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1日，广州，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眼前浮现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图/本刊记者 郭嘉亮）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小，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第一段话便直指核心。
当是时，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进行的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将在6个月后发动。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第一次发挥出巨大威力；硝烟四起，风云激荡，十余年的军阀割据、丛林政治在它的面前，如秋风下的落叶。
镜头陡然收缩、快退，回到广州东山的一座两层小楼。
1923年6月，约40个人正在这里召开一个秘密会议，会上，争论激烈。
对于国共合作，他们没有原则上的分歧，讨论的焦点在于合作的方式。会议最后达成一致，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同时规定，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由此，在一个阶段里，敌友分明了：两党合作，联合苏俄，组建军队，发动农工，“打倒列强除军阀”，以武力统一中国。
这便是中共三大。
一次在当时的政治场景下并不起眼的会议，让中国现代史发生巨大转折。未来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主角—共产党、国民党，都在这次合作奋斗中实力崛起。历史舞台的中心开始转移，依然盘踞在中国大地上的各路军阀，虽然还在张牙舞爪，但黄昏已经降临，末日也已不远。
谁是敌人
镜头继续收缩、快退，回到1921年7月的上海，12名正式代表，加上陈独秀先生的代表包惠僧，以及荷兰人马林、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一同开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当时，中国的改良与革命，几乎已经用尽了办法。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认为之所以失败，是器物不如人，于是有了洋务运动。
30年自强，一朝败于甲午，我们看到制度不如人，于是发生了百日维新，以及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
民主共和，虚有其表，祭孔，登基，复辟……我们认为是国人思想依旧停留在封建帝制时代，新文化运动兴起，最后结果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旧世界所中的毒，没有解药。我们曾经以为的西式民主共和的榜样，都在一刀一刀地从我们身上割肉。
国内，军阀林立，除了人们熟知的直系、奉系、皖系，几乎每个省、每个县都有不同的军阀，甚至一个县就有好几个军阀。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争战不休、苛捐重赋，甚至竭泽而渔，摧毁民生。
全国军队数量，从1914年的45万人，增加到1922年的250万人。军队多意味着军费开支大，到1925年，军费开支已占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7%。
为了养兵，军阀频举外债，而偿还外债，最终又要靠增加赋税。于是，出现了古今中外难得一见的“奇景”：关税、盐税作为抵押品，均被外国日益加深控制；而对农民征收的田赋，预征到十几年以后之情形，司空见惯，如在1926年，四川梓潼的田赋已经征收到1937年，透支11年。
老百姓本就贫无立锥之地，还要经受丛林政治造成的家破人亡。军阀之间争战，夺得一片新土地者，因不知何日易手，乃无长久打算，采取的都是竭泽而渔的政策，抢掠一空，烧毁村庄、民宅。
比如，1918年，张敬尧攻占平江县时，宣布“三日不封刀”，烧杀抢掠，屠戮百姓。
又如，1918年4月27日夜，北洋军于醴陵一战后，“首将城中财货钱帛，掠掳一空，复将房屋桥梁，烧毁略尽；杀伤遍地，血肉成丘，日暗天昏，神号鬼哭”。5月9日，北洋军又在醴陵“大肆诛屠，再燃劫火”，结果是“万家无雉堞之遗，四处有烧伤之骨”。整个醴陵县，22542人被杀。
这些都不是个例，而是从湘军开始的军阀传统。攻占天京之时，曾国藩的命令就是“三日不封刀”。
百姓的血汗养出的军队，居然成了百姓最大的敌人。而帝国主义通过控制军阀债务控制中国政治，致使军阀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每个大军阀背后，都有一个外国靠山。
北洋时期的所谓民国，谁是人民的敌人，再清楚不过了。
丛林政治之下，谁握有军队，谁的军队实力强，谁就是王者。于是，各大军阀轮番上阵，争夺政权，北洋政府不断易手，国家治理有若儿戏。
“器物—制度—思想”，都已尝试殆尽，所谓共和民主，不过是给本就分裂的中国提供了更加分裂的合法借口。
在思想改造这个最后阶段，那个曾经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急进的自由主义者”—陈独秀，最后和他的同事、学生们一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这是最后的一根稻草，事实证明，它也是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亮光。彻底摧毁旧世界继续存在的社会根基，建立全新的生产关系，是唯一的希望。
但是，中共一大时的共产党人，尚不真正明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马克思根据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现实经验，深刻总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作用之下，生产效率的提升、工人的努力工作，都会降低劳动力价格，使得更多工人失业，工人阶级日益贫困，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所以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在不断生产自身的掘墓人，工人阶级一无所有的境地，决定了他们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必将起而埋葬这个不公正的社会。
中共一大基本照搬了这一原理，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了革命纯粹，甚至在《第一个决议》中表示，“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对现有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
