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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告诉世界,贫困不是必然

中国人告诉世界,贫困不是必然

本刊记者 李少威 | 2020-11-25 | 南风窗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已经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很简单的一句话:“一个都不能少。”其实,这也是中国反贫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核心的原因。 

2020年,渐近尾声。

下一个春天降临,就要兑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的任务要求,即到建党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反贫困,是人类的自觉,因为这是深植于本能当中的需求。但同时,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人类社会到今天为止,数十万年,还没有摆脱绝对贫困。

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它可能富裕程度位列全球前茅,但始终存在一定比例的绝对贫困人口。

2020年的中国,将告别绝对贫困。

这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2000多年前就摆脱了严苛的等级制,有了“天下”观念、大同理想,一代代心怀使命感的担当之士,为这一理想不懈奋斗,但从未实现。

今天的中国,将要实现这一历史上心心念念的未来图景。

何以可能?何以成功?

在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已经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很简单的一句话:“一个都不能少。”

其实,这也是中国反贫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核心的原因。

且听分解。


何为天理

贫困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

说白了,就是有一些人能支配很多财富,而有一些人能支配的非常有限,甚至食不果腹。

经济问题,用经济方法来解决。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两大假设,一是理性人,二是稀缺性。

这两者,都必须放到市场当中才有意义。理性人,会根据自身利益作出理性决策,而稀缺性,则导致了资源按照出价来分配。

理性人,是人的动物本能,而稀缺性,是动物本能追逐的目标。

在文明基础上,人们用非暴力的方式来追逐目标,满足本能,从而把霍布斯假设的“人对人是狼”,转换为人与人的和平博弈、平等交易关系。

归根到底社会还是霍布斯式的,只是,内部关系从厮杀局面转换为一种和平的、合法的局面。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虽然也是假设性的。

动物本能具有原始特征,因此,市场这种“文明的斗争”,又被理论家进一步解释为“自发秩序”,这种秩序,是基于自然法则,一开始就是这样,逻辑上也必然会呈现的局面。

自然法则是什么?

如果一定要从中国文化中拿出相应概念,最接近的可能就是“天理”。市场竞争,这种“文明的斗争”,天理昭昭。

市场竞争有一种水涨船高的作用。如果市场充分发达,它就是残酷的。一般来说,市场充分发达的国家,都会带来人民福祉的普遍提升,因为市场讲究效率,效率会让所有人受益。

效率至上,这是普遍观念。

不过,人们看到市场在效率上的积极功能的同时,往往会忽视它的淘汰功能。它的积极功能,事实上是建立在淘汰功能的基础上的。

这就意味着,总有一部分人会被淘汰。没有人被淘汰,就不会有市场。

如果我们把市场定位为人类经济社会生活最基本的运行法则,那么,被淘汰的人就是活该的。

天理嘛。

被市场机制所淘汰的人,往往就是穷人。他们要么因竞争失败而致穷;要么因为身边根本不存在市场而自然穷;要么因为无力进入市场而“固穷”—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最后,要么因为身体或精神有缺陷、残疾而“必穷”。

他们真的是活该吗?他们理性不及格,或无以发挥理性,就应该贫穷吗?

其实中国先辈早就给出了答案。

《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

老子说,天理,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只有人间,才“损不足,奉有余”。

所以我们要期盼“有道者”的出现,来以有余以奉天下,让人道符合天道。

等等,天理,前面的解释不就是市场竞争吗?市场竞争怎么可能“损有余而补不足”?

老子还说,人间“损不足,奉有余”,这是说人间在一直违背天理—自然法吗?

是的,道理就是这样蹊跷。

哈耶克说,他的“自发秩序”(天理)是从老子来的,人们也一直认为老子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而老子又说,天理就是公平啊,“人道”是违背天理的呀。

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贫困是必然的吗? 


贫困不是必然

老子在第七十七章里的话,其实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宇宙的终极价值是公平。只不过,人间现实的运行规则,让终极价值无以实现,而且还走向了它的反面。

然后,中国历史2000多年来就一直这样走啊走—不公平。

不公平何以产生呢?

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给出了明确答案:因为生产资料所有权控制在少数人手里。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是没有觉悟。

自秦汉以来,中国的统治阶级,就明白了社会之所以分化、动荡,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大多数人才陷于贫困。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但,这仍然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假设生产资料能够公平分配到全体人民手中,中国人就能摆脱贫困吗?

