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坝村发现的野生大熊猫（图/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高明斌还在念小学时，就在附近的河沟边见过大熊猫。
大熊猫是来喝水的。“你吆喝它，它就瞟你一眼，继续喝，一般都不走。”高明斌的印象里，大熊猫不那么怕人。有一次，一只大熊猫喝饱了水，四脚朝天躺在河岸边睡觉。高明斌和几个村民围在路边看，它也只是把眼珠子转一圈，回看这群人类。看了一会儿，大熊猫翻身起来，“懒塌塌”地走了。
中国的动物园里不缺大熊猫，可没人知道大熊猫从哪来。
这里是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一个名叫关坝村的小村庄。大熊猫出没的河沟属于火溪河，它由北向南流下，把关坝村分割开来，一边是村民的住宅，一边是陡峭的山地和森林。栖息于这片土地的人类、大熊猫，以及其他生物，共享森林与河流的资源。
平武县内栖息着全球超1/6的野生大熊猫，被称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关坝村恰好处于多个保护区的中间地带，森林覆盖率超90%，是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迁徙通道。根据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分析，在关坝村的生产生活区域内，大熊猫种群属于中密度分布，预估沟内熊猫数量在4—7只。
因为国宝自带的瞩目属性，一个重要的课题在这里落地—生态保护。这个看似遥远却又迫在眉睫的事情，从1990年代开始，渗入关坝村的生活。
在此之前，他们的生产工具主要是斧头，而生活资料则是森林里的野生药材与猎物。随着外来者的视线愈来愈多，当地的矛盾和冲突开始出现。
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约2.2万平方公里、地跨川陕甘三地的辽阔区域内，更多的社区与村落面对着同一个难题。
生态保护工作的公益性，如何与村民的生计与发展共处？在可持续的保护与眼前的利益之间，一个村庄如何抉择？关坝村给出了一份答题思路。
可能性
来到关坝村，你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线索”。
村口的广播会突然响起：“您已进入林区，请注意森林防火。”路边随处可见风车路灯、太阳能板。如果不是在汛期，还能看到几个红外相机，静静地趴在河沟边的石头洞穴里。
线索都指向同一个谜底：生态保护。这个词听起来有点“空”，却能概括关坝村过去近15年的发展过程。村副书记孟吉告诉南风窗记者：“保护是关坝的根。”
每年森林防火季，村子限制外人进入，要安排村民每天值守栏杆。到夏季为了防止外人在河里捕鱼，每晚都有村民在河边巡逻两个小时。
担任保护小区副理事长的高明斌，对这些工作格外上心。碰到有人装样子，一小时就结束了巡逻，他都得去问一问：“你在哪里巡啥呢？”
生态保护并非一开始就在关坝扎根。20世纪90年代，平武县正处于大规模木材采伐的阶段，县域财政收入的70%左右来源于采伐，是典型的“木头财政”。村民的生计同样有赖于大山，放牧、打猎、采药，都是关坝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威胁着野生动物的生存。《平武故事：与熊猫为邻》中提到：在社区集体林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占栖息地总量的40%左右，其周边社区一般都是偏远山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为林下采集、放牧、种植业等，因而带来的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干扰最为持久和突出。
