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深圳湾
举枪，瞄准，许海峰重复了五遍。
三声枪响，同步传来电视直播员的叫声，10环！9环！10环！
1984年的夏天，许海峰夺得洛杉矶奥运会首金，也是奥运史上的中国首金。这一瞬间，全中国、华夏儿女血脉偾张。体育一直被视为国力的窗口之一，许海峰这一枪，让世界感觉到中国有了变化。
世界看中国的目光变了。几个月之后，长城上拿着可乐的中国小伙，站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他笑着。“中国的新面孔”，《时代》周刊赫然写着。虽然很是符号化，但这本老牌杂志正在告诉世界一个事实：新气象的中国正奔腾而来。
奥运夺金和中国人手中的可乐，都只是一个小的切面。这一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迈开阔步，现代企业抽枝发芽，一个此后再也无法被忽视的群体进入国际经济视野，他们叫“中国企业家”。
商业初兴1984
1984年1月24日，美国硅谷，留着长发的乔布斯召开了苹果大会，他随性地从布包里拿出了第一代Mac电脑。
在苹果公司为其设计的广告里，身材健美的女孩挥舞铁锤，砸向象征乔治·奥威尔的“老大哥”。这是广告界名扬青史的一幕，宣示了个人电脑的革命狂潮。
人们热衷于这种反叛的味道，就像全球的主流经济学正将“凯恩斯主义”推下神坛，重新握住“看不见的手”以促成新的经济神话，并试图借此避开“奥威尔式的1984”。
就在同一天，等待剧变的还有东方。
一列火车驶入了中国深圳，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健步走下火车。在特区大规模建设的第五个春天，深圳首次迎来了“总设计师”。
听完汇报后，邓小平登上了一座22层高楼，呈现眼前的是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车流如梭以及热火朝天的工地。
邓小平指向斜前方问：那幢楼要建多少层？答曰：国贸中心大厦，设计要求建53层。
“三天一层楼”的国贸速度就是深圳速度，邓小平深沉的眼神里闪亮着兴奋与喜悦。过往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围绕特区的议论，一度如气势汹汹的台风，在这一刻止住了，化为了和煦而持续的春风。邓小平坚定地说：“我都看清楚了。”
国家方向清楚，人们就有信心，有奔头。此刻，一个年轻人骑车途经国贸，扎堆的人群、躁动的空气吸引了他。一打听，说是邓小平视察，他顿感“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要“干大事情”的年轻人就是王石。4个月后，凭借倒卖饲料赚到的300万元，王石在国贸南向一公里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配备的第一件办公用品，就是刚刚发布的Mac电脑。4年后，已经习惯大刀阔斧的王石倒腾出一个异类企业—混合所有制的万科。
倒爷、投机高手、个体户，这些褒贬难辨又暗藏着不安的称号，从南到北，横扫整个中国，即便是知识分子也不能免“俗”。
比如柳传志，不过，他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倒爷。创业初期，柳传志被骗了14万，本打算靠倒卖旱冰鞋、运动裤衩回本，却又赔了。就在柳传志急出了病的时候，1984年，中国科学院把那间不足20平米的传达室出借给了他。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出借就倒腾出后来的联想。
这是1984年，就像王石、柳传志，一批纵横中国商场的名字在这一年相遇了，共同开启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企业家元年”，为日后活跃的商业氛围和巨额的民间财富种下了灵动的DNA。
李经纬盯上奥运会，魄力过人地推出了“东方魔水”健力宝。任正非因发明第一台空气压力天平，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后开了家电子公司。鲁冠球以自家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厂子，即万向的前身。李东升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和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TCL就此诞生。
潘宁领着几个师傅，手工敲出来一台双开门冰箱，容声（科龙）冰箱横空出世。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意外得知汽车玻璃的价格昂贵，高兴得合不拢嘴。李书福送鞋修补时，看见修鞋师傅都在打磨冰箱配件，马上嗅到商机……
而伟大的历史书写，还藏在了不易察觉的细节里。
也是1984年，邓小平在上海微电子技术应用汇报展览会上，用他一辈子改不掉的四川口音说了一个著名言论：“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当年的“娃娃”们—破格录入杭师的马云、喜欢天文的马化腾、盯上学校的计算机的李彦宏、梦想当村长的刘强东、喜欢下围棋的雷军……他们的命运从此在创新中重生。
要改变、要富强、要崛起，这些念头通过商业让无数中国人发出光芒，照亮了1984年，热烈而醒目。
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企业家群体在同一年里爆发，其实是时势造英雄。
一是，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单一公有制经济容纳不了增长的就业需求，尤其是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时与势把中国推到十字路口，但怎么办，路径要选对，否则动力就会变压力，红利就会变包袱。解决这个难题，还得靠思想解放、体制改革。
故事，从大讨论开始。大讨论，则从“不满意”中开始。
1984年冬，35岁的张瑞敏出任青岛日用电器厂的厂长。在这家濒临倒闭的集体企业，张瑞敏发现工人“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颗手榴弹也炸不死人”，人浮于事、缺乏激励、管理不善。张瑞敏十分“不满意”，决定给工厂治病。
没想到，张瑞敏最早下达的要求竟然是，“不准在厂里大小便”。尽管沉疴多，张瑞敏还是首次引进了工资与工作量挂钩的绩效制度，明确干得好的工人可以拿到两倍的基本工资，但是不合格的连基本工资的一半也没有，违规者则一律开除。
抓好对人的管理，一年后，张瑞敏开始抓物的质量，他当着工人的面一口气把76台不合格的产品砸成废铁。这是之后家喻户晓的海尔故事。
作为国企负责人，作为个人，张瑞敏用怒砸不合格产品表达他的“不满意”。而在福建，同样是国企负责人，是以群体的形式表达对发展现状的“不满意”。
中国经济可以更好，中国企业可以更好。1984年3月，福建省经委召开会议，研究怎么搞活企业。与会的55位厂长认为国有企业被计划经济体制“五花大绑”，连夜起草了《请给我们“松绑”》。一封呼吁信，激起万千关切，《福建日报》在第二天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这封信。与这封信同时刊登的，还有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批示：“此信措辞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正不能再前进的感觉。”
半个甲子后的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30位企业家写信，对该事件予以了肯定。他表示：“30年前，福建55位企业负责人大胆发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很快在全国上下形成共识，成就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段佳话，我对此印象犹深。”
有来有往，岂止在几封信。松绑放权，不只在一夕间。