这时的共产党刚刚呱呱坠地，对政治依然十分幼稚；对比成熟期，延安时期毛泽东所说的“所谓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可谓天壤之别。
但是，谁没有一个童年呢？
谁是敌人，没有十分清晰的认知。其实，毛泽东在1919年从无政府主义的“民众的大联合”中“梦醒”，正是拜军阀张敬尧所赐；其他共产党人也是深苦于军阀统治而投身暴力革命，但对敌人缺乏基本的勾画。为了推进革命，他们甚至曾经寄希望于直系军阀吴佩孚、广东军阀陈炯明。
两年之后就不一样了，在广州，中共三大上，他们已经认清民族民主革命是跳不过去的一个阶段，明确宣告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实行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几个阶级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
敌人，清楚了：打倒列强，除军阀。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上海总工会的游行队伍（图/视觉中国）
谁是朋友
回头看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一个“联合朋友攻击敌人”的逻辑。
宗教笼罩一切，林立的封建领主在宗教庇荫之下威权永固，国王无法统御国家，迫切希望政治统一。而对于新生的资产阶级而言，他们需要的是统一的市场，但却被封建领主分割得七零八落。
于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就典型地表现为一个进程：新生的无权的资产阶级，和王权联合，前者借钱给后者，后者用获得的资金进行反对宗教统治和封建割据的统一战争，最终建立一个专制国家；这个专制国家由于有资产阶级这个债主，为了保障他们的权益，而将他们引入议会，形成现代代议制政治；资产阶级从而成为政权的“股东”，金钱一步步支配政治。
但是，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既没有宗教统治，也没有事实上的封建割据（严格意义上的“封建”早在秦朝就已被终结），资产阶级受到抑制，而抑制他们的正是沦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皇权（王权）。如果按照一般规律，资产阶级找不到天然盟友，他们的敌人也跟西方截然相反。
而且，中国的“市民社会”没有良好发育，民间资本的发展，只是在专制权力意识到改革必要性之条件下的附带发展，还受到外来资本的排挤，力量弱小，于狭缝中生存。
所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排满”为旗帜，就很好理解了。它起初所反对的是满族专制政权，进行的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革命，而不像西方典型的反宗教的政治革命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如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政治纲领，也就水到渠成。但其中也透露了问题的实质，即对敌人的设想也是阶段性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便以为使命完成。后来加上的“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样显得含混不清：“民国”如果目的在于“平均地权”，则表现了一种中国传统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太多的资产阶级革命内涵。
在“驱除鞑虏、创立民国”之后，“平均地权”流于空言，如前所述，军阀横行，各据一方，反而形成了封建割据的局面。政治版图裂成碎块，为了养兵自重，军阀政权对工商业的盘剥空前绝后，在一战期间逐步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苦不堪言。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结束了清朝形式上的统一，却也间接导致了军阀割据。
越是往后发展，中国人民对统一的愿望就越是强烈起来，西方经典意义上的民主革命从而具足了因素。
对于孙中山而言，民国建立之后谁是敌人，是从血的教训中日益清晰化的。他力图推行党派政治，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组织天才宋教仁有望成为党派政治下的内阁总理，接着就被枪杀；辛亥“首义三武”中的张振武、蒋翊武，如此英雄，都被袁世凯逮捕处决；袁世凯登基，张勋复辟，北洋分裂，军阀林立，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逃亡，后又试图与各种军阀合作，被利用，也被驱赶。
他意识到过往革命，均不彻底。“大抵我们革命，在起初的时候，奋斗均极猛烈，到后结果，无一次不是妥协。即举‘排满’‘倒袁’‘护法’三役而言，我们做革命都是有头无尾，都是有始无终，所以终归失败。”
其中问题，就是不知敌友，不清楚革命任务，没有坚强的组织和炽烈的信念。
国民党人，在辛亥革命之后，便以为一切均已结束，万事大吉，到了分享果实的时候了，以至于，宋教仁被杀之后，孙中山、黄兴被通缉，占据国会多数的国民党员竟依然投票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随后全部被扫地出门，国民党员被追杀屠戮。孙中山痛感国民党内部组织涣散、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试图在国民党基础上组建中华革命党，建立忠于领袖的强大组织，结果又造成了更严重的内部分裂。
而共产党人就大不一样，他们虽然人数稀少，并且处于非法状态，但是信仰坚定，服从组织，一往无前，绝不妥协。
孙中山从中感觉到了区别。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先生之所以决定和共产党合作，是因为他“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就这个意义而言，孙中山拒绝党外合作而坚持党内合作，除了坚持国民党的独大地位之外，或许也包含了希望共产党人作为鲶鱼钻进国民党躯体，搅动局面，让“一个就要死的人”重焕新生的意图。
如果没有孙中山的坚强决心，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无法实现。这个饱受军阀绞杀、欺骗、反叛之苦的革命者，最终站到了与军阀势不两立的一边。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共产党人最终也选择了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
合作与启示