受到威胁的不只是大熊猫。关坝村的河里有当地特色的冷水鱼“石巴子”“雅鱼”，森林里还生活着川金丝猴、羚牛、斑羚、黑熊、红腹锦鸡……
高明斌过去也参与打猎。农村打鹿用的是“火枪”，他胆子小，只会跟着猎人一起跑，把打中的动物搬下山去。除了枪，很多人也会用筷子粗细的钢丝绳做成猎套，放在羚牛、斑羚会经过的山路上。
“当时羚牛一头能卖几千甚至一万块钱。”高明斌说。村副书记孟吉也告诉南风窗记者，河里的“石巴子”同样值钱，有时一斤就能卖1000元左右。
等到2009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项目负责人冯杰来到关坝村时，不论是河里的鱼，还是山里的野生动物，几乎都不容易看到了。
生态保护与村民生计之间的矛盾很明显。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已经实施，非法盗猎、盗伐等仍时有发生。“天麻、重楼这些比较有价值的药材，基本上都被挖了。捕鱼是用毒或者电，所以当时沟里根本就没有鱼，连蝌蚪都很少。还有放牧，那时候有500多头羊，100多头牛，牛羊会啃食植被，过度放牧对水和环境都有影响。”冯杰说。
冯杰就是为生态保护而来的。最初，不少人觉得他是“搞传销的”，或者至少另有所图。冯杰挨家挨户地做当地的资源调查，得到的信息常常是不全面的。
即使如此，冯杰仍然在关坝村里发现了一点不同。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山水”）， 此前就与平武县有合作。2009年， 面向县内的新驿村、余家山村和关坝村等村落，山水开启一批新的生态保护项目。
几个村子的情况类似：有较高的资源保护价值，也存在过度利用等问题。不同点出现在“人”身上，冯杰和村里的干部聊到保护，大部分人委婉回避，“这儿没有那么多问题，不需要什么支持”。
“保护本来也是一项得罪人的活路。”冯杰理解那些不愿轻易做出改变的村落。“村上有一些人就在盗猎、挖药，你作为管理者要做出改变，就可能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
关坝村则有两三个年轻人想要做出改变。当时的村长唐虹在外打工后返乡，她有种紧迫感，要是再这样“靠山吃山”，鱼没了，动物也打完了，村子以后靠什么发展？她希望找到一条路，让村民不用这么辛苦，也能有好的生活。
朝哪儿改，唐虹不知道，冯杰也不完全知道。2009年，山水来到关坝村是为了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养蜂”项目，项目可能一两年就会结束。而包括唐虹在内的两三个年轻人，让山水的团队成员看到了让短期项目发展为长期保护的可能。
冯杰当时也没想到，山水带来的生态保护工作，能与关坝结下15年的缘分。“就像是谈恋爱一样，也不知道一年以后会不会分手，有个边走边看的过程。”
蜂农组成的巡护队
2024年6月27日，我第一次见到村副书记孟吉，是先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老熊又去吃（蜂蜜）了！”
他刚刚去山上看过村里的集体蜂场，红外相机拍下了黑熊在当天清晨偷吃蜂蜜的视频。孟吉比画着黑熊的动作：先拉开蜂箱外的围栏，再用两只爪子撑在上面，往下使劲一按，“力气大得很哦”。
为了帮助蜂农防熊，山水带来了一批防熊电网。讲解时，工作人员王书理手脚并用来比画：“黑熊是很聪明的，如果围栏防不住人，肯定也防不住熊。”
养蜂是关坝村民的传统生计之一，也是山水最初开展保护项目的“支点”。
过去，关坝村村民养蜂规模很小。孟吉告诉我，多数人只是“顺带着养”。2008年的蜂蜜卖七八块钱一斤，主要是卖给熟客，或是送给亲戚朋友。
山水则希望把养蜂发展成一种产业。2009年，团队先是将村里原有的养蜂专业合作社进行了重组和改制，吸纳蜂农入股。此后，购置新式蜂箱、培训养蜂技术、帮蜂农对接市场……养蜂合作社一点点变得专业化。
干净的水和丰富的蜜源植物，是高质量蜂蜜的基础，也驱动着蜂农成为第一批环保者。