当年，“松绑”放权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连锁反应，促进了思想解放。半年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改革的一次重大胜利，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国人的智慧以及打破认知窠臼的非凡勇气，体现在这个严谨表述中。
邓小平称之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家们视之为“第一次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自此，企业家们“想要做事而不敢、不能”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何难之有？要知道，今天默许由企业定夺之事，如物资供应、产品调拨、价格规定、人事安排、工资定级等，在当年都由国家统一安排。企业没有经营权，也没有所有权，连建一个厕所都要主管部门批准。大伙躺在旧体制的怀抱里吃大锅饭，企业好坏与己无关。在这样的体制下，绝大部分企业年年亏损，毫无活力。
人人都清楚，局面不改革，难以为继。但改革的锋芒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后，中国企业的发展也并非一路坦途，而是波浪式前进的。尤其是一些人总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傻子瓜子”事件。
年广久，一个不识字的“傻子”竟然靠卖瓜子，一年赚了几百万，还雇了很多人，当上了老板，在很多人看来，完全是不可以被接受的。1984年，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专门提到此事：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可以说，每一次出现如此争论，都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里面牵扯到的企业，甚至还包括了华为。高尚全在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时，有人提出“华为姓资不姓社”，理由是国家没有投资。这关系到改革中必须弄清的重大原则和方向，敏锐的高尚全主动提出去深圳实地调研。调研的结果令他兴奋—任正非靠2万块钱起家，华为员工持股，把员工利益和公司利益捆绑在一起，不仅解决了大量就业，还给国家上交了大量税收。高尚全认为，它恰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高尚全“保住”了华为。后来，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新型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其中就有来自华为的启示。
回顾历史，有人说这样的故事再怎么重复都不为过，就像今天中央要求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一样—唯有理解思想的解放、制度成本的降低以及企业家群体的整体回归之不易，方能看清中国的改革逻辑与增长的秘密。
现代企业再出发
中国经济取得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但不得不承认，理论的突破引领着实践飞跃，一如那句形象的比喻：只要打开鸟笼，鸟自己知道该如何飞。
40年来，我国市场主体从不足50万户增加到目前的1亿户以上，增长了200多倍；过去十年，中国市场主体数量年平均增速更是达到了12%。大到天眼探空、神舟飞天，小到移动搜索、电子商务，知名或不知名的中国企业，前赴后继，争夺市场，蔚为壮观。中国随之成功地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崛起成为了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出现了工业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都市经济圈的群聚效应，以及将呈现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产崛起。
中国这样巨大规模的发展，是40年前不敢想象的。但今天，在谈论“企业家精神”时，我们仍不轻松。
40年之间，中国企业进化迅速，淘汰也极为惨烈。我们看到企业家有自己的狂飙期，有自己的激情年代，也看到一些企业家已淡忘或离去，还有一些消失了，消失在想要快速套利所散发出的负面作用中。尽管无须对过往褒贬，毕竟他们打开了中国尘封已久的商业大门，其昂贵的学费也成为了后来者的养料，但在某种意义上，泛滥的激情、混乱的秩序和对常识的无视，也正在毁坏我们改革进程的积累。所以，需要指出，在主张企业家精神时，要谈政策冷暖，也问是非曲直。
尤其是今天，中国企业们高谈出海，走向世界，但国际经济竞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又超出预想。能不能很好地走出去，能不能更好地服务于更大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家们也必定在行将到来的全球化竞争中历经考验。
尤其是今天，“卡脖子”三个字每每谈及，创痛甚巨。那些投入大、见效慢、风险高的领域，长期乏人问津，一度导致“国产替代”四个字成为评判企业和企业家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半导体产业发生的事就是一个缩影。众所周知，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但据IC Insights统计，2022年，中国的芯片自给率仅为18.3%。与此同时，近30年，在芯片全球产业链中的占比，美国约50%，中国仅为5%。十倍差距的背后，是中国芯片发展落后的十几年。
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这个巨变时刻，中国自主创新所需要构建的企业新秩序，需要与多股力量不断博弈又不断磨合。用任正非的话来说，夹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华为就像“两个碰撞的大球之间的一颗芝麻”。
对中国企业家来说，要培育好这一颗芝麻，没有历史的成例可供参照，没有既定法律程序可以沿引，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只有自主创新这一条路。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设想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推动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我们看到，完善市场所需的硬件并非难事，但要造就一个企业家群体，则要久久为功。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我们看到，尽管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已至不惑之年，但面对新的要求，我们已经有理由相信，在中国走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之际，无数投身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的新的青年企业家，正在拥抱更加壮阔的愿景。
就像当年的许海峰一样，他们沉着、冷静，无论抵达目的地多么艰难，也绝不放弃，更绝不孤立于世界，因为，“良好的击发时机，不是在绝对稳定的情况下，而是在轻微的晃动中寻找”。
中国现代企业已经走过了40年，站在时间线上，看似很长，但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说，只是全速奔向目标的子弹，应声出膛的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