未必。因为摆脱贫困,还需要发展生产力这一基础。如果社会经济整体产出能力很弱,平均下来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也不可能摆脱贫困。

生产资料是核心,这一点,中国人早已知晓。

中国历代大一统政权,虽然不能克服私有制,但都会用力防止私有制的癌症式发展—无限制的土地兼并。

此外,大一统政权还会有意识地阻止金钱阶级(商人)进入权力中心,自隋唐确立科举制开始就不让他们参加科举,以此阻遏金钱对公共权力的劫持。

劫持就会导致腐败,以及利益集团的形成。

中国郡县时代的大一统政权,并不是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只是政治家们意识到,如果不能最低限度照顾普通人的利益,那么这个政权也就离崩溃不远了。

历代政权之崩溃,除了天灾因素,最重要的,就是对权力阶级的利益集团化以及对土地兼并的无计可施。

一旦公共权力利益集团化,它自身就成为了土地兼并的最大行为主体,它不可能去反对自己。

这样下去,贫困就是必然的。

必然的贫困,导致了必然的造反。“亡亦死,举大计亦死,死国可乎?”

政权更迭,造反频仍,最终的原因还是贫困。贫困,会饿死,在饿死面前,其它都不在乎了,造反。

霹雳弦惊。

“西方有圣人,吾将往从之。”

马克思告诉人们,贫困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不是什么天理—自然法,而是人欲—生产关系使然。

再来看哈耶克和马克思。

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地反问:“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五十七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

“无为而治”,被引以为新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来源。然而,人之所以无为,前提在于顺应天道,老子最担心的就是,人如果作为,就会违背天道。因此他的继承者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圣人”,就是老子所担忧的违背天道的有影响力的人。

天道是什么?“损有余而补不足。”

很显然,自由市场做不到这一点,它能够而且必然做到的,恰恰就是与“天道”对立的“人道”—“损不足,奉有余”。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一点,一直被历史所证明。

老子的无为,不是自由竞争,而是不竞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老子既否定理性经济人,也否定稀缺性。

他可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祖宗,恰恰是最大的反对派。

但是,人类社会毕竟仍然按照本能(人道)来运转,而且组成了政府。那么政府的作用,就体现为是放纵人道,还是均衡人道与天道。

在善治前提下,这就是所谓小政府和大政府。

在近代化的路上,世界选择了“人道”(不是人道主义)。因此,“损不足奉有余”就成为了必然结果,并且,随之而起的一大批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来维护这一结果,纷纷呈现出解释性理论的面目。

当政府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民族国家诞生之后,马克思出现了。

他告诉人们,“损不足奉有余”是不对的。一部分人富贵,大部分人陷入贫困绝境,是人为结果,不是本源真理。

贫困不是必然的。


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基于他对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观察,马克思发现,由于不能掌握生产资料,工人只是工具,只是商品,所以他只能不断异化自身,也异化劳动,他生产得越多,他就越贫困,他越努力工作,他的贫困就越加深。

因为他的所有努力,归根结底都会导致他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在市场上贬值。

马克思发现,在权利不平等的条件下,市场会不断制造贫困。而权利不平等,根本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的不平等。

因此,贫困,甚至悲惨,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

所以反对贫困,首先就是要反对人,反对那些让多数人陷于贫困乃至沦于奴隶地位的少数人。

中国革命的真谛就在这里。

晚清以来,我们把一切技术引进和制度改良都尝试过了,发现都没有作用,然后发生了革命。

共和革命深具进步意义,但也不能否认它在结果上的虚有其表,因为它未能改变最关键的因素—生产资料所有制。

生产资料,最核心的就是土地,仍然掌控在少数人手里。

这样的话,贫困虽然不是必然,却是自然。如果不能解决土地控制在少数人手里这一现实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

新文化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来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首要目标就是摧毁生产资料私有制,真正建立一个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生主义”社会。

它做到了。

既然贫困的是人为的,那么就必须反对人。反对人,必然途径就是搏杀—阶级斗争,为此,必须舍生忘死。

自1921年到1949年,缔造共和国的先辈们,就是在搏杀中度过。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土地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属性,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奠定了基础。

土地国有,或者集体所有,按人口均分使用权,这一点,中国历代大一统政权屡有尝试,但只有新中国做到。

而且,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从根本上杜绝了兼并的可能性。

上下五千年,历朝历代,梦寐以求却从未梦想成真的“小康”社会,出现了曙光。


市场失能政府顶上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历史地看,这一点确实从未改变。

但怎么做到呢?

不挨打,当然是首要的。反帝反封,目的就是不挨打,挨打的话,谈何建设?

