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诗云：“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滔滔珠江，亦复如是。
大浪淘沙，粗沙沉底，细沙继续顺水向前，分秒迭行，不舍昼夜。
公元前214年，南海尉任嚣在番禺建城，距今2236年。
展开历史地图一看，现在的珠三角，还是一个巨大的缺口。那时，越秀就是海边，海珠还是海岛，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珠海、江门、香港、澳门，俱为一片汪洋。1000多年，宋朝以后，这些今天的城市，才全部露出水面。
君不见，唐朝诗人高适苍凉吟诵：“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
君不见，黄埔有南海神庙，越秀有镇海楼。
君不见，葛洪炼丹于广州小岛，从井中捞出一丛珊瑚，按图索骥，视彼小岛，位于今天的中山七路。
东西北江，三面南来，汇入珠江，沉积起今天的珠三角。中原人口避乱南迁，融合四海，形成了今天的广州人。
这座城市，承载着太多独特的爱与痛。她站在中国最前端，2000余年阅尽世间繁华与沧桑，经历太多，识见太广，在她面前，什么都不新鲜。
也正因如此，广州就总是会创造出中国最新鲜的潮流。
与生俱来
广州有石器时代，但没有有文字记载的先秦史，一切都从中国的“始皇帝”开始。
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之后，秦始皇挥兵南向，剑指岭南。以屠睢为将，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
百越人虽然文明落后（有少量青铜兵器，主要还处于石器时代），然而他们使用游击战术，“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屠睢死后，任嚣为将，赵佗副之，继续征伐，才收服岭南。
以杀伐开头，但战争的结果是文明扩展和民族融合。
任嚣筑城于番禺，出任首任南海郡尉，开启了广州的文明历史。秦朝短命，十五载而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项羽刘邦逐鹿中原。
任嚣意识到，天下英雄蜂起，南越自成一系，可自立门户，建国称王。但他已老病垂死，时日无多，于是把龙川县令赵佗叫来，将遗愿托付于他。《史记·南越列传》记载了他的话：“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赵佗听从了任嚣的意见，在他死后，继任南海郡尉，北面绝道自守，西向攻占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自号南越武王。
任嚣话里有深意。“负山险”，是北面的逶迤五岭；“阻南海”，是南边的万顷波涛。这些都是天险，易守难攻，天然屏障，可资割据。
至于土地，则“东西数千里”。向东可达今天的福建，向西可至今天的广西乃至越南北部，疆土广阔，足以自存。
不过这些地方，都是百越先民祖居之地，百越部落的强悍，赵佗是见识过的，屠睢之亡，他不会忘记。
赵佗决定，“和揖百越”，脱去中原冠带，换上百越装束，自号“蛮夷大长老”，要求手下官兵与百越通婚。他自己以身作则，后来的三朝丞相吕嘉就是百越人，吕氏男丁，都娶了赵姓王族女子，吕氏女子，都嫁给赵姓王族男儿。
手下人自然听命相随。他们也没有第二条路可选，秦朝已灭，数十万兵士北归无望，总要娶妻生子，安居乐业。百越人虽然将秦军视为入侵者，但长期相处，总得放下兵甲，结束敌对，彼此安生。
“颇有中国人相辅”，又是何意呢？
一是技术。
当时的百越部落，主要依靠渔猎为生，但秦朝军队的到来，带来了铁器和冶铁技术，迅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秦朝有强大的造船能力，攻下岭南，主要就是从水路进发。秦始皇开凿灵渠，贯通湘江与漓江，使得后勤补给可以经长江、入湘江、转漓江、进西江、达珠江。秦军的楼船，大者可容纳数百上千士兵，在当时的世界，睥睨天下。造船技术随着秦军一起来到了岭南，屠睢占领番禺后，马上就建立舟师基地，兴建大型船坞。
二是人。
攻入岭南的数十万秦军，并不全是职业军人，还有大量的“逋亡人、赘婿、贾人”。秦朝有“七科谪”之律，犯罪逃亡的、当上门女婿的以及商人，都被视为重利轻义的贱民，捕获后随军做苦役，充当敢死队。
