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新冠疫情呈现出时不时发生小规模聚集疫情的态势，而每一次都会通过强有力的防控措施，大致能够在一个月左右恢复到零病例状态。这种零病例政策，也被一些国家的评论认为成本过高，国内也有人也有类似观点。就这个问题，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最近的节目中采访了钟南山院士。
钟院士认为，这种政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首先是现在病毒传播速度太迅速，复制指数太高；尽管有疫苗，病死率从全世界来看是2%左右，还是不能够容忍这么高的病死率。在他看来，零传播政策的成本的确比较高，但是全部放开的成本更高，如果放开之后又收缩，带来的代价更大，对社会的心理影响也更大。因此，中国是采取逐步放开的，总的政策还是零容忍，也就是一种持续性的零传播，只要一出现感染病例，就通过强力手段控制在很小的范围。这个政策的持续时间，只能看世界其他地方的防控情况而定。
对中国目前采取的疫情防控策略，钟院士的话解释得很清楚了。其实，中国和一些国家的疫情防控政策之所以不同，除了成本的考量之外，也与政治文化、政治伦理等的不同有关系。也就是说，在执政党看来，在事关老百姓身家性命的问题上是负有一种无限的责任。“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这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也是中华文化人命关天的道德观念的最好体现。
同样重要的是，从民众的政治心理来说，也是认同这一点的。这从我们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很自觉执行现在的疫情防控政策上就体现得很明显。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一些国家看上去采取和中国不同的疫情防控策略，但是差别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比如放开的前提也是要接种疫苗到一定比例等，是有前置条件的；并且，疫情防控“三件套”也早已经超越了最初的文化差异，成为普遍的共识。
通过疫情防控政策的对比，不能不让人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怎么看待不同国家的政策和制度的不同。
众所周知，一些欧美国家正在把自己和中国的制度区别定义为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如果是把和自己的政治制度不一样就定性为专制，那就是偷换了概念，把民主和某一国的政治制度划了等号。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是否能够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行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这样的评价标准，包括领导层依法有序更替、民众的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国家管理体系的开放性，执政党依宪执政、依法执政，权力制约等等，均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以此来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民主，显然更加超脱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对不同的制度模式体现出更强的包容性—同时，这些标准也明确了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就像评价不同国家的疫情防控政策，也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要看是否有效和管用，是否有利于逐渐的开放，是否依法依规。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零传播政策本身不是僵化的，也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目的就是在疫情防控和最大程度保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之间的平衡。就像人们已经看到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总体上的防控策略，在不同地方的执行水平是不同的，重要的是及时回应关切，提高政策精准度。比如最近人们津津乐道的上海处置疫情过程中的“烟花中的核酸检测”；北京市对“无法买票返京”及时释疑，并表示将持续提升管控精准度，畅通“误伤”人员救济渠道，更好保障首都安全和市民出行便利。
这也正是中国的制度优势的一个侧面，即一项政策既具有执行力又具有纠错的弹性。这对我们认识不同政策和制度的区别，也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