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需要指出的是，反垄断针对的那些不合规甚至不合法的竞争行为是长期存在的，监管执法势在必行。但从社会舆论的反应来看，往往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当强调对新经济“包容审慎监管”的时候，就对损害公平竞争的行为视而不见；当维护公平竞争、严格监管执法的时候，又对“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政策产生动摇。
如何摆脱这种摇摆，既引导平台向善、科技向善，又鼓励合规合法创新，使市场主体心态稳定，防止市场误读和金融市场震荡，考验着治理能力和政策制度水平。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很多规律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把握，必须善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探索和把握。”更好摸透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按照规律办事，对新发展阶段做好经济工作无比重要。
那么，平台经济垄断等新的问题，反映出的规律是什么？显然，政策的传导、推行是一个各方面动态博弈的过程，不是说下一个行政命令，各市场主体就必然照做，因此制定政策时就要把市场主体作为独立的、有自身目标和约束条件的对象加以对待。《求是》近期的一篇文章《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怎么干？—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的经济工作实践与启示》，称之为要把握好的市场“博弈规律”，“要认真搞清楚市场什么时候有效，什么时候失灵，并据此考虑政府的作用如何发挥，稳定市场预期”，“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要维护自己的声誉。只有政府具备公信力，这种动态博弈才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文章还提出要把握企业家精神“涌现规律”。“涌现”需要自我内在的动力，只靠简单的自上而下提要求，是难以实现的。企业家精神涌现的要件是支撑市场的两个支柱：财产和合同。因此，就必须“强化社会和政府的契约精神，注重程序正义，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地方政府要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纪检监察、巡视、审计等各项工作中，“注重公平对待民企、国企，不歧视民营企业，及时纠正冤假错案”。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对政府来说，运用好市场“博弈规律”、企业家精神“涌现规律”等，归根到底，解决的其实是政策制度的可信任问题。就像过去人们常说“投资不过山海关”，重要原因就是营商环境不过关，当地的政策制度不被信任，实际上是“投资不敢过山海关”。随着关外投资环境的变好，自然就有更多投资跨过山海关。
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面临新的深刻变化，中国经济自身的生产函数发生变化，必须更多依靠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增多，比如生态保护的天花板、防风险的底线、反腐败的红线等。这些深刻变化意味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加凸显，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政府的产业政策、监管执法等密集“出手”的时期。
但是，中央和上级的文件不等于落地的答案本身。对于具体做经济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照搬照抄，只有通过认识、把握和运用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创造性开展工作，才能“螺蛳壳里做道场”，在种种约束条件下处理好两难多难的问题。因此，“要锻造更强的‘读’中央文件的能力，切实搞清楚中央重大经济决策部署的内容和大背景，这项工作是不能请人代劳的。必须做到融会贯通，结合自身情况延伸并前瞻思考理解和落实中可能出现的偏差”。
与创造性落实中央政策相反的表现，在很多经济社会热点事件上都有反映。比如，某些民生领域，僵化理解中央政策，层层加码，不设定合理期限，不给过渡期，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看似雷厉风行，实际上是不负责任和懒政的表现。
而在需要解放思想进行制度创新的领域，一些地方和单位不敢突破、不敢冒风险，只是空喊政治口号，贯彻上级工作部署照搬照抄，不研究具体落实措施，大而化之，没有先例的事不敢干。
正如《求是》的那篇文章说的，实践中，如何解读中央政策，反映领导干部的党性、素质和水平。显然，如果不善于认识、把握和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也是无法创造性落实中央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