空间布满水池、灶台、冰箱,容不下一张书桌。杨本芬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用一叠方格稿纸、一支笔来写。写完的那些,就收进不怕水溅油污的塑料袋里。

她在家务间隙中写作。有时,是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沥水的空闲;有时,是灶头炖着肉,等待汤水滚沸的时候。

杨本芬一生从事过很多工作:种田、切草药、会计、承包汽车零配件仓库、供职汽运公司……没有一样与文学有关,她“喜欢看小说,很崇拜作家,觉得作家好了不起”,但从没奢想过自己也能像作家那样去写作。

但在女儿厨房抽油烟机的轰鸣声里,杨本芬发现,写作自己的母亲与过往,太容易了。只要提起笔,杨本芬觉得自己“像个演员进入了电影中”,那些亲身经历的往事烙印在生命中,刻骨铭心;只要闭上眼想一想,画面就潮水一般地涌来,过去的日子拥在笔尖,争先恐后地等待被诉说出来。

“就像歌里唱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在翻涌的记忆里,杨本芬按照时间顺序,从妈妈的童年开始写起。

每写一笔,就是和妈妈重新相会一次。

1919年,5岁的秋园不谙世事,和父母兄弟一起生活在中原腹地的河南洛阳,在雨后的屋檐下光脚踩水,还不知道命运为她准备了怎样的磨难。

1926年,12岁的秋园一连失去了3位亲人,在那个春天,也永远结束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

1931年,17岁的秋园用“送我读书”为条件嫁给杨参谋,也就是杨本芬的父亲。杨本芬为父亲取了化名“仁受”—这也像他的一生,仁慈善良、甘于忍受。

1937年,23岁的秋园随同仁受供职的国民政府撤往重庆,在中途停靠的武汉下船,把过去的生活抛在了吊桥那头。

1940年,26岁的秋园生下女儿杨本芬。在书中,杨本芬叫自己“之骅”,这是她旧时在家乡的名字。

30岁的秋园、40岁的秋园……挨饿、受苦、丈夫去世、改嫁、远走他乡,在漫长而苦痛的岁月里,她生下6个孩子,带活3个,夭折3个。孩子夭亡,丈夫早逝,社会饥饿动荡,苦难堆叠的一生里,她常说“不是日子不好过,是不耐烦活了”。

2002年,88岁的秋园历尽沧桑,依然会为外孙女没能看到山崖上怒放的杜鹃花而感到惋惜。

2003年,89岁的秋园终老于湖南。《秋园》的结尾,杨本芬写,整理秋园遗物时,在她的棉袄口袋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简单写着她一生的“个人总结”:

1932年,从洛阳到南京

1937年,从汉口到湘阴

1960年,从湖南到湖北

1980年,从湖北回湖南

纸条上的最后两行,是秋园对自己这一生际遇的形容:“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

故事结束了。这中间,80多年的苦楚,聚敛成几处坐标,是漂泊与挣扎的证明。一个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就这样被她的女儿以文字的形式,浓缩进这本小小的砖红色封面书里,凝固成某种永恒。 


融入时代的一滴血

秋园的原名叫梁秋芳,杨本芬觉得“芳”是一个俗字,就保留了“秋”,另起名为秋园。用“秋园”“之骅”这样陌生的第三人称叙述,杨本芬以为可以拉开距离,能够消解掉回望母亲与自己辛酸人生的痛苦。

但痛苦还是不请自来。常常写着写着,眼泪就模糊了稿纸上的字迹。有那么两次,杨本芬觉得自己心痛得快写不下去了。

一次,是回顾自己求父母让自己上学的时候。家境贫寒,作为长女,她知道开口要求读书“非常残忍”,但渴望让人忍不住开口。母亲秋园还没来得及说话,一向温和的父亲仁受突然从屋里出来,手上拎了把菜刀,扑通一声跪在之骅面前,把菜刀往脖子上横,说:“明年再不送你去读书,你就用这把菜刀把爸爸杀了!”

故事里的之骅一阵心酸,抬头望天,不让眼泪掉下来。故事外的杨本芬,永远记住了父亲跪下去时的样子,“爸爸那个时候膝盖上打了两个大补丁,一跪下去,两个大补丁正好贴着地面”,12岁的之骅一心渴望着去上学,80岁的杨本芬却一边回忆着,一边后悔,“当时怎么没有扶爸爸起来?”