正如前述，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决定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与西方经典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革命有差别。而仅靠他自己和国民党，也无力完成这一任务。
国共第一次合作之时，国民党人在籍的有20多万，但大多“不知在于何所”，少数地方有国民党人在高层活动，此外除了孙中山周围一群追随者之外，没什么有形组织。
这样的政党，显然没什么凝聚力和战斗力。
孙中山一直相信中国的民主革命要成功，必须借助外国援助，人生经历使他对英美尤其抱有期待。但是，最终让他迷梦破灭的也正是英美帝国主义。
此时，苏俄出现了。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注意到了一种新的道路选择，而在经历巴黎和会上的屈辱之后，左翼精英们对苏俄在帝国主义强权之外创造一种新的政权，实现一个平等的社会，并且在列强围攻之下犹能保持国家独立，格外惊叹，也格外向往。
苏俄的首要经验，在于以党建国。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信仰坚定的现代政党，把民众组织起来，保卫国家，保卫政权。
这就是孙中山所缺乏的，他有一个革命领袖的名声，领导着一个全国最大的政党，但却因内部涣散、脱离群众，而像是一个四肢无力、半身不遂之人，始终只能做半拉子革命。
而此时，根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有利于拱卫苏俄社会主义政权。在东方，苏俄主要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因此尤其重视中国。他们最终看中的联合对象，正是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而实现联合的方式，则是支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
中共三大，正是在多方合力之下的结果。此前在二大、西湖会议上，已经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交锋。是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从而认识到现阶段的敌人不是资产阶级，恰恰相反，资产阶级是需要团结的对象，中共要团结他们一起去对抗真正的敌人—封建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
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第一条是“取消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第二条则是“肃清军阀，没收其财产，以办公益的生产事业”。
这个认知转变之发生，陈独秀先生在党的三大上作报告时表述得很明白：“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
血淋淋的教训，更加直观而具体。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投身工人运动，试图仿效苏俄路径，实现以点带面的连锁革命，但是，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被吴佩孚镇压，以屠杀告终，林祥谦、施洋壮烈牺牲。这使他们认识到，仅靠工人阶级的有限力量无法承担起革命使命，必须寻求新的同盟军。
而孙中山从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看到的，则是积极的一面：他从中发现了共产党人强大的组织能力，以及不屈的革命信念。
虽然对苏俄道路并不完全接受，但他对社会主义本来就没有排斥。早在1903年给朋友写信时，他就提到：“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剂于平均，可断言也。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所以他表示：“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
于是，双方（准确地说是三方）最终走到了一起。苏联派来了政治顾问，与共产党人一起帮助改组国民党，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方式让国民党脱胎换骨；同时运来了枪炮，派来了军事教官，送来了大笔资金，建立黄埔军校，让国民党第一次拥有了一支完全服从指挥的现代军队。
孙中山身边的事实，一再证明这种联合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关余（关税余额）矛盾、沙面罢工、商团事件……帝国主义一次次在孙中山面前展露獠牙，孙中山最终转变为一个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全新的民族主义者，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北上之途，无一日不宣传反对帝国主义。
出师未捷身先死，孙中山和苏联、中国共产党人费尽心力建立的军队，最后落到了右派野心家蒋介石手中，于是北伐中途生变，中国虽然形式上统一，但“革命领袖”已经率队投靠了帝国主义，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终归以失败定性。
革命虽然失败，但共产党人已经成长。三大掀开了波澜壮阔的国民大革命的序幕，让中国共产党甫一诞生就走进了中国政治舞台中央，得到了开阔的政治锻炼，组织和党员规模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决定合作时的420人，发展到蒋介石清党之前的5万多人。屠杀之后，人数大幅减少，但留下来的都是一批打不倒的战士，幸存下来的则是一个打不垮的政党。
马林、陈独秀在三大上所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与当时的中央为了维持统一战线而步步退缩的错误直接相关。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右倾”错误教训，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当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时，共产党人没有再退让半步。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是党内的坚强共识，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被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所坚决主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出了一个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