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抗日战争是世界历史上典型的以弱胜强的伟大一战。
从纯逻辑层面来看，绝不存在“以弱胜强”，凡是最终取得了胜利的一方，必然是以强胜弱的。一直弱的一方，不会胜利。然而，以弱胜强的战争却确实是存在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其规律是，实现每一场看似不可能的胜利，必定要经过从敌强我弱的困局到敌弱我强的结局的发展变化。
它是如何实现的呢？对1937年到1945年之间的中国人民来说，这是最大最重要的问题。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近10天时间焚膏继晷，将自己针对抗日战争总结的战略战术、战斗思想，整理成《论持久战》，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部凝结深刻哲学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战争理论巨著。5万字，字字珠玑。
它是一部兵法，如有神助地精准预测了战争走向，并提供了有效的打击敌人的战略和方法。但它不止应用于战场，它还是阐述辩证法思想的生动文本，因而至今仍在世界政治领域被广泛推崇和研习。它的意义也不止于赢得一场战争，它对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剖析，指引我们眺望全人类幸福和平的未来图景。
它显然是个“阳谋”，战略战术布局公然印行，不惧敌知，而历史却毫厘不爽地照着谋划发展。
战争不是神物
1938年，中国在发生什么？
日本正全面侵华，侵略者想要速胜。远溯至甲午战争开始之前，日本已在进行侵占中国的细密谋划，他们自认为充分了解中国，一盘散沙，“不值一打”。但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是日本侵略者未曾预料到的。正是这个全新力量，筑起了日军无法摧毁的民族堡垒。
毛泽东的结论是先破后立的。他反驳了当时盛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然后指出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也“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
这是一个判断，一个预测，是人的主观想法。它是否成立，需要现实情况的检验；要让它成立，需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让它实现的条件。
毛泽东提出了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对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而言，“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通过全体人民的努力，一旦我们拥有了这三个条件，那么战争就会遵循其规律呈现出必然的发展趋势。在毛泽东的战略远瞻之下，抗日战争清晰地展开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我们在损失中积累进步的经验，为进入第二阶段打基础、做准备；
第二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我们要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熬过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坚决抵抗，消耗敌人；
第三阶段，战略反攻阶段，联合国际力量，提高阵地攻击，力图收复失地。
《论持久战》的出现，就像一束明亮的火把，照进了中国人内心无助而焦灼的荒野。
中宣部原副部长林默涵在解放后回忆其在《解放》周刊读到《论持久战》时的感受：“我看到的时间也就是1938年7、8月的样子。我是在武汉郊区的山上一口气读完的。越看心里越亮堂，越看越高兴。中国不会亡，但也不会速胜。我从心底里呼出了这句话。”受此感召，林默涵于1938年秋去了延安。
开国上将王震回忆：“我们这些在抗日战场上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在战斗的间隙，土炕油灯，如饥似渴，欣然阅读，倍受鼓舞。完全可以说，一部光辉的《论持久战》，鼓舞和指引我们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论持久战》对国民党和国际社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扩大和巩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和争取国际援助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宣传和团结作用。傅作义、卫立煌、冯玉祥、白崇禧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对这一论著大为赞赏，白崇禧在阅读后更是直言不讳道：“（国民党作战）只是单纯地军事动员，政治并未动员，只是军队的抗战，民众并未动员。”当时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则发表文章赞扬《论持久战》：“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
传记作家罗斯·特里尔所撰写的《毛泽东传》提到这样一句话：“毛泽东抗日的方法后来被称为‘人民战争’。人民战争让中国的军事传统颠覆了。它远不是把战争当做专门家的深奥技巧来看待，而是把这个任务抛给了普通人民。”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战争，是人民的战争，是为了人民的革命战争，是全体人民参与其中的战争。
这一点，既是《论持久战》揭示出来的本质，也是《论持久战》提供的方法。
1938年刊印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局部
敌人熬不过我们
毛泽东在分析抗日战争的时候，眼光是发展的，全面的，辩证的。他看到的是一个未成定论的变动中的局势，敌虽强，我虽弱，但这个局面不是静态的。
同时他看到了国际形势的大局，日本寡助、中国多助，来自孟子的智慧支撑着这位现代中国伟人，他把对规律的信仰，对正义的信仰，注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对那些片面的、主观的观点，毛泽东的评价是，它们是“不科学的”。
什么是科学呢？全面的、辩证的、从事实出发的、经由实践检验的观点，也即，辩证法思想，也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之所以当时有亡国论和速胜论，要么是看到日本之强我们之弱，就下结论我们必败；要么是打过一场胜仗或指望国际援助，就认为可以速战速决。这两种观点，都只看到了一部分的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说，“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日本固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但是其挑起的战争因其帝国主义性质，是退步和野蛮的，再加上其国土资源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的基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事、经济、政治均不及日本，但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中国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进步时期。这便是一国正在上升的人民去抵御一个愚昧野蛮的军国主义政权。
毛泽东指出，通过发展来扭转强弱格局需要时间，是为“持久”。我们要敢于以土地换时间，同时广泛动员人民群众，敌人是熬不过我们的。
在这个持久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看到向下的变化，比如在战略防御阶段，艰苦的抵抗会让我们流血牺牲，会让我们经济困难，然而这些都是“量”的变化。我们也不能忽略那些向上的变化，“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这些都是“质”的变化。
