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偏见导致我们将理想主义的鼓舞力量拱手交给坏人,而我们本可以利用它来实现共同的积极理想。
自20世纪40年代积极需求管理政策发明以来,任何管理有方的市场经济的正常状况,是能够实现在趋势增长率附近持续扩张。
在事先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授权国际官僚机构防止国家伤及自身,似乎并非合适之举。这也会为其他领域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
狂热的英国“脱欧”分子认为,首相可以在10月31日的最后期限前解散议会,并拒绝再次召回议员,直到按照当前立法自动发生英国脱欧。
使各方能够明确并解决在不确定条件下所面临问题的同一种互动治理制度,也能使他们建立深化和拓展事业所需的相互依赖和信任。
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全球价值链的某些组成部分最终会实现自动化,此时它们将不再被视为企业追求竞争优势的领域。
你一般不太可能看见芝加哥经济学家或温和共和党人对市场和超级全球化表示质疑,但两人都对社区所受到的影响感到忧心。
我们没能将“真相的勇气”民主化,恰恰相反,我们召集了“抹黑”。而新一代诡辩家说,真相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影子,每个人的真相与旁人的真相恰好平等。
和平共处需要美国和中国让彼此拥有更大的政策空间,让国内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重要性高于国际经济一体化。
可持续的技术转型需要广泛的共享利益,这意味着“帮助落后者适应”与“创新者茁壮成长”同样重要。
一旦“无拘束的国家主权”与“融入全球经济”兼得的情景被证明是一个幻觉,那么最有可能的情况将是无穷无尽的一次又一次“暂时”过渡安排。
在众鸟之会上,尽管上流社会的鸟儿无休无止地空谈却什么也不做,但强势而粗俗的下流社会鸟儿却作出决策并取得进步。
虽然机器人漫游者可以在火星的奥林巴斯山顶上传输数据,但它们永远无法以一种让人愉悦的方式去讲述攀爬这座山峰的感觉。
在大多数情况下,主流经济学家似乎一直关注于一些小修小补,而不会触及构建经济博弈规则的权力结构。
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对劳动力的改造。哪怕是印度或埃塞俄比亚等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其全球一体化生产也完全依赖于相对资本密集的方式。
巴基斯坦今天的经济像极了25年前的中国。只有推进极端改革,这个国家才能成功跨越到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当今第四次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