解决不挨打的问题,正是历代改良与革命不能成功,而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根本。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不挨饿,也就是反贫困的问题。李大钊先生说,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邓小平先生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试图让每个人都吃饱饭,这是最坚决的反贫困,但结果却不如预期。“不患寡而患不均”,看来还不行。

问题出在哪?出在生产力水平还不能支持这样超前的生产关系。

贫困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正因如此,我们才说它根本上是人为的问题,人为制造,或人为忽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因为生产关系,而罹受苦难。

然而,我们的生产力,不足以支撑制度要求。

于是就有了改革开放,这样一种“战略性退却”。即把讲求效率的市场机制,继续引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当中,并且把它作为决定性机制。

根据理论,市场机制讲求效率,因此能够造成“帕累托最优”。

当然,也不是你要引入就能随时引入。

改革开放,还是东西方和解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扩展的结果。十几年前我们耳熟能详的“产业梯度转移”和“微笑曲线”,术语叙述的,就是和解导致的转移和全球分工。

所以我们抓住时机,不要犹豫。

首先,不背历史包袱,中央定论,社会不争论;其次,不心怀执念,不管姓资姓社,效率优先。

有了效率,也就是有了供给能力,反贫困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必要条件之下,获得充分条件。

所以,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就是中国主动反贫困(扶贫)的开端。

工业化史、市场化史就不多赘述,虽然它们是中国反贫困最有力的干将。

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了一种全社会共享的水涨船高效应,人民福祉普遍改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水涨船高效应,官方用语就是“共享改革发展红利”。就经济生活而言,所谓改革,主要就是市场化改革。

它是有局限性的。

我们前面说过,市场的效率,奠基于淘汰。总要有人被淘汰,淘汰的原因千差万别,可能是竞争失利,可能是无缘于市场,也可能是因为身体和精神的残疾与缺陷,或者最简单的,年纪太大。

总之,有人被淘汰。如果没有人被淘汰,就不会有市场。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那些被淘汰的人,真的是活该吗?

竞争失利,就权当活该吧。身体和精神残疾,年纪太大,还有僻处山中无缘市场,能算是活该吗?

不能。

所以,你应该发现了,如果单纯依靠市场,讲究效率,那么彻底的反贫困就是空中楼阁。你怎么可能在最没有效率的领域去提倡效率至上呢?

如果这样,只能导致一个愚蠢的回答:“何不食肉糜?”

在反贫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上,市场是失能的,而且注定失能。水涨船高效应消失了。

这时怎么办?贫困人口如何救济?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顶上。

所以,自从十八大之后,扶贫的中心转变为“精准扶贫”,就是在市场失能的领域政府顶上的表现。

当然,政府顶上也不是必然的。


最后的问题:政府为什么要顶上

事情就像看戏,越往后越有趣。

哪怕已经是最后一公里,效率已死,至少跟效率瓜葛甚少的时候,还是有人要讲效率。

如果从西方政治理性的角度看,贫困问题,其实是边缘人群的少数性的问题。

贫困人口既无力在社会上发声,也不能通过游说等金钱政治方式影响决策,因此,他们基本不会对执政造成负面影响。

你听到特朗普说要维护中产阶级,但肯定不会听到他说要维护流浪汉的,因为这些人在政治价值上不值一提。

他说要保持工人的饭碗,那是竞选需要,空口那么一喊,因为他做不到。如果美国工人都能掌握阶级分析法,肯定也不会那么容易上当。

放眼全世界,在反贫困问题上,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在最后一公里强硬顶上的,这一点,非常坚定。

中国为人烟稀少的地方修路、通电,为环境闭塞的区域修建网络设施,基础建设为脱贫提供条件。这不是市场效率问题能解释的,而是关乎一个政治体,如何看待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如果把它排在第一位,那么所有的代价都值得去支付。

政治之根本,不在于政权形式,而在于善治。

在中国,事关社会公平与正义,效率必须让路。

举例吧,中国的警察和官员,会介入对家庭、邻里矛盾等“鸡毛蒜皮”的调处。中国消防,不管什么事,脑袋卡在栅栏里,给你弄出来,家里有个马蜂窝,给你摘掉,戒指太小摘不下来,为你解决,都不收钱。

仰头想想,今天的中国,真是必然吗?当然不是,全天下都没有这样的必然。

根本原因在哪里?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这个党,不是党派,不是唐朝的牛僧孺、李德裕,不是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

这个党,是人民的代表,人民意愿的公约数。这个党的理想和人民的理想一致,并且理想随着现实不断发展。

因为它紧密联系群众,所以它可以长期执政;因为它长期执政,所以它眼光长远,可以制定和通向长期目标;又因为它目标总是如期实现,所以群众主动跟它密切联系。

反贫困,彻底地反对绝对贫困—就像它过去彻底反帝反封一样,其他人都做不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