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4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
拜登3月下旬历时4天的欧洲之行，赚足了国际舆论的眼球。这次访问，让他感受到了带领欧洲盟友对抗俄罗斯的“领导荣耀”，但也引发了这样的疑问：拜登政府的战略重心到底在哪里？
换句话说，致力于聚焦印太的拜登政府，是否会因俄乌战争而“重返欧洲”？因为即便俄乌战争短期内结束，欧洲的战略格局以及美国的对欧战略，也不可能回到冲突前的状态。如果冲突或对抗长期化，那么变数会更大。
不过，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俄乌战争不仅没有使拜登政府的战略重心发生偏移，而且被其赋予了“映射”印太的功能。
两线布局
一天出席三场峰会（北约、欧盟和G7），在紧邻乌克兰的波兰待两天，这是拜登3月23日晚抵达比利时后的行程。这也是俄罗斯开展 “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拜登外交行动的“特别安排”，极大地彰显了美国在欧洲的存在。
另一个方向，原定于3月28日、29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却未能如期举行。这原本是继去年10月视频峰会后，拜登政府安排的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其推行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这个此前被白宫发言人称为“历史性”的峰会，已经被无限期推迟。值得注意的是，执政刚进入第二年的拜登，截至3月底已经访问欧洲三次，但从未到访任何印太国家。而且，2月24日俄乌战事爆发后，拜登政府对欧洲外交投入的频度和强度，冷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几乎未曾有过。
这种看似“矛盾”的背后，是拜登政府在欧洲和印太“两线布局”，以及做“战略协同”的意图。
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酝酿于小布什政府后期，开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执政8年期间，奥巴马明显降低了对欧洲、中东事务的介入。比如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是德国和法国走在危机应对的前面。
特朗普虽然注意力“飘忽不定”，但他基本上延续了前任“重亚轻欧”的态势。特朗普尽管执政期忙于打贸易战，但在离开白宫前数天（2021年1月12日），还推出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由此可见，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有着相当的延续性。
相比这些前任来说，拜登的确表现出了对欧洲更加重视的态度。虽然拜登政府内阁高官首次外访对象是亚洲，即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在2021年3月中旬访问日韩，但这次访问结束后不到一周时间内，布林肯就抵达了布鲁塞尔。拜登作为总统的首次外访，选择的是欧洲。截至今年3月底，拜登政府到访亚洲最高级别的官员是副总统哈里斯。从政府高官出访频率来看，在区域上欧洲略高过亚洲。
但重视只是策略，并非战略重心的转移。
拜登外交的突出特点是重视同盟，而特朗普给他留下的“受伤”同盟圈中，欧洲可以说伤得最重。所以，拜登政府对欧外交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高频度的互动，修复受损的跨大西洋关系。修复关系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
事实上，在这轮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拜登政府的对欧外交就明显表现出“战略协同”的特点。
2021年9月，美国与欧盟在匹兹堡召开会议，宣布成立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根据会后的联合声明，这个委员会的功能，是协调双方在贸易、技术标准、半导体供应链、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不容忽视的是，类似的合作，美国与日本、韩国几乎是在同步运作。而且，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框架下的合作，内容上也有相当的重合度。用美国分析师苏米特·甘古利的话说，拜登政府意在通过强调共同的议事日程，构建欧洲—大西洋与印太之间的联结。
在欧洲、亚洲运作相似的功能性合作，指向的是一个“重心”，即以印太为战略重心。2月11日，白宫公布了《美国的印太战略》报告。那时，俄乌之间已经战云密布，而布林肯在澳大利亚、斐济访问。
对于这份报告公布的时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何瑞恩（Ryan Hass）表示，拜登故意在俄乌开战前公布印太战略报告，以便政府机构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能清楚该如何推进战略的实施。
由此可见，拜登政府想传递这样的信息：即便欧洲战云密布，美国也不会改变其对印太的关注。
映射印太
俄乌战争爆发前，拜登政府通过发布印太战略报告、派遣国务卿赴印太访问，显示其“两线布局而不失重心”。战争爆发后，拜登政府在欧洲投入大量的外交资源，但这样的态度依然没变。
2月28日，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表示，尽管出现了乌克兰危机，但美国将继续聚焦印太。“尽管代价会很高，但华盛顿有能力同时确保对两个区域的深度承诺，就像过去所做的那样。”
此前，2月11日公布的印太战略报告，通篇没有出现“俄罗斯”这个词汇。3月28日公布的《2022年国防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对俄罗斯的描述是“构成严重威胁”。
