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21日，孙中山与鲍罗廷（左）（图/视觉中国）
1917年，流亡的列宁从瑞典进入芬兰，坐在破烂的三等车厢里，月台上到处是士兵。一位同志把头伸出车窗，大喊：“世界革命万岁！”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判断，“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1919年，他联合欧洲各国革命党人，成立“共产国际”，全力推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同一年，朝鲜“三一运动”和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列宁将目光投向东方。
维经斯基、马林和鲍罗廷，带着共产国际的热望和苏俄的远东战略，先后来到中国。
维经斯基（图/视觉中国）
“信使”维经斯基
1920年4月，春雨霏霏的上海。苏联《生活报》记者吴廷康走进了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这里既是陈独秀的寓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
27岁的吴廷康，本名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俄裔犹太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任职。来北京拜访李大钊、到上海见陈独秀，是他远东之行的一站。
陈独秀向他透露：“我同李大钊相约在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您的来访正是求之不得。”
邀请了陈望道、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沈雁冰、陈公培、俞秀松、施存统、刘太白、沈仲九、丁宝林等沪上名流，陈独秀请维经斯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情况，令社会主义、阶级战争等概念深入中国知识界。
不光理念宣讲，维经斯基在组织上也立刻打开局面。
在上海，维经斯基组建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部、日本部和朝鲜部，并开始筹备中国社会主义者会议。这一年夏天，中国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陆续联合。
维经斯基提供了主要的经费，资助包括11月出版《中国共产党宣言》，发行《共产党》月刊。当然，经费的资助，远不止这些。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成员，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教授、编辑和小学教师，前者没有经济来源，后者收入有限。按照列宁的理论，共产党员应该是职业革命家，专注于革命，而不分心于赚取收入。维经斯基一开始就向陈独秀提供经费，帮助印制宣传品、组织活动、开办外国语学社和工人夜校。
1921年初，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离开上海时，中共早期组织几乎瘫痪。上海负责人李汉俊告诉包惠僧：“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僧想买张车票去广州找陈独秀，只能四处跟朋友借钱。7月23日“一大”开幕，参加的代表能拿到100元路费，回程还能再得50元。
俄共领导人开始并不看好中国共产党，提供的经费也有限。1921年至1922年，俄共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均表示，在中国当前政治斗争中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只能是拥有十多万党员的国民党，而不是不足200人的共产党。
俄共内部在中国问题上唯一一致的观点就是，远东政策必须有利于反对和孤立日本。因此，在直皖战争、直奉战争期间，苏俄急迫与反日的实力派领袖结盟—孙中山、陈炯明、吴佩孚都在考虑范围，结盟取决于后者的对日态度和实力高低，和意识形态关系不大。
1922年1月于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和前一年夏天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会议”针锋相对。美、日、英、法重新划分远东的“势力范围”，使苏俄压力倍增。
列宁率先考虑用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办法，推动中国国民党“革命化”，促使中国掀起反日的斗争浪潮。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缝制在马林衬衣上的共产国际指令;马林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特别出入证。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藏（图/本刊记者 郭嘉亮）
“马林战略”
马林“来头不小”。
1921年4月，作为著名“赤色分子”，37岁的马林一路受到密探的跟踪。他离开维也纳，秘密南下，登船经地中海，通过苏伊士运河，渡红海、印度洋，向西进发。
他的路线和维经斯基完全不同。维经斯基当时走的是莫斯科，经西伯利亚铁路，从秋明、鄂木斯克到伊尔库茨克，再到赤塔、满洲里、哈尔滨、北京、上海，这条路也被称为“红色丝绸之路”—很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张太雷、杨明斋、俞秀松、瞿秋白都走过。
马林，荷兰人，本名亨德里克斯·马里·斯内夫利特，参与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前身之一）。他不是俄共（布）党员，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成员，直接受命于列宁，职位远高于维经斯基。
张国焘回忆说：“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马林说话，颇有雄辩家的风格，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
据说，马林在上海偶遇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挺身而出，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
促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后，马林又把列宁的“国共合作”设想具体化了。
此时，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决定与苏俄联盟。新的挫折发生在1922年7月，其时孙中山正集结军队，意将挥师北伐，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轰越秀山，致使一年多的北伐准备再度付之东流，孙也被迫回到上海，考虑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结盟。
距离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已过去10年，中国国民党与孙中山一直“处境艰危”“经济久困”，以至于“音问梗塞，无从一为纾解”。
