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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殓师》重映,难得的死亡教育

《入殓师》重映,难得的死亡教育

何承波 | 2021-11-01 | 南风窗

死亡禁忌带来的直接伤害,是我们无法正确地面对死亡,无法正确处理死亡带来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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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殓师》剧照


时隔13年,日本电影《入殓师》登陆中国大银幕。

它讲述了死亡中最艰难的部分,如何告别,以及怎样直面死亡。这是它夺得2008年奥斯卡外语片的原因,回头来看,这种胜利绝不是对东方奇观的刻奇,而是不分地域、文化的认可。

《入殓师》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也证明了一件事,死亡面前,不光东亚社会,全人类都走进了相同的困境,禁忌、恐惧、无措。现代医疗更是延长了衰老、垂死和病痛的持续状态,所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新面对死亡,重新探索告别生命的方式。


告 别

十多年过去,我对《入殓师》已经没有太多的记忆。唯一记得的,是一场告别戏。

片中,一家人对着棺木中的死者大笑,他们亲吻他的脸颊,印出了红红的唇印,他们感激他,跟他挥手告别。

肃穆中,不乏幽默。

我时常想起我的奶奶,想起我见到她最后一面的场景。

她肺部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她说不出话来了,口中只有微弱的气息,但她还是努力坐了起来。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钱,偷偷塞给我。我托着她的手,十多年后仍记得那一瞬间的触感,像一张塑料皮包着指骨,一点也不熨帖,微微冰凉。我记得她说不出话的样子,她竭力喘息,流眼泪。

当天晚上,母亲的哭声惊醒了睡梦中的我。

母亲说,奶奶撑了这么久,为了等你回来。

我并没有跟她好好告别。我甚至不知道她得了癌症,最初她在电话里说是感冒了,有点发烧。一个农村老妇,对“这点事情”完全没放在心上。但病情恶化比想象中要快,县里的医院拒绝收治,家人没有告诉我,怕影响我中考。

考完当天,我赶回家,见到了她最后一面。

奶奶去世我没有哭,我哭不出来。我想我似乎过于冷血。奶奶是对我最亲的人,她看着我长大,我是她眼中最听话的孩子。她会一直留着腊肉,直到发霉,只为了等我回家。每次回市里上学,她会塞给我一叠零花钱。因为每次见到我,她总觉得我又瘦了。

后来的事情我忘记了,但我时常陷入一片空白。上课的时候,注意力和思绪被抽空,老师的点名,教室的吵闹,我经常听不见。16岁,我开始思考死亡。它是你生命里的空白,每一个至亲之人离去,空白就变得更大一点。

很多年里,我回老家只有一件重要事,去墓地看望她,坐在墓碑前,发呆,想遥远的事,有时一坐就是半天。

《入殓师》中,男主角小林大悟见到相依为命的母亲时,她已经进了棺材。做入殓师,他觉得是接受一种惩罚。他没有送别自己的母亲,作为一种赎罪,他为陌生的死者送别。

《入殓师》的英文名是Departures,讲生命最后的旅程,东方式的送别故事。我对文章开头描述的场景如此印象深刻,是因为那种近乎叛逆的对峙死亡的态度。没人可以如此幽默、轻松地告别亲人,忌讳死亡的文化里,它带有一种颠覆性的冲击力。

十年后重看这部影片,我发现记忆欺骗了我。

那一家子人并不是笑,他们的笑容里有掩盖不了的悲痛,一种更复杂、更怪诞的心理。


恐 惧

做记者后,我开始关注医疗人文和死亡的话题。

如何面对死亡,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是文化和哲学上的问题。

我见过一些奇特的现象。在癌患家属交流群里,家属们交流怎么治病,也交流如何伪造病历、隐瞒病情,怎么对患者严防死守。有时,直到患者死亡,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得癌症的真相。

在医疗界,对患者保密、避重就轻,是一种常态。这带来一个难解的问题,死亡眼看临近了,怎么面对不知情的患者?

去年,在南昌肿瘤医院,一位肺癌患者告诉我,他看过女儿偷偷藏起来的病历和检查结果,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对他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化疗的痛苦,恶心、呕吐,吃不下东西,非人般的折磨。他想念老家菜籽油炒菜的香味。

但家人们瞒着他,说他只有一点肺部结节、小肿瘤,做几次化疗就好了。

他没有戳破这层纱窗。在子女层面,要是不能尽心竭力地救治父亲,留下的将是难以磨灭的悔恨与痛。他在努力给子女尽孝的机会。

一场治疗,变成了怪诞的博弈。

更多的癌症患者和家属拒绝讨论临终的安排,不想立遗嘱,不愿意提死这个字。说死,不吉利。

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回避死亡,本质出于恐惧,一种生命本能反应。解决恐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忽视它。所以,死亡是中国人最大的忌讳。

很多文化学者分析,这种禁忌性可以追溯至孔子,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儒家思想并没有为我们构想死后的世界。死,没必要考虑。

《入殓师》侧面探讨了这一命题:死亡是污秽不堪的。妻子得知小林做的工作是给死者整理仪容后,立马变得恐慌,不允许他触碰自己,觉得“脏”。

戏外的故事也是一样,这部直面死亡的电影,融资阶段困难重重。制作前后耗时10年,没有公司愿意投资,原因无它,投资方看来,死亡是一种禁忌,不应该触碰。好不容易制作完成,发行公司也谨慎保守,他们认为,谁会去电影院看一个晦气的故事呢?

