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图/新华社
只有发展中国家，才会长期在“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苦苦挣扎。时至今日，从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的，依然屈指可数。
因为在现代化问题上，一直存在一种宏大的悖谬。
一方面是事实。
事实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以把西方以外的世界锁定在价值链低端为支撑的，是以它国作为自身现代化的牺牲品的。
另一方面是解释。
解释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天然正义的，世界上存在唯一可行的模式，即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
吊诡的事情就发生了。如果你相信它的解释，那么你就必须尽力去加入它，去模仿它，认认真真去当它的学生。但是，从事实上看，它垄断解释权的目的，其实是排他性的：倘使跟随，就会成为附庸；倘若另辟蹊径，更会遭受打压。
结果就是，你想要加快发展，那就要放弃独立自主，而到最后，一般是既丧失独立性，又无法加快发展。
中国14亿人实现现代化，将彻底改变整个世界的现代化格局。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这清晰地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至少具有两大功能，一是能够加快发展，二是可以保持自身独立性。
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魂。
从来不信邪
中国人早早就认识到，现代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生产力，它不是某种社会制度的专利。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就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尝试。“中体西用”“自强求富”“师夷长技以制夷”，表达的都是一种发展生产力的愿望。
而当时对生产力的理解，主要来自对西方工业发达的直觉感知。因此对工业化的追寻就播下种子，深深地扎进中国人对未来社会图景想象的最基层。
从洋务运动的实践看，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把现代化当成一个中性概念看待，无色无味，不必然依附于某种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只是对这一中性概念施加的价值修饰，而这种价值修饰是有选择空间的。
这是我们这个富有实用主义精神的民族，在各种艰困之下谋求突破的基因。某种条件下看它可能是幼稚的，但正是这种基因的存在，使得我们不信邪，不容易被垄断性话语所绝对蒙蔽。
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从内部看，它试图不改变生产关系而推动生产力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内部矛盾重重，发展成果浮于表面，只有装点意义。而从外部看，此时的清朝已经无法完全独立自主，早已被囊括进资本主义现代化体系的牺牲品行列，帝国主义也不会坐视它自强、并立。
日本一伸手，就泼灭了那微弱的现代化星火。
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败于日本这个一直以来所认为的蕞尔小邦，也震动了中国社会，有识之士困惑难解，失望至极。
《天演论》所介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似乎提供了一种合理化解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国家民族也是一样，如果不能获得适应时势的禀赋，那么被时势所灭亡，势所必然。而这个时势，此时已经从工业技术，转移到制度问题上。明明军事实力看上去并不比日本差，北洋水师仍然被打到全军覆没，只能归因于制度无法提供一种整体的协同。
这也的确是事实，但把制度变革寄希望于“瘸腿皇帝”猛发圣旨，仍然是一种表面文章。这就是百日维新的悲歌。
然而从《天演论》的广泛影响，我们仍能看到中国人骨子里的不信命的特质。本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西方合理化殖民主义行为的一个重要理论武器，本质上是对被掠夺的民族进行洗脑、使其认命的思想，但到了中国社会，则转变为对社会精英的广泛激励。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都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胡适的名字，正来自“适者生存”，而年轻的鲁迅，对《天演论》的开篇背诵如流。
亡国灭种，成为了知识精英的忧思，民族主义意识，也从中觉醒。
戊戌变法被清朝政府掐灭，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中国新的知识精英，对这个政府不再抱有希望，已将之视为国族生存之障碍，政治革命顺理成章。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中国人从来没有放弃过选择，选择一条可能的道路，去通往现代化。
这些先行者，大多都在最后失败的结局中未能看到国家现代化的前程，但他们每一步的努力，都是中国寻求自立自强的必要环节，他们那种不信邪、不屈服、不幻灭、相信总有希望的精神与行动，激起风云色变，令后人心旌摇动。
一味模仿不会被尊重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从对封建主义的反叛中诞生的，现代性的每一个方面，几乎都与中世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对经济、政治、文化的封建主义控制的“反动”。
而中国的所谓封建社会，则与欧洲中世纪大相径庭。
比如，如果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的要素归纳，那么中国早在秦朝开始就具备了理性的官僚制度。那秦朝是不是应该被视为某种程度的现代社会？在西方，的确有学者是这样认为的。这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例证，让我们认识到在现实面前理论可以有多么荒唐。
梁漱溟先生就认识到，西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自我中心、权利观念，都是对中世纪严厉的封建控制的抗争手段和最后结果，是对过度的集团生活的反动，但中国非但不存在这种严密的集团生活控制，反而正好缺乏它。所以，这些所谓普世之价值，“在他们是对症下药，而在我们缺乏团体生活者恰好药不对症，更且加重其散漫之病”。
像他这样的学者不乏其人。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争论，守旧派处于劣势，但此时的守旧派早已不是洋务运动时期那种对外界一无所知的顽固头脑，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西方社会十分了解，曾求学西洋，精通外语，如辜鸿铭、王国维，便是如此。
所以这个时代所谓守旧派的声音，已经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全盘西化倾向—亦即模仿资本主义现代化路径—的一种制约和反思。
此时站在潮头的思想者们，最为专注的是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与揭露，为了对封建礼教施以根本之打击，甚至祸及了无辜的孔子。
这反映了当时整个民族心理的深层矛盾。事实上，那些对“孔家店”发动猛烈攻击的思想者们，本身正是中国深厚传统文化的继承者。鲁迅、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无一不是传统文化大师。
他们的行动，推动了现代权利意识、个人价值意识的觉醒，也对中国社会的民主意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启蒙。但他们自身的精神冲突与分裂，也证明某种程度上整体的独立意识在削弱。
让他们再次觉醒的不是守旧派，而是帝国主义。发生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都打得千疮百孔，现实让中国人发现，这种掠夺性的现代化路径是不可持续的。
此时，毕生致力于民主革命的孙中山先生，也在思索有没有一种新的路径，能够跳过这种悲剧性结局。明知是火海，再往里跳，显然不明智，这是一个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所能洞悉的。
而知识分子的醒觉，则直接触动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耻辱性失败—国力羸弱的国家，即便心甘情愿加入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做一个跟随者和学习者，仍然不可能被尊重，不可能得到现代化的平等发展权。
这一次，下黑手的主要还是日本帝国主义。
另一个信息被人们空前重视：同样曾在战争中被日本击败的俄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赢得了独立自主发展的基础条件。
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从此成为新的思想主流。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天辟地大事变。