2010年，养蜂合作社内部组建起一支巡护队，监测村里的蜜源植物，在森林与河边巡逻，及时制止人们捕鱼、采药。养蜂合作社的成员会找村里的放牧大户“做工作”，希望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
渐渐地，成效显现。一些养羊大户卖掉了自己所有的羊，转型成为养蜂大户，2012年村里的羊减少到100多头，牛也只剩了10多头。蜂蜜产量与过去相比增加了3倍左右，价格提升到30元一斤，更高的时候能达到80元一斤。2010年，一家知名的国际酒店还以较高溢价收购了关坝村的“有机”蜂蜜。
矛盾也同时存在。巡护队员在河边制止别人捕鱼时，一些人会反呛回来：“你是干什么的？凭什么管我？”河道、森林都属于全村的公共资源，由合作社出面管理，的确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甚至首任巡护队队长还曾在媒体采访中提到，由于初期巡护队管理不力、队员保护意识不足，有一次，几名队员在巡山途中发现了羚牛脚印，当晚就把它追踪捕杀，把肉带回村里卖了。
生态保护的前景，短期内还没有展现出来。2011年11月开始，山水在关坝村的森林里安装了7台红外相机，用于监测野生动物的踪迹，但一年多也只拍到过一些鸟或者野鸡，河沟里的鱼类监测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恢复。
“这个事好像慢慢就淡了。保护工作也在做，巡护费也在发，但是始终没啥动静。”谈起当时的情况，土生土长的关坝村人乔良皱起了眉头。
乔良想要改变现状，首先从机制上改起。2013年，在外打工的他回到关坝村担任村支书，并提议将保护工作的主体从养蜂合作社过渡到村集体，巡护队也由村上进行组建和管理。
关坝村的这次转变，很快就从山里传来了反馈。
从少数到多数
乔良的决定，依旧与村民的利益相关。
“合作社只能代表一部分股民的利益，对于没参与的村民来说，这部分利益怎么来平衡？”乔良当时的想法很坚定：“资源是属于全村老百姓的，只有村集体能代表全村人的利益。”
过去，乔良明显能感受到村里是“一盘散沙”。每三年一次的选举大会，全村人聚在一起不说正事，反而总是吵架。但矛盾得不到解决，吵完闹完，三年过后又是新一轮的争吵。
利益是争吵的焦点。乔良能看出来，老百姓对村上的财务不信任，总觉得干部把钱拿去吃喝、挪用了。“如果有某个（福利）政策落实下来，他们就争为啥张三有，我莫得。”村里开展的各项事务，老百姓没有从中得到切身的好处，也就不太关心，“没得好脸色”。
老百姓的愿望很现实，上任村支书时，乔良提出三个愿望：“一是关坝沟的熊猫能住下、不走了；二是关坝沟里面能看到鱼；三是村里的账能公示给老百姓，公开公正。”
将巡护队上升到村一级管理，就是迈向“公开公正”的一小步。加入巡护队能够挣一份补贴，起初巡一次山补贴60元或80元，不多，但机会向全村人开放，在乔良看来也是一种公平。
生态保护与老百姓的利益挂钩，由此便连接起了关坝村的大多数人。村集体也有了更多应对监守自盗的方法。关坝村还定了村规民约：不捕猎、不挖药、不电鱼。如果哪家人违反，村里会扣掉他们当年集体资产的分红。
改变的成效从红外相机里表现出来。2013年10月22日，当时的巡护队队长李芯锐惊喜地发现，一只斑羚曾接连三个晚上出现在镜头中。视频里，斑羚在树干上蹭了蹭头皮，又在灌木丛里绕了个小圈，啃食周围的树叶。
后来，红外相机又接连拍到了大熊猫、黑熊、羚牛。乔良始终记得，村干部把拍到的照片发给山水，又打印在A4纸上分发给村民。村民代表大会上，十几个人围在一起看照片，“关坝有熊猫了”。惊奇和激动之下，大家开始讨论要让动物们长期住下来。
乔良感到保护工作有了希望，“说明我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关坝村的保护成果，也逐渐被更多人看到。2018年5月，关坝保护地上线了蚂蚁森林，“有1200万人知道了这个地方”。同年，孟吉代表关坝保护中心，去钓鱼台国宾馆领回了“2018野生动植物卫士行动暨第六届野生动植物卫士奖”。2023年2月，关坝村的养蜂与生态保护故事，还上了央视新闻联播。