《华尔街日报》3月21日的一篇报道援引五角大楼官员的话说：“在我们的评估中，中国是目前和本世纪唯一能在外交、科技、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系统性挑战美国的国家。俄罗斯不在这个阵营里，一年前不是，现在也不是。”
在某些学者看来，拜登政府对俄罗斯下重手，同时又把战略重心继续放在印太，不仅不矛盾，而且还相辅相成。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迈克尔·格林近日撰文称：“面对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政策收缩将损害而非提升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能力。”
他还认为，乌克兰危机与中美印太竞争，已经超越了国家威信和信誉问题，而是根本性的战略问题。在他看来，拜登政府成功地组织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盟友对抗俄罗斯，是在向中国传递重要信息。
对于迈克尔·格林所说的“战略问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学者香农·奥尼尔做了更深入的解读。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动员盟友军援乌克兰、制裁俄罗斯，不仅是为了避免与一个核大国冲突升级而做出的校准式回应，而且是一次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战争如何打，以及如何定义大国地位等传统观念的大胆尝试。“这可能永久性地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策略，对美国的战略前景产生深远影响。”
拜登政府是否有那么深谋远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对乌克兰危机的巨大投入，的确有超出危机应对本身的考虑。《纽约时报》的文章称，尽管有专家警告重新聚焦欧洲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对亚洲的注意力，但多位白宫官员都表示，美国能够利用这场战争，让亚洲国家相信它们有必要与西方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建立捍卫民主的意识形态全球阵线。
就目前的战场形势而言，拜登政府似乎也有加大投入的理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学者大卫·萨克斯写道：“俄罗斯在战场上的低效无能，以及欧洲国家在国防上投入的增加，给了美国更好的机会最终转向亚洲，应对中国所带来的更大挑战。”美国兰德公司学者拉斐奇·多萨尼也认为，如果美国能成功地帮助乌克兰驱逐俄罗斯，那么将激励美国外交建制派，强化对亚洲的介入。
塑造与被塑造
美国在俄乌战争的应对中投下的巨大赌注，除了希望能在欧洲收获战略利益，也有在印太收获边际效益的算计。原因不难理解：在俄乌战争所有直接和间接利益攸关方中，只有美国同时具备意愿和能力，在欧洲与印太两个方向做“战略协同”。
当然，美国的这种协同能否如其所愿，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方面，美国的欧洲盟友做到了整齐划一。但印太地区的反应，更多只是让美国看到了盟友与“其他”之间更清晰的界限。比如，与美国立场高度一致的，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条约同盟国，以及新加坡这样的事实盟友。被拉入“四方安全对话”的印度，明显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展现的不是外交实力，而是外交无力。
“他来了，他看到了，他迷糊了。”这是美国知名专栏作家迈克尔·古德温，批评拜登3月26日在波兰演讲时公开要求普京下台的文章中的第一句话。这话是在模仿恺撒的名言“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古德温的这个“模仿”，用来描述拜登政府的对外战略或许更为恰当：所欲与所为之间不匹配，雄心与实力之间有落差。
带领欧洲盟友对抗核大国，这是拜登政府一大外交收获。但这种“团结抗敌”与战略协调并不能完全画等号。因为美国所希望的协调，是与其战略利益的“协调”。
美国学者安妮-玛丽·斯特劳认为：“尽管俄罗斯的行为似乎正在说服欧洲主要国家增加军费，但它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拉近与美国的关系。相反，它们是在为未来做准备，一个欧洲不能再依赖美国的未来。”
一个不那么依赖美国的欧洲，在印太事务上不可能更加听命于美国。
如果俄乌战事短期内看不到“击败俄罗斯、震慑潜在对手”的结局，那就涉及美国的资源分配问题。日本庆应大学学者中山俊宏认为，美国不具备对两个领域做出全面且长期承诺的行为能力，也不具备持续关注的能力，但地缘政治的现实又要求美国对这两个领域做出承诺。因受困于中东而迟滞的重返亚太，在对抗俄罗斯的过程中能更轻松？
美国把自身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与其印太战略联系起来，是对现实的误读。亚洲或印太与欧洲不同，中国也不是俄罗斯。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马凯硕所认为的那样，“在制定未来战略时，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亚洲与欧洲之间的一个根本性区别。俄罗斯尽管扮演着能源供应者的角色，但其经济只是轻度融入了欧洲的地缘经济空间，而中国的经济则完全融入了亚洲”。拜登政府在欧洲的“成功”，在亚洲不可能复制。
与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框架相比，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略微淡化了与中国的对抗性，强调“塑造”中国的外部环境。从世界的现状和趋势来看，这个要求对美国来说可能有点高。美国学者艾米丽·塔金在接受《新政治家》杂志采访时说，拜登政府上台时遇到的是一个宏大、根本性的问题，即世界应该怎样、我们打算如何塑造它。“但我们所看到的是，世界在塑造我们、塑造我们的战略，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