另一次,是写到弟弟杨锐的死。彼时,秋园带着杨本芬和杨锐到别人家做裁缝活儿—不要工钱,只需要对方供口饭吃。

秋园是个极体面、有教养的母亲,不允许孩子们在主顾家的堂屋内玩耍胡闹,姐弟俩便到外面玩。冬日寒冷,破旧的衣衫也单薄,玩的时候吵吵闹闹还不觉得冷,回到家,弟弟杨锐就病了,“咳得不得了,一天24小时地咳”,没钱看病,就这样活活拖了十六七天。

一天晚上,杨本芬抱着他,他忽然安静了下来。杨本芬很高兴,轻声喊妈妈,说杨锐不咳了,睡着了。秋园过来一看,才发现杨锐已经死了。

“那个时候,苦得我们都不会伤心了。”人到了痛苦的极限,已经麻木了,面对逝去的弟弟,杨本芬的脑海里竟然涌出“死了比活着好”的念头—总不必再继续受罪、挨饿,朝不保夕了。一家人几乎没掉一滴眼泪,就继续茫然地为“活着”奔波了。

这个哀伤到麻木的故事,二女儿章红在最后统稿时删去了。杨本芬觉得格外遗憾,反复说起“我的第一本书,这个亲弟弟,我没把他放进来”。

她几乎已经习惯了生命里大大小小的遗憾。

杨本芬觉得自己“命不好”。少时,因为家庭贫困,又是家中长女,她要帮忙做家务、带弟弟妹妹,直到10岁才有机会读书;17岁,好不容易考上湘阴工业学校,成绩那么好,读到最后一年,学校却停办了;一个人辗转流浪到江西,在半工半读的江西共大分校读到差4个月就能毕业了,又因为家庭成分被下放到农村。此后,她嫁给“不讨厌”的男人,生儿育女,始终没能“毕业”;因为要照顾孩子,她错过了成为中学老师的机会,只能到县城的汽运公司上班,又因为入职时间的两月之差,她没能转正,一辈子都是“长期临时工”;后来,孩子们各得其所,衰老也降临,她的老伴有糖尿病和轻微的老年失忆,她必须像个护士一样照顾他,把自己捆绑在他身边。

“(这难道)不是我运气不好不啦?就是命不好吧,肯定不好。”

80岁,出了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忽然“咸鱼翻身”,杨本芬有时觉得犹在梦里。

20年前,《秋园》最开始在网络上连载时,很多人说要出版、要支持,但最后都不了了之,杨本芬甘心接受这份落空—这一生里,落空的、“命不好”的事情太多,她惯性地顺从与接受,不做其它考量。

“后来我老二(章红)一遍一遍告诉我会出书,我都不相信;还没拿到书号,我不相信;拿到书号,我还不相信。我觉得可能好运根本不会降临,你说对吧?”

“没想到,没想到还真出来了,还有记者来采访我,没想到的事。”杨本芬笑起来,声音响亮,皱纹舒展着—她第一次吃到了命运赠送的糖。

“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杨本芬有浓重的湖南口音。她给我朗读《秋园》自序里的最后一句,“一滴水”的发音,很容易让习惯了普通话的人错听成“一滴血”。这本小小的书,是时代长河中属于渺小个体的一滴水,也是个人历史中属于杨本芬、秋园们的一滴血泪。

《秋园》出版后,杨本芬给湖南老家寄去了几本,嘱亲戚帮忙,在母亲的坟头烧了。

“你说,她能看到吗?她会不会高兴?怎么不托个梦给我?”不等我回答,她又低头小声重复着:“我好想他们喏,好想妈妈喏。”


没得选的选择题

作为女儿,杨本芬很早便意识到秋园与其他母亲的不同。

在贫瘠而动荡的年代,普通家庭命若浮萍,有限的选择里,秋园想要自己的孩子活得至少有尊严。

要上学。父亲去世后,两个弟弟稍大,秋园就鼓励杨本芬考中专,出门上学。“如果我留在家里,在她身边,可以帮到她很多家务,大大减轻她的负担。但她没有做出这种自私的选择,她支持我念书,这很伟大。”

要体面。即使是出门讨饭,秋园也要杨本芬穿着干净。晚年,秋园依旧热爱关于“美”的一切,要在城市读大学的外孙女章南给她寄一块花布,待再见面时,黑底花布里衬了好看的姜黄色,是很高级的审美。她的讲究影响着杨本芬,即便是80岁,也要画淡妆、戴蓬松头发的假发片,关心镜头里的自己是否大方得体。