重利是实，轻义则未必，尤其是其中的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只是因为经商本就事务纷繁，东西奔波，聚少离多。
当时广州临海，珠三角冲积平原还是汪洋恣肆，南越农业条件有限。但是，他们有船，有商人。自然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就是向海求生，对外贸易。
当时称番禺，如今的广州，从她建城之日起，两大基因就与生俱来：融合、包容；开放、贸易。
门泊寰球万里船
赵佗建立的南越国，一共有五代国君，享国93年，最后内部生变，被汉武帝乘机派兵平灭，岭南归于大统。
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陵墓，1983年被发现，出土的文物中包含5根非洲象的大象牙，这便是贸易立国的痕迹。
汉武帝雄才大略，令张骞通西域，开辟陆上丝路。而在海上，则派出庞大贸易船队，从番禺（广州）、徐闻、合浦等港口出发，到达越南、泰国、印度、斯里兰卡，还远至埃及、大秦（罗马帝国）、希腊。
中国的丝绸，让万里之外的欧洲人惊掉下巴。粗布麻衣的罗马人，无法想象怎么能生产出这样的东西来，便想象着一个叫“赛里斯”（丝的读音）的国度，在那遥远的国度有一种树，树上会长出丝滑的羊毛。
海上丝路开启的，是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实物接触，从此打开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
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在《胡天汉月映西洋》一书中指出，陆上丝路受到政治互信的限制，规模可大可小，而海上丝路因为造船成本高，必须有相当规模，才能抵消成本。
海上贸易，才是真正的贸易主流。而2000多年来，多数时候，海上贸易份额大部分集中在广州一城。而古代的广州除了贸易，几乎没有其他出路。
中原文化，以农为本，“士农工商”四民，商人居末流，历来受歧视。而广州则与此相反，城中“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因此广州不但从不歧视商人，甚至以商人为“四民之首”“四民之纲”。
商人逐利，对商业政策、营商环境十分敏感，要求稳定、透明、公平。广州正是这样的地方，除了她本身对贸易规则的熟悉与坚持之外，中原王朝经常也对广州商贸“网开一面”。
南梁时，萧劢任广州刺史，纤毫不犯，吸引外国船只安心来越。
隋朝，文帝杨坚下《安边诏》，“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泝江河，任其载运，有司不得搜检”；炀帝时，因为海上商旅频繁，官方还在广州扶胥镇修建南海神庙，祈求海不扬波。
唐朝贞观到开元年间，官府在广州西城外，划出一块地方，让外商集中居住，称为“蕃坊”。杜佑任岭南节度使，建造各种战船组成舰队，在大江大海巡逻护航，威慑海盗。由于海上航行依靠海洋季风，船舶一停靠广州，就要数月才起锚，广州还发展起专为贸易船只服务的各种第三产业。
在文士笔下，唐朝的广州“万船相继，百货错处”，“常贡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贾以饶”。
由是观之，唐朝韩愈在贬谪潮州时，还把岭南视为烟瘴之地，如果不是因为他孤陋寡闻，就是因为他过于清廉。张国刚教授指出，唐代驻扎在广州的岭南节度使，是一个肥缺。政治上未必显赫，经济上却非常实惠。
值得一提的，还有广州人的性格特点和法治精神。
他们外冷内热，态度温和，如明朝万历年间叶权的《岭南游记》所云，“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他们还不会货物一脱手，转头不认账，“广城货物市与外江人，有弊恶者，五七日持来皆易与之，非若苏杭间转身即不认矣”。
而且，广州人向来不好私斗，凡有矛盾，就打官司，不怕进衙门、入官府，崇尚以法律解决纠纷。
这样的地方，经商之人在和平时代也会心向往之，涓滴成流。何况中原治乱循环，乱局一生，生灵涂炭，人们就会纷纷南下避祸。对时局将乱最为敏感的，永远是商人，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安排退路；况且商人富于资财，能够承受远行的成本，能从中土到达广州者，多是富裕人家。
作家叶曙明在《广州传》一书中写道：“东晋时代，只剩半壁江山，汇聚广州的各地商人，越来越多，仿佛半个中国的商人都挤进来了。”
