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debar

在中国感知社会主义

在中国感知社会主义

李少威 | 2021-08-12 | 南风窗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社会主义。


7月7日,海地总统遇刺身亡。莫伊兹政府治理之下的人民,因为贫穷而长期靠泥土充饥。悲惨处境,令人同情,对比之下,也让许多中国人直呼庆幸生于中国。

这两天,人们还注意到另一个事实:7月6日0—24时,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1例,均为境外输入,其中22例确诊、30例无症状来自7月2日阿富汗—武汉MF8008航班一架航班上,就有52人感染,令人闻之骇然。后来人们才发现,这是国家从阿富汗安排回国的航班,顿时就理解了。自己的同胞,即便感染了病毒也要把他们接回来。获悉真相后的网友,顿时“泪目”。

在中国,国家对人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没有权力优先、名人优先、富人优先。不论权势、声望、贫富,人人平等,检测免费,治疗免费,疫苗免费,对海外留学生和华侨,也尽可能周全地照顾……一场已经在全球肆虐了一年半的新冠疫情,让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感知和了解了自己的国家。

这样的事实,过去很多,今后还会越来越多。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从理论上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需要都弄明白。只要感到安全,知道自己不会被抛弃,想到未来就充满希望,坚信一定会生活得更好,就已经进入了100年的历史当中。

我们生活在100年的末尾,这是先辈用信念、生命和汗水累积起来的一个阶段性的末尾,如果那些革命者和建设者能有幸看到今天,那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社会主义。

1917年,苏俄成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此后,“赤旗的世界”曾经占据地球的半壁江山。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最终坚持下来。

理想非常美好,但它们没有找到一条可以持续通往理想的道路。中国找到了,这条道路被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什么特色呢?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今天我们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样子;之所以能够享有这样的生活,是因为中国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这条道路之所以行得通,本质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当此重任?

政党的英文,是“Party”,其词根是“Part”,一部分的意思。这非常准确地表达了政党的含义—代表一部分人利益的政治团体。西方国家,或者被移植了西方制度文化的发展中国家,政党,都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其内涵,和中国人所谓“结党营私”大体上差不多,而这是我们中国人历来所厌恶的。中西文化差异实在太大,在西方人看来,一部分人组成政党,代表社会某个片面的利益,这是自然而然的,是人性决定的。根深蒂固的性恶论,让他们不相信存在“天下为公”这样的可能性。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特别的政党,就在于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它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同样有非常清晰的阐述:“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西方人不会相信有这样的政党,因此他们始终无法理解当代中国: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一如既往地信任和拥护一个政党?其实回头看去,即便是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也未必真正相信,即便相信,也缺乏历史文化基础。

中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历史文化从西周以来就具有民本传统—政权就应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百姓百姓,每一个姓都不能被忽视。从上古以来,思想家便崇仰和弘扬民本理念,相信贤能治理和理想信念的力量,如孔子所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治乃是正道,目标是公正,政治之存在是为了增进最广大人民的福祉。如果做不到,或者走着走着就歪了,那么,人民就有造反的权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权如果败坏了,人民就会起来革命,重塑一个政权,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历史上的朝代更迭。

新的政权和旧的政权往往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它至少让“政者,正也”在时间上回归,让民本主义回弹。黑格尔由此看到中国历史的重复,说“中国没有历史”,他所不能了解的,正是民本主义思想主导下的中国政治、制度文化的强韧性。这种强韧性是靠儒家理想主义来维系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指向的天下,是一种无远弗届的福祉扩展。这样的传统文化背景,是中国人无障碍地接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始终对社会主义心怀想望的根系支持。

回顾历代,为什么有民本理想支撑,但政权却总是难免走歪呢?这就是历代所不能解决的根本矛盾:政治理想一心向公,但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却是私人占有。朝代越往前行,积弊越多,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结构极化,政权无力实现利益平衡,丧失公共性,人民便起而造反,政权最终崩溃。下一个政权就开始“平均地权”,重塑政权的民本性和公共性。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彻底的革命,解决了这一根本矛盾,让一心向公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稳定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在中国,既有文化的支撑,也有了现实的支撑。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如何正确地把握全体人民的利益,守好人民的心呢?这就依靠党不断的自我革命。一个代表全体人民利益、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西方的政党轮替、选举政治,被一套强势话语塑造为民主的基本要素。然而仔细思考你会发现,它很像缩略版的朝代更替。它的价值理念,无论是代议制民主还是杰克逊民主,都是相对稳定的,就像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民本价值是稳定的一样,但它实行当中一样会出问题,问题就在于政权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使问题不至于变成暴力革命,就用选举手段来提供和平的替代。由于它的价值理念是利益分裂的,所以它的更迭频率就更高。极端的情况下,会高到一个新组建的政府,完全来不及考虑细致的政策问题,更遑论实施,就已经到了下台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看到在许多实行西式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党争剧烈,政治流于口水之争和利益掐架的原因。这种情况下,政党最擅长的是选举,次擅长的是保住权力,而最不擅长的就是治理。

治理失败也不会遭受问责,所谓“人民有监督政府的权利”,在选举完成之后基本是一句空话。放眼全球,那些因为抗疫无能导致大量国民死亡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客,有几人承担责任?而在中国,官员因抗疫疏忽而被严厉处分者,比比皆是。

如果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称为理想主义政党,那么上述的典型西式民主下的政党,就是机会主义政党。卓有成效的治理对于机会主义政党而言,往往是一种运气。一个政党上台,即便它拥有足够的时间,要形成治理效果还需要回答三个问题:1.有没有理想追求?2.有没有责任感?3.有没有治理能力?在利益分歧严重的现实中,往往三个答案都是否定的。如何毁灭对手的选举基础,往往在“治理”当中排在第一位。

那么,为什么不少西方国家,还是可以平稳发展?因为它们的发展不取决于哪个政党执政,而是依赖成熟的市场机制和稳定的法治环境,它们会自动运转。

中国一样强调市场和法治,加上理想主义政党、责任政治、强大的治理能力,便能让人民拥护的制度发挥出巨大的优势。

中国总是遭受市场主义的刁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排斥市场,党的十四大就已经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今天的中国,市场早已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强调,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决不能不克服市场的盲目性。盲目性包含了所有弊端,除了无政府主义的“热病似的生产”之外,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公平,丧失了公平的价值,就无所谓社会主义,就违背了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比如今年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市场经济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最后的一公里,政府作用也最为凸显。那些未能进入市场或者被市场淘汰的人们,一样是全体人民中的一员,社会主义不会忘记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却第一个实现了“无人不饱暖”,消灭了绝对贫困。

财政能力是重要前提,但这不仅仅是财力的问题。它还关乎国家有没有意愿去做,政府组织基层的能力是否支持意愿实现。没有后面两者,即便富得流油,也没有能力消灭绝对贫困,市场本身还会制造贫困。

通过实践我们深知,扶贫不是发钱,仅仅把钱发下去没办法解决根本问题,坐吃山空。人民脱贫,主动性在人民,如何克服各种繁琐的困难激发他们的主动性,才是国家意愿和组织能力的真正表现。为此,组织者甚至要付出生命,截至2020年底,中国有1800多名扶贫干部牺牲在一线。放眼世界,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才能为了人民利益不计一切个人得失。

此时我们再回到文首,我们衣食不愁,在普遍性的灾难面前受到国家的严密保护,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并不遥远,它切切实实就在身边。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