村民们受到鼓舞。民宿老板刘姐记得，央视的节目播出那天，好多人都去看，“就说‘这是我们家的房子啊’‘我们那儿（家）上电视了’，把他们激动得哦。”孟吉也感受到，2018年是个分水岭：“这件事慢慢地从我们应该做的，变成了我们想要做的。”
从保护中获益
老百姓们想要的，归根结底是一种更好的生活。
这是乔良改变的初心。因为耕地不够，老一辈人只能刀耕火种，如果风调雨顺，田里的收获还勉强能解决温饱，否则饭也吃不饱，只能上山打猎、下猎套，要么就采药材卖钱。
所以，成为村支书前，他一心想在家乡种树。这既是在1998年特大洪灾影响下，植树造林的愿望，也是一种投资。乔良计划得很简单，3万多株家杉，相当于一年能增值一块钱，一年就能赚3万块。树砍了也能继续发“子孙树”，他想，至少20年可以卖一次。
“当时跟做梦一样，一天就想这些事。”乔良笑着自我调侃，没想到投资失误，现在木材已经不值钱了。但至少，“要改变”的念头留了下来。
高明斌也有同样的期待。此前从未到过县城的他，跟着山水一起去了九寨沟、唐家河保护区交流，了解当地的旅游业。在那里，资源有了另一种利用方式：“假如我把动物打了，只能我把它变成钱。要是我们把动物保护好了，外面的人喜欢看，在我们这儿吃、住，能给全村人带来收入。”
期待也正慢慢走向现实。2018年，关坝村开始组织自然教育活动，来自城市的中小学生、户外运动爱好者们来到关坝的大山，在村民的指导下认识植物，观察动物留下的足迹。2020年至2023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关坝村还是陆陆续续开展了20余场自然教育活动，收益大约36万元，也带动了村里的餐饮、住宿条件进一步改善。
保护的红线依然在。谈起自然教育，孟吉和高明斌都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外人来了，不能随便用火、扔垃圾，也不能带走村里的一草一木，“这都是保护小区的东西”。
关坝村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经验，也被带去了更多的地区。平武县内的和平村、新驿村、龙池村，以及陕西省内的一些村落，都在经历由少数人带头向全民参与过渡的过程。
冯杰告诉我，关坝村成立自然保护小区、保护中心的机制，以及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建立利益连接机制的方式，巡护队的管理、奖惩制度等等，都是可供其他社区保护地借鉴的经验。围绕着巡护队、红外相机、自然教育之类的主题，各个村子之间也会相互走访交流。
如何处理好保护地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国家公园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用冯杰的话来说，中国的保护地和国外有很大差异。“国外一些保护地是荒野，在中国即使是青藏高原上都是有人类生产生活的。”因此，人与自然怎样在共处中达成平衡，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高明斌的一次巡护经历，也许是“平衡”的其中一种答案。
2024年，这是他距离羚牛最近的一次。巡护队一行人经过河沟，高明斌步子快，一个人走在前面。旁边的河坝上长着杨柳树，才发了点芽。常走这条路的高明斌突然觉得不对，树影里有什么东西，定睛一看，一头羚牛睡在河坝上，离他不过四五米远，嘴里还嚼着刚吃的树叶。
羚牛脑袋往这边望，还没看到他。高明斌害怕它激动了会冲过来撞人，又往回走找到了同伴。“前边看到条羚牛”，一行人爬到旁边的高处，看了一会儿。可巡护队得从羚牛旁边经过，大家担心危险，只得冲它“招呼”了好几声。
羚牛大概也不胜烦扰。它懒洋洋地站起身，看了巡护队一眼，转身离去，只留下它啃剩的柳树芽，在风里等待着继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