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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一把火,烧得全国都红了

广州一把火,烧得全国都红了

南风窗高级记者 黄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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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大的会址坐落在广州东山的一处小洋房里,慕名在附近打卡的年轻人络绎不绝,远道而来的游客也不少,但这个会址曾经是一个谜。

当时,会场是临时租用的民居,因此会议召开后的接近50年时间里,人们对其的印象模糊,只能笼统地记得是“广州东山”的某个位置。

参与过三大的老党员徐梅坤是最早提出寻找会址的人。1972年,广州进行过一次大范围的调查,徐梅坤写信提到过具体的线索:恤孤院路。“会址是在空旷地上独立的一座二层楼,左右没有屋舍毗邻;地势比街边稍高,雨天时能见雨水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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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为了锚定具体位置,已经年至八旬的徐梅坤不久后专程从北京来到广州,他走到恤孤院路一栋三层的仿西式花园别墅前,抬头望到屋顶上刻有“1922”四个数字,显得非常激动。他认出了这栋“逵园”就在会场的对面,只要透过窗户,就能看到这几个数字。

正是有了徐梅坤的帮助,三大会址的具体地点和其建筑样式、内部布局等轮廓才逐渐清晰。这段历史,如今被简短地记载在逵园外的古铜色小牌匾里,短短数字,句句风云。



一个青年去广州搞教育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南北方都活跃着不同的共产主义小组,特别的是,相较于北京和上海,广州的组织工作要复杂得多。

从一个侧面开始讲起。1920年年底的冬天,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来到岭南,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临行前,他抱着“无穷希望”。

此时,上海的建党工作已经走上了轨道,陈独秀也正希望能扩大党的影响力。陈独秀对教育、对社会的改造有着理想的追求和现实的认知。赴任前,陈独秀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教育不受行政干涉;二是以广东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是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趋势。这些,都获得了陈炯明的同意。

李大钊和张国焘也认为,陈独秀去到广州,能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还能帮助成立共产主义组织。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爱国的仁人志士无不在奋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客观形势是,陈独秀到来前,广州曾经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大根据地,盘踞着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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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分布图(摄影/郭嘉亮)


1915年刘师复逝世后,黄凌霜、区声白、梁冰弦等人继承其衣钵。他们在学生和工人中有较大影响,控制了茶楼、理发等行业的工会组织,创办了周刊,为工人运动兴起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1919年无政府主义者成立的茶居工会,还是广州首家工会。

可是,无政府主义者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们寄希望于一个绝对自由的状态,希望能“自创一个无牧师、无皇帝、无总统、无法官、无狱吏、无警察管辖和无寄生虫之社会”。这和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是相悖的。

1920年年底,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先后到达广州,因着分歧的日益显现,他们展开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不同。比如,无政府主义认为,公众心理可以替代法律,陈独秀的反驳掷地有声,他认为群众的心理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去理性。但他对区声白仍然报以尊重,“他不属于下品的无政府党,是一个纯洁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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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杂志全套影印版(摄影/郭嘉亮)


论战是笔战,一来一回,你来我往,主要阵地是《新青年》和《广东群报》,持续了数十天。陈独秀的论述,显然占了上风,不久后,排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了。这场论战也被载入了史册。

陈独秀的到来,是广州重新组建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力量,他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来了种子,丰盈了土壤。同时,也为中共三大的召开奠定了根基。



丝质衬衫上刻得有字


中共三大“来到”广州,还与一件印着密令的衬衫有关。

1922年的西湖会议,来自共产国际的马林带来了建议,他穿着印有共产国际远东局文件的丝质衬衫,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这件如今保存在荷兰的衬衫,刻着这么些字迹: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刻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利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菲利浦,也就是马林,他还带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其实,众人都意识到,新生的共产党力量是微弱的,仅仅依靠罢工和合法斗争,很难走出困境。

尽管如此,初闻此番提议,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不少人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最重要的理由是,两党的革命宗旨和根基不一致,他认为国民党联美、张作霖和段祺瑞,是“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若加入进去,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

陈独秀所在意的明显细节之一是,加入国民党需要打手模、宣布服从孙中山。这些形似江湖党派的程序,是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所极难接受的作风。

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李颖提道:陈独秀曾言,“我的最基本条件:国民党一定要取消打手模、宣布服从孙中山这些特别封建的规定,才能实现合作。”

“国共合作”的想法,就这样在质疑、讨论和妥协的声音下提出了,从一开始所迎来的激烈反对声,到后来的屡次讨论与说服,国共合作才获得了比较大范围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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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第一次国共合作》,2016年,梁丽晶(摄影/郭嘉亮)


当然,合作的想法是相互的。孙中山也深以为然。1913年发生的二次革命,让他意识到国民党存在的诸多积弊:成分复杂、派系林立、组织松散……这个政党虽然资格很老,但就像一盘散沙,“实不知党员在于何所”。

就连宋庆龄也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1922年的秋天,西湖会议后,一位戴眼镜的先生叩响了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寓所的大门。他就是李大钊,专门前来拜访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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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建党伟业》孙中山扮演者