死亡禁忌带来的直接伤害,是我们无法正确地面对死亡,无法正确处理死亡带来的种种问题,以及最重要的,安放和疏导悲伤。


禁 忌

如何面对死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构建。

在古代墨西哥,哀悼逝者是一种不敬。古代墨西哥土著认为,死亡只是肉体的暂时离开,只要人们对死者还保留记忆,他仍是社区的成员。这是墨西哥亡灵节的起源,期间,死者会从睡眠中醒来,与亲人短暂相聚。

这种文化景观,在迪士尼动画片《寻梦环游记》中已有体现。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记忆与死亡的故事,肉体消亡后,死者的精神不灭,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墨西哥文化保留着对死亡的亲近感,亡灵节到来时,他们歌之、舞之,用食物、音乐、游行或者狂欢的方式,庆祝死者的“归来”。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墨西哥作家塔维奥·帕斯说,墨西哥人常把死亡挂在嘴边,他们调侃死亡、与死亡同寝、庆祝死亡。死亡是墨西哥人最钟爱的玩具之一,是墨西哥人永恒的爱。但墨西哥只是一个例外。

全球很多文化中,死亡是禁忌,是霍格沃茨的伏地魔,一个不能提及的魔头。所以,我们需要破除的第一个幻觉是,死亡禁忌并非东亚社会独有,也不仅是中国人的迷信。

帕斯接着说:“对于巴黎人、纽约人、伦敦人,他们不会轻易提到死亡,这个词会灼伤他们的嘴唇。”

德国社会学家亨尼·舍夫和安耐莉·凯尔所著的《告别的勇气》一书就提到,在德国,死亡的议题很不受欢迎,不管社会还是家庭,都视之为禁忌。德国有谚语说,忽视并非解决之道,但一提到死亡,德国人便会刻意忽视。

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雷塔兹(Bernard Crettaz)注意到,在法国谈论死亡也很困难,尽管那里曾以存在主义闻名世界。

在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查普曼大学一项研究说,56%的美国人对亲人的死亡感到“非常害怕”,造就了一种现象:谈论死亡时,人们变得阴郁。

此外,我们需要打破的另一种幻觉是,死亡禁忌不完全是文化河床的折戟沉沙,它不是一种历史遗留物,而是晚期现代社会仍在恣意生长的现象。

21世纪以来,关注死亡禁忌正成为一种风潮,正好映衬了死亡禁忌的潜在流行。

2004年,克雷塔兹在瑞士纳沙泰尔组织了一场“死亡咖啡馆”,他邀请人们喝着咖啡,坦然地谈论死亡,目的是打破围绕死亡话题的 “暴虐的秘密”。他就此写了一本书,《死亡咖啡馆:让死亡走出沉默》。

克雷塔兹想在临近的法国推广死亡咖啡馆,但巴黎的餐厅老板们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说,死亡的话题,无论多么欢快,始终对生意不利。

几年后,英国人乔恩·安德伍德(Jon Underwood)根据这一构想,创办了死亡咖啡馆,他邀请陌生人一起谈论死亡,“人们需要打开那个‘柜子’,将死亡这个最后的禁忌放入其中,减少恐惧,更充实地活着”。

有评论家说,“在那里,活着的人将重新建立联系,同时放下他们心中的重担。”

如今,死亡咖啡馆已经遍布全世界70多个国家,跨越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


如何死?

很多问题是现代医疗诞生前无需考虑的。

过去,死亡总是突如其来,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在前现代社会,西方宗教指引人们坚韧地接受死亡,不能害怕、自怜,除了上帝的宽恕, 不该抱有别的希望。

现代社会一切都变了。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死亡、不朽和其他生存策略》(Mortality, Immortality, and Other Life Strategies)一书中谈到,现代性是面向未来的—牺牲当下,服务未来。这种生存策略解构了死亡,转化成一系列可避免的因素,它催生现代人对健康、卫生、安全或者生活方式前所未有的关注。齐格蒙特和马克斯·韦伯有相似的观点,现代化走向了责任的个人化,我们有责任持续地创造和改善个人生活。

社会的现代化,赋予我们一种错觉,仿佛我们有能力、有工具重塑生活的轨迹。这种面向未来的生活构建,与死亡拉开了最大程度的张力。相比以往,晚期现代社会更加拒绝死亡。

现代医学带来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倾尽所有力量克服一个个临床问题,抢救患者,避免死亡,或者帮助他们推迟死亡的期限。这是时代的进步,人类的寿命前所未有地延长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衰老、垂死,病痛挣扎的持续性,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漫长。

对于临终之人和他的家庭而言,应对死亡变成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抗争,这令人望而却步,避之不及。

在《最好的告别》一书,哈佛医学院的阿图·葛文德教授谈到一个60多岁的患者,肠梗阻导致她结肠破裂、心脏病发作、感染性休克和肾衰竭,引发了剧烈胸痛和腹痛。葛文德和同事们给她上了透析机、呼吸机和静脉内喂养,双肾已摘除,但接下来的问题还有一大堆,商讨是否截肢和气管造口时,家属问他:

“她会死吗?”

此时的葛文德,不敢确定“死”这个词的具体含义。

病人已经丧失意识,身体的主要器官已被毁坏,只能靠医疗技术维持一种非生非死的状态。焦虑的家属还认为她活着,且在祈祷死神不要到来。

他突然意识到,数百年来,关于死亡的经验、传统和语言,过时了,现代医学暴露了一个新的困难:人类好像更难面对死亡。

在这本书中,葛文德讨论了死亡的现代经验,他警告我们,现代医学对“生”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却没有准备好如何去死。

不光是医学界,整个社会文化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