要热爱读书。秋园晚年做白内障手术,有那么几天不能拆纱布用眼睛,她偷偷用手指摩挲着报纸,是对阅读的无限眷恋。如今,杨本芬书房的书架上还放着秋园88岁那年在南昌小住时读的书,是台湾作家廖辉英的几本爱情小说—虽然时代所限,没有办法跋涉更远的旅途了解这个世界的其它角落,但用读书的方式,秋园完成了自己的抵达。

作为女儿,章南与章红也很早便意识到杨本芬与其他母亲的不同。

在同样有限的时代选择里,她一面尽力维护着孩子们读书、受教育的机会,一面用自己的言行保护着生活在特殊年代里的孩子们,内心原本的天真与纯善。

作为普通母亲的杨本芬,最了不起的一点是,按照质朴的人性来看待事物。

章红讲起儿时的一件事。彼时生活的年代特殊,一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评语,就足以让一个人万劫不复。有一天,县城里有一桩抄家事件,抄家对象是照相馆的一个年轻人,理由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县城很小,一有热闹都是倾城出动,大家都赶去看抄家。但杨本芬整日为家务忙忙碌碌,不愿意为“凑热闹”耽误时间,因为没人带领,年幼的章红没能去看抄家。

邻居们从抄家现场回来,聚在门口纷纷议论,语气里震惊于那年轻人有多腐化堕落:“床底下有一些碎饼干,饼干都多到吃不过来,供应老鼠了。”

章红在一旁听着,觉得真是太可惊的事情,在这样物质贫瘠的年代,居然有人“资产阶级”到连饼干都忘了吃!

杨本芬洗完衣服回家,听到邻居的议论,不以为然、轻描淡写地对章红说:“这有什么呢,就是一个单身汉啊,容易肚饿,备了一点饼干又忘记吃完,被老鼠拖到床底下去了……”

年幼的章红愣愣的—“妈妈居然这样讲!别人口中十恶不赦的事情,她觉得没什么……”章红第一次意识到,“大家都那般看待的事情,可能有另一种看法;大家都认为错的未必错得那么厉害,大家都觉得对的可能也不那么对……”

这件事,被章红看作是对自己独立思考的重要启蒙。杨本芬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她秉持的只是人性。这样的母亲,让章红相信,“只要人性犹存,并且顺应与肯定人性,我们总能自救,亦能度人,不至走到恶劣与毁灭的边缘”。

作为女儿、同为“创作者”,章红特别喜欢母亲没有被社会观念裹挟的这些时刻。那些珍贵的本能和直觉,让这个一生困囿于命运的老人,绽放出独特的光亮。

《秋园》出版后,有读者觉得这是女性通过书写完成的一次“突围”,但章红觉得,这从来不是一个“有性别自觉意识的文本”,但秉持着“人性”的本能,杨本芬常常会有一闪而过的质疑。

有一次,杨本芬住在章红家时,电视开着,在放一个电视剧,里面的男主人公正捶胸顿足:“我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男人啊!”杨本芬在一旁,困惑地嘀咕了一句:“是个男人怎么,就这么了不起啰?”

除了这些一闪而过的、来自直觉与善意的质疑,杨本芬依旧是一个观念上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行为上也颇为传统的女性。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写作的能力看作某种特权,别人要为此事让路。正好相反,照顾家庭,帮助孩子们始终是第一位的。“命不好”的弱势心理,让她穷尽半生追求的,仅仅也只是顺着命运的河流,“能够活下去”。

只是这一回,因母亲秋园去世而奔涌的内心情感,推簇着杨本芬头一次冲破枷锁与圈禁,第一次做了“活下去”以外的选择:写一本书,回望自己的来路;讲述自己的故事,让它存在、留痕,让一位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女性,拥有记录家族史、获得话语权的权利。

我问杨本芬,人生行至此刻,有没有哪个时候觉得“如果选择另一条路就好了”?她几乎没犹豫地回答,“没得选。”

“比如我当时只能跑去江西,为什么?身上的钱只够到江西,就是想去新疆也不行的呀!”她又大笑起来,露出很多颗牙齿,眼睛闪亮得仿佛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秋园》的最后,是章红为这本“母亲写外婆”的书写作的“代后记”,她把文章名字起为“解命运的谜”。

“我年轻的时候因为老是听我妈妈说她家庭的事情,充满了同情,脑子里就会作出假设,怎样做,可以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呢?就会冒出解命运的谜的想法。”

只是如今,章红觉得,这题目实在狂妄了些。既然是命运,必然有其无法选择的部分,所以命运如果成谜,那就一定是无解的—或者,明知有解,也最终还是“没得选”的无力。

所以,“我唯一觉得,一个好的时代,要给人尽可能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