几次会面之后,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李大钊对孙中山说:“其实我们的共产主义和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致的,所以,我建议中山先生必须改组国民党,去恶存善,让党形成活力,充满动力。”李大钊是带着诚意到来的,他们一起讨论了振兴国民党、振兴中国的问题,孙中山兴奋难抑,“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他们平均年龄29.8


时间又往前进,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永汉路太平沙的“看云楼”(也就是现在的恤孤院路3号)召开,他们平均年龄29.8岁,那里是陈独秀在广州的住所。

二楼就是会议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南边的房子一间住五个人,北边的一间住两到三个人,他们生活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清苦:睡的是凳子和床板搭起来的木板床,广州蚊子多,要再挂一床黄麻布蚊帐。而这些家具都是借来的,房子太旧,连电灯都没有。

一楼的客厅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马林也参加了会议。

如今,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附近,还留存着一片和国共合作相关的记忆。

距离三大会址南面一百多米处的就是“春园”——曾经是当时马林的住处,偶尔也会作为三大的“分会场”,三层楼房并排三幢,四周有铁栏杆制成的围墙,门前原来就是种着棕榈树的河堤,代表们常在河堤上散步、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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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山,中国三大会址“分会场”春园(图源:视觉中国)


会址东面不远处是“简园”,这是一座颇为精致、宽敞的洋房,大门向南开,门顶园拱上镶嵌着一块刻着园子名称的门额,最初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琴石的产业,上世纪20年代曾是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公馆。当时毛泽东除了参会外,还常到简园找老乡谭延闿讨论问题,争取他支持国共合作。 

这些规模不大的小洋房,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很小的一个斑点,几近湮没,但它们经过有意的打捞,重新得到了还原和记忆。

对比起举行一大和二大时需要随时掩人耳目、提防敌人的氛围,三大显然要宽松得多,没那么让人紧张。击退了“叛变”的陈炯明后,孙中山重回广州,他们对共产党采取友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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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卢湾区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图源:视觉中国)


中共三大的议程主要有三项,分别是讨论党纲草案、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和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自然是最中心的议题。

会议代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以陈独秀和马林为代表的想法,是推动全党加入国民党里,包括产业工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另一种是以张国焘和蔡和森为代表,他们反对产业工人的加入,认为这样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

对于新鲜事物和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分歧是在所难免的。最后,代表就《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进行投票。票数胶着,有21票赞成、16票反对和3票弃权,议决案获通过,并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而陈独秀此前所提到的入党程序问题,国共合作确认时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孙中山欣然同意他的建议,“赞成中共加入国民党……允许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我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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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1日,孙中山致章太炎函,谈论时局及政治主张(摄影/郭嘉亮)


这次三大还来了一名年轻人,身穿蓝色长衫,操着一口湖南口音,从上海乘船而来——这是毛泽东首次到广州。这一年,他30岁,作为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作了工作报告。他讲的两番话后来让与会者印象深刻,分别是这么说的:“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因此,我们不应该害怕被资产阶级腐化,更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中去。”

难得的是,他还意识到了农民的重要性: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应该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由于报告获得了陈独秀和马林的认可,他还被指派主持《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工作。此次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获得34票,首次进入中央局,担任秘书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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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觉醒年代》毛泽东扮演者


中共三大,是一次国民革命背景下更新观念、实现转折的一次重要会议。结束后,共产党人一起去到黄花岗烈士墓前,由张太雷带头,唱起了《国际歌》。



“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


国共合作的方向日益明晰后,国民党“一大”也随之到来。明黄色的钟楼,是原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礼堂,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这里主持了国民党的“一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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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一大”会址(摄影/郭嘉亮)


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

这次会议,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

而将目光放回到97年前的现场,实际上,会场里其实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历时五天。这也为日后的矛盾,埋下了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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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一大”会址(摄影/郭嘉亮)


以方瑞麟为代表的势力,反对“跨党”的主张。他们极力反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还要求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这个提议,明显是让共产党员变得为难。

面对这些质疑,参会的李大钊代表共产党作出了回应,在《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里,他进行了不卑不亢的阐释:“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

李大钊的真诚与逻辑的理据,如今看来依然是让人动容的。《意见书》的最后,他还写道:自今以往,我们与先辈诸同志共事之日正长,我们在本党中的行为与态度,当能征验我们是否尽忠于国民革命的事业,即以尽忠于本党,愿我先辈诸同志提携而教导之。

如今重回国民党一大的会址,从大门进入,在走廊尽头的会场处,还能看到原先座席的模样。耳边,则循环响起孙中山《救国方针》演讲的录音。国民党“一大”会议上,他对“三民主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当我们仔细理解这些话语,就会发现它和共产党所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有理念、目的上的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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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郭嘉亮


反对帝国主义、提出普遍平等的民权、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求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与中共二大所提出的“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这成为了两党首次合作的政治基础。

最终,大会否决了方瑞麟等人的提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确认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众多共产党人的努力与坚持,没有白费。

此后,以反对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就像滚滚的洪流席卷了中国的土地。与此同时,共产党组织迅速地发展起来,短短几年间,党员人数从500多人发展到了5万多人,红色的火焰越燃越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