我们的结论能否与现实相符合，验证它的方法是实践。在战略战术层面，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对每一个当下的具体矛盾，毛泽东特别擅长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如同太极中的借力和化力，我之劣势，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转化为优势。
毛泽东相信，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期，也是蕴藏最多生机的时期。“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敌人尽管占领了重要的、先进的城市，恰因我们不同区域之间经济联系不紧密，那些未被占领的广袤国土上，可以相对不受打扰地积蓄力量。化不利为有利，这一观点显然富有辩证的色彩。敌人通过外线作战进行战略进攻，每个孤立的根据地都在敌人包围之中，然而我们靠地广和兵多两个优势，将那些孤立的根据地联系起来，又可以实现对敌人的反包围。有人认为，我们虽人多，却兵弱；对方虽人少，却兵精。毛泽东却看到人多对兵精，有可能将其包围而歼灭。
战争具有不确实性，敌人如何排兵布阵，何时进攻，对我们都是不定数。毛泽东再一次用辩证的思想转化这个局面：敌对我不确然，我对敌也不确然，并且我们要兵不厌诈地给敌人制造更多的不确然，这样对我们来说，战争的确实性就增大了。过去，大片的国土是落后贫穷的，而明珠一般散落的几个大城市前卫发达。敌人看准了这一点，毛泽东也看准了这一点，然而敌人忽略了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因为落后的我们定不能让它一直落后，“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
这些转化能够实现的前提是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实践。《论持久战》让全体人民清晰地意识到，我们面对外敌入侵不是被动的，正如我们对一个光明幸福的未来社会，拥有值得坚信的主动权。
在《论持久战》里，抗日战争作为一个案例，对毛泽东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道理和方法作出了鲜活的展演。
时至今日，《论持久战》的思想仍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上至中美局势，下至百姓生活，凡出现博弈处，《论持久战》就被人们擦拭一次。在B站检索《论持久战》，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仍在热切地阅读这篇文本，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除了惊叹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军事才华之外，还会反复提到，《论持久战》中的辩证法思想能够解决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历史上的顶级“阳谋”，至今仍然在启迪和帮助和平年代的年轻人，与生活交手。
1944年11月9日，八路军第120师359旅4000余人，奉命组成南下支队，挺进豫、鄂、粤敌后，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图为毛泽东和朱德由王震陪同，在延安机场检阅即将南下的部队
打赢战争是为了消灭战争
罗斯·特里尔认为，从 《论持久战》开始，毛泽东“开始像一个世界级政治家”。
《论持久战》是站在全人类利益的角度上来理解抗日战争的，这一点对塑造现代化的中国公民有着重要意义。毛泽东看到了抗日战争之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意义，也有意借助西方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来争取抗日事业的成功。《论持久战》不仅是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指导，通过指出全球性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它实际上为正在兴起的泛亚洲民族解放的运动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为第三世界民主革命的设想提供了理论雏形。
《论持久战》被整理出版时，距离纳粹德国入侵波兰还有一年时间，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及中国与反法西斯国家结盟还有3年多。
毛泽东不是先知，他只是掌握了辩证法的哲人。在1936年的演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中，毛泽东已经开始论述“用战争反对战争”的理论。他将人类历史分为人类和平生活时代、人类战争生活时代和人类永久和平时代，表示为了通往“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后“什么战争也没有了”的美好前景，我们要进行这场正义的战争。
早在1937年的《实践论》中毛泽东就已指出：“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作为一个坚定勇敢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对人类未来怀抱博大的梦想，他坚信，当前的人们为之奋斗的，是一个不再有压迫、不再有剥削、不再有战争的未来，这是为了人民自己的幸福生活的伟大革命。在《论持久战》的“为永久和平而战”一节当中，毛泽东断言，从当时的历史时期来看，当前进行的战争接近于永久和平。因为这是一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参与其中的战争，是更大更残酷也更使人觉醒的战争，是将会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的战争。
反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我们要推倒压迫全世界人民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纳粹主义，必须要付出鲜血的代价。过去，在封建主义时期，在资本主义的早期，战争是统治阶级扩张国土、占领资源的残酷游戏，因其代表的是统治阶级意志，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民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人民从自身利益考量而必然参与其中的革命战争。
毛泽东还高瞻远瞩地反复强调，抗日战争的胜利，还要依靠日本国内的人民革命。毛泽东用政治的眼光来看战争，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能够改造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终将改造旧日本和旧中国，因此我们能够理解毛泽东在1941年所说的：“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
毛泽东创造性地解读了“伟大的人民战争”这一重要论断，他从开天辟地的视角，把中国人民的斗争放到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当中去理解，把中国的命运放到全世界的命运当中去理解。为了争取自由独立而抗日的中国人民，在保家卫国的同时，为全世界的永久和平做出了杰出贡献，处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中的百姓，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自己的世界公民身份。改造的力量正在聚集，每个人都是缔造和平的种子，每个人都是值得拥有幸福的人，这在当时虽是早已存在但却未被充分揭示的真理。
历史的阀门被冲开了。对和平和民主的渴求像不可阻挡的潮水，冲毁了法西斯主义的堡垒，簇拥着人们继续向前，直至这个世界不再有战争的那一天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