苏俄派负责《布列斯特和约》的著名外交家越飞来华，与孙中山谈判。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不满情绪，和决心统一中国的强烈意志，赢得了越飞的好感。
孙中山的态度触动了马林和越飞，他们迅速起草《我们在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工作的有关问题（提纲）》，由马林带回，向共产国际陈述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越飞两次向苏俄政府递交书面报告，认为今日中国，唯有孙中山与国民党对革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1923年初，《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布。虽然宣言中提到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中国，但对于莫斯科而言，在远东找到一个真正的同盟更为关键，苏联的报纸“轻轻”抹去了这句话。
3个月后，苏联政府正式通知孙中山，他将于一年之内分四次得到200万卢布的援助，同时迎来苏方政治和军事顾问，以及相应的军事物资。
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图/视觉中国）
鲍罗廷纵横捭阖
1923年10月6日，39岁的俄裔犹太人、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抵达广州。
3天后，第三次重建广东政权的孙中山，公开承认国民党“缺乏组织”，精神涣散，无真正之党军，“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
再过5天，孙一反过去强调军事谋略的态度，转而宣传“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随后，他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帮助改组国民党。
国民党此时“注名党籍之党员，为数二十余万”，不过，除了册籍上的名字，“实不知党员在于何所”。国内只有广东、上海、四川分布一些上层骨干，剩下就没什么有形的组织了。国民党从来没开过代表会议，也没有重大决议，党纲也是寥寥几条。最开始要注册“按手印”时，一些同盟会元老大感不满，认为此举有“卖身”之嫌。
既然“以俄为师”，鲍罗廷大刀阔斧进行革新。国民党党章，除了总理一职专门为孙中山保留，其他都照搬了苏联模式—党员资格、各级党部设置、上下级的金字塔形式、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纪律处分、党团组织规定等，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中央机构设置和议事程序，甚至“全国代表大会”。
鲍罗廷很注意把工作重点放在影响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政治倾向”上。根据1923年11月共产国际发布的决议，鲍罗廷的使命就是让国民党按照共产国际的方式阐释“三民主义”—国民党一大确实这样做了。
由鲍罗廷草拟、经国共相关人士讨论、孙中山最后审定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及政纲，明显套用了以上的决议内容。宣言将民族、民权、民生的概念扩充开去，增加了反帝国主义、平均地权等提法。
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对这一结果十分满意。他在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信中表示，国民党一大的所有文件，从党的宣言、纲领到章程，“几乎都是按照我们的意见形成的”。
而鲍罗廷的希望不止于此，他想让国民党接受得更多。但是，孙中山最终没有同意。宣言中不仅没写以工农为革命主导的字样，也没接受全面国有化、没收地主土地的条件。
当时，国民党完全倚仗鲍罗廷的支持，鲍罗廷有理由相信，通过援助国民党，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然后借以扩大苏联的影响力。1924年之后，国民党每月收到固定经费，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在苏联提供的270万元资助下成立，中央银行也从苏联处拿到1000万元的准备金。
从海参崴到广州，海上运输线运来了苏式飞机、大炮、机枪、步枪和石油，广州日益摆脱对香港的依赖，使港英每天损失25万英镑的收入。港英支持的商团与陈炯明部联合，借机攻打孙中山。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孙中山成立“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以鲍罗廷为顾问，汪精卫负责政治部，蒋介石负责军事部，一举平息商团事变。
鲍罗廷的“人事安排”预示了国民党的命运。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忽然逝世，国民党群龙无首，鲍罗廷巧妙地施展了政治手腕。他亲自指定了在国民党内几无势力、只能依靠苏联力量的文人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又借助廖仲恺被刺一案，发动“政变”，“流放”了中间偏右的元老胡汉民和粤军领袖许崇智，扶助一度与苏联过从甚密的蒋介石作最高军事领导人，不动声色地改造了国民党的上层政治结构，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此后20年中国革命的进程。
鲍罗廷一度设想，国民党即将完全控制在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变成真正的“工农政党”。然而，自“西山会议派”自立门户，廖仲恺被暗杀，蒋介石发动“320事变”，炮制《整理党务案》，国民党摆脱苏联和共产党、彼此反目成仇的结局已经隐隐浮出水面。
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到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从一个弱小疏离的组织，发展成国内上万处分部、近百万名党员的全国性大党，从依靠地方军阀的搞革命，发展到拥有40万兵力的武装力量，并有能力北伐而问鼎中央政权，这些都得益于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
同样地，中共从1923年的400多人的小集体，壮大为近6万人的力量，成为五卅、省港、两湖等工农运动的主体，一度左右国民党的政治发展方向，离不开国共合作。
很难说苏联在这一阶段的种种努力，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自己—刚成立没多久，经济恢复也很艰难，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承认它的外交地位，正常的贸易都无法展开。为了援助中国革命等各国革命运动，苏联不得不把没收得来的沙皇和贵族财产，偷偷拿到欧洲市场变卖，换回货币，再交给共产国际去分配。如果仅仅为了自身的安全，它也可以不这么做。
列宁的革命理念起到了最明显的作用：俄国革命只有与世界革命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对于列宁来说，革命者当然总是以实际行动来掌控当前的事件，进而左右未来的发展。如果这个发展超出了预期，那真的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