历朝历代，一批批商人自北南来，累积起广州的商业人文主义精神。这个过程，就像三江源源不绝，从北部送来土壤沙石，堆积起安宁富庶的珠江三角洲。
广州并不能完全免于兵劫，唐末黄巢攻陷广州，屠城，清初尚可喜攻陷广州，屠城。历史上这样的巨灾大劫还有多次，有时会让广州数十年残破萧条，但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东山再起，恢复贸易繁华。
商业人文主义
清朝，广州人就敢说：“广州之货，天下未必有之；天下之货，广州尽有之。”
广东省博物馆有一件藏品，是一个清朝乾隆时期的广彩外销瓷盘。盘子中间画的是希腊神话《帕里斯裁判图》，画中有两男两女一孩童，都是赤身裸体，两名女子袒胸露乳。
今日看来，实属正常，这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主题与风格。但在当时，在一个文化保守、文字狱盛行、连戏词都由皇帝亲自组织删改的年代，这样的绘画内容就令人见之面红耳热，甚至不免心惊胆战了。
但在广州，司空见惯。
在欧洲，画工是艺术家，地位高，薪资也高，而在广州，画工就是工匠的一种，并不享受优越的待遇。所以，无论是在瓷器上作画还是在玻璃上作画，广州都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可以大量出口。
其中，玻璃画是画在背面，往往是反着画，对技艺要求更高，这一作画技法在欧洲已经失传，但广州的工匠一样人手一支笔，勾勒渲染，游刃有余。中国画匠，连小小的鼻烟壶都能从内部画得没有半笔瑕疵，玻璃上作画，更不在话下。
这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何其相似，中国人勤劳敬业，不怕利润微薄，外围市场需要什么，就加班加点地制造什么。
由于中国玻璃质量不佳，玻璃画所用玻璃还是从西方进口，这就像“来料加工”。外销瓷在素白瓷上按照欧洲商人指定的图样绘画，这又像“来样定做”。后世珠三角经历的工业起步模式—“三来一补”，在清朝时期的广州便已实际存在。
那时的广州瓷器、玻璃画加工，也处于价值链底端，外商赚走了大部分利润。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珠三角地区工业发展之痛，只是当代广府人力争上游，渐渐改变了这一状况，而当时的广州却无能为力。
清朝的广州府，几乎包含整个珠三角地区，以及部分粤北地区，由是观之，也算是一雪前耻，扬眉吐气。
如今的新闻，屡屡爆出“假名媛”事件，通过租借或者拼单，使用租来或合买的奢侈品拍照，发朋友圈，冒充“名媛”，败露以后，沦为笑柄。
广州人重实际，不好面子，但对于穷人爱美的需求，也有公开的解决办法。
清末民初红火一时的“朱义盛首饰店”，是专门制售镀金首饰的商家。中下等人家妇女出门，或者女儿出嫁，一样可以“环佩叮当”，大家都知道那东西不值钱，但对使用者并不歧视。富裕人家嫁女儿，为了防盗防抢，明里佩戴的也往往是朱义盛的首饰，真金白银的首饰，则私下送到婆家。
某种程度上说，朱义盛首饰在财富悬殊的不同阶层里普遍受欢迎，体现的是这座城市由于“商本位”而非“官本位”所带来的平等精神。
前文已经提到，广州人经商历来不欺客，不止于此，他们还不欺同行。
民国时，梁新记牙刷在中国最为繁华的广州、上海，几乎无人不晓，它以质量过硬著称，广告里敢写“一毛不拔、脱毛包换”。其毛刷用的是质量最好的四川猪鬃、湖南猪鬃，对加工过程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一丝不苟。
创始人之一的梁日盛回忆说，当时按照梁新记的实力，完全可以垄断整个牙刷市场。“但我们始终没有这样做，如果这样的话，牙刷行业的大发展就要推迟很多年。同行业中，有竞争，发展肯定会更好。对于一些规模小、资本少的同行，我经常借钱或赊货给他们，扶持他们共同振兴这一行业。”
这话听起来很耳熟。梁日盛去世20多年后，在深圳—原广州府新安县辖区，华为的任正非先生说到要与国际同行携手合作实现“和而不同”，而不是以打垮竞争对手为目标。“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这是东方古代的智慧。”
任先生几乎是完整重复了梁日盛的语意。只不过此时，任先生面对的是世界，一样自信、谦虚、胸怀博大。
2000余年来，珠三角平原不断向海生长，广府的商业人文主义精神，作为共同基因，植入那些新出现的城市，从一枝独秀，到群芳竞艳，灼灼其华。
作为东方古代智慧的传承，广州的精神从未改变：一有机会，就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