马克思主义回应了清醒的思想者对中国现实的感知，民族之羸弱，重点在于社会一片散沙，缺乏凝聚力，散漫之病未获医治。而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必须整合人民。“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从五四运动那一刻开始，中国社会就抛弃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迷信，决心走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
人民性
“一片散沙”，说的是民族没有整体性，没有整体性，也就谈不上独特性，而没有独特性，则无独立自主。
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具有主权意义上的人民。正是人民，构成了一切权力的来源，和政权合法性的根源。在马克思主义视野内，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力量的来源，也是政权服务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人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人民是谁？
按照经典著作的论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西方，尤其是英国，社会相对固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截然分判的阶级。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发展，使得其它阶级都被纷纷卷入和“消灭”。而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数量稀少，难以单独构成革命的主力军。
正是中国的独特现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出了要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本身就要求，理论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就是交错在一起的，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农民，既是封建压迫的受害者，又是帝国主义掠夺的受害者，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
工农联盟这一政权基础，在革命实践中被认识和确立。这两个阶级加起来，人数占当时中国人口的八成以上，革命政权的人民性，就有了现实的依托。
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清楚，力量蕴藏在人民当中。
而人民盼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摧毁封建主义，赶走帝国主义，消灭官僚资本主义，民族真正独立自强，国家和人民中的个体，都不再任人宰割和欺侮。归根到底，就是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的现代化未来。
对于独立自主而言，最有整合力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再一次制造了中华民族的迫切危机。它变本加厉地以蛮横姿态在中国侵吞土地、掠夺资源、奴役人民，最后直接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的每一次侵夺，都对中国造成深重灾难，但同时也让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和团结意识进一步增强。
正是因为民族革命的迫切性，人民的范围继续扩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中的爱国者，都成为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的一部分。工人、农民之外的其它阶级，得以更加真实、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所有的爱国者，成为了一个政治共同体。
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时，那些代表们的身份，就完整地显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最大内涵。而聚合他们的最大公约数，正是对民族革命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最终领导完成民主革命的广泛肯定。
民族革命，就意味着独立自主。
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言，独立自主是它的出发点，也是它必然的归依，独立自主是为了通往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发展，又是为了更加独立自主。
坚强信念与伦理温情
中华民族是一个曾经被损害被侮辱的民族，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始终被中国人民牢牢谨记。
牢记的目的，不是一些西方人士所揣测的“向西方复仇”，而是时刻提醒我们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没有独立自主，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未来，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因此，当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人民志愿军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血战，并取得胜利。
当社会主义阵营被一种模式所笼罩，现代化建设变得机械刻板，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并走出新路。
当来自不同方向的科技、市场限制乃至封锁，力图扼杀中国的独立自主时，中国人没有低头，而是坚持自信自立自强。
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深入，认识到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不会危及反能增强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就选择了市场经济，并赋予它社会主义的明确价值指向。
当改革开放时机到来，中国毅然选择了改革开放，拥抱世界市场，拥抱全球化，引入世界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但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当西方世界强大的遏制性力量再一次降临，中国决不以放弃独立自主做交换。
今天，本来利益分殊甚至相互抵牾的西方国家，在遏制中国发展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合唱，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文章开头所言，西方所代表的那个自诩普遍性的现代化体系，实质上是排他性的。不愿成为附庸，希望独立自主，竟还有所成就，就一定会遭受打压，它并不在乎对方是哪一个国家。过往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以后的经验还会继续证明。
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一切。
独立自主凝聚起了人民，而人民的最大限度凝聚，则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深厚基础。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代表特定阶级的选举政党，而是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
民心，民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观念，在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理念后，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中国政治，而这也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独特性的重要构成部分。
正是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让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回应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现代性悖论”。这个“悖论”是指，理性作为一种增效的形式手段被应用，这个手段反过来成为目的，霸道地成为宰制人的工具，人们被手段降伏，因此，这个理性形式恰好走到了其反面：非理性。
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走向韦伯所说的“忧郁铁笼”，以及马克思所言的异化状态，而只有时刻自觉意识到现代化的目的是人，并且坚定不移地实践之，才能解除这种悖论，使得人始终掌控工具，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服务。
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以及中国文化里的自然观和民本主义政治传统，赋予中国现代化以伦理温情：不以邻为壑，不无度索取，不忽视精神；摆脱贫困，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也是一个也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