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创意图（制作/本刊记者 郭嘉亮）
2024年9月13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包括正文和《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及四个附件，将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决定》提出，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用15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周岁延迟至63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至55周岁、58周岁。
中国原有的退休制度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原定男职工60周岁退休，女干部55周岁、女职工50周岁退休，是基于当时我国劳动力供给相对充分、体力劳动占比较大、国内人口平均寿命较低的状况提出的。一直以来，我国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都属于退休年龄较为年轻的国家。
早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2021年，“十四五”规划再次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提高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有关延迟退休的提法与讨论延续十余年，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也一直是公众关心的话题。
2024年，政策出台，还有15年的改革期要走。对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延迟退休这样一个系统、庞大的工程，将会改变什么？
为什么要延迟退休？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龚六堂，分三个方面向南风窗解释了延迟退休的必要性。
首先，退休年龄的测算与人口平均寿命有密切关系。根据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的《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6岁，为历史最好水平。龚六堂提到，在有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人均寿命可达80岁以上，“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因素是受教育年限。建国初期人们的受教育年限普遍较短，参加工作的年龄靠前，因此在原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仍能保证相对充足的工作年限。根据2024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3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05年。而在1982年，这项数据只有8年。在人们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背景下，人们参加工作的时间因接受教育而延后，压缩了劳动年限，因此国家需要推迟退休年龄，来适应普遍具有更高学历的劳动力人口现状。
第三个背景是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冲击，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根据《202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21.1%，达到2.97亿，65岁以上人口占15.4%，达2.17亿。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并且呈现出规模大、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未富先老的特点，国家的养老体系面临极大挑战。2022年，我国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失去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力供给速度出现下降，人口红利削减，劳动力市场动力不足。
龚六堂提到，美国、日本、欧洲各国均有较为灵活的退休制度，并且实际退休年龄均大于我国原法定退休年龄。“无论是从国内的经济形势，还是环比国际其他各国情况，基于当下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对退休年龄进行适当的调整，是非常有必要的。”
形势严峻，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出“老年人是社会的财富”，“60岁前后是人生的鼎盛时期，阅历、知识、技术、经验、人脉最为丰富。延迟退休是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方面，有利于开发和利用长寿红利，可以增加老年期的收入水平和身心健康”。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对南风窗表示，根据人口学的界定，60—69岁人群属于低龄老年人，身体状况普遍比较稳定，蕴藏着丰富的人力资源潜力。在60周岁基础上延迟3周岁退休，主要调动的是低龄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有助于开发我们经常提到的老年红利，推动银发经济发展”。
宋健在采访中提出，延迟退休政策能够有效扩大劳动力供给，缓解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和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延长导致实际工龄缩短这两大因素造成的劳动力资源不足问题。
变化是如何确定的？
自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渐进式延迟退休”至今，关于延迟多少岁、以怎样的速度延迟，学界和决策层有多次论证，最终通过三个原则来实现改革：自愿、弹性、渐进式。
在“自愿、弹性”原则的指导下，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从固定的时间点向一个合理区间转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在央视进行政策解读时举例：“按照测算男职工退休年龄是62岁，他可以选择向前提前退休，但是不得低于原有的法定退休年龄，即60岁，同时他也可以向后选择延迟到65岁退休。如果当退休年龄是63岁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向前提前到60岁退休，同时也可以向后延伸到66岁。”
宋健认为，《决定》中提到的延迟3周岁，通过每四个月延迟一个月，在15年的时间里完成改革，体现了“渐进式”的原则，是一个相对平缓温和的改革速度。“总体上容易被社会各界接受，一些人在《决定》出来后松了一口气，说这个结果比原来预期的要好些。”
多年来，学界经常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男女是否应同龄退休。
195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女职工50周岁退休，男职工60周岁退休，男女之间存在10年差距。此次调整仍然保留了男女退休年龄差距，沿袭过去的惯例。宋健认为，这仍体现了“渐进式”的改革原则，如果一下把女性退休年龄与男性拉平，对于女性而言“这个跨度就太大了”。但改革完成后，男女退休年龄的差距将从10年缩短为8年，呈现男女在劳动力市场上平等发展的大趋势。
宋健向南风窗解释，上世纪50年代之所以将男女退休年龄进行区分，主要是基于保护女性劳动者的考虑，当时社会生产力和医疗条件普遍落后，女性劳动力在50岁左右面临更年期，身体可能出现各种问题，难以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此外，女性往往在家庭中担负较重的照料职责。这两个导向男女退休年龄差的因素如今依然存在。
“虽然一般而言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比男性更长，但是女性劳动者有其生理和社会特殊性。首先女性仍会在50岁左右面临更年期的困扰甚至病痛；其次在当下现实中，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家务劳动往往仍多于男性，如隔代照顾孙辈、照护老年人、家庭当中的病人看护，一般都是由女性来承担。在家务劳动分工和女性承担主要照料者责任没有太大变化的现实情况下，如果要求女性与男性同龄退休，可能不利于家庭发展。”
事实上，工作家庭冲突并不仅仅发生在女性劳动者当中，而是会辐射到整个老年群体。
近些年，宋健带领团队对育龄女性和老年人的工作—家庭平衡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现有社会托育服务体系下，很多家庭的新生儿仍然较大程度地依赖祖辈照料，再就业或延迟退休有可能造成老一代的工作家庭冲突，也会因而加剧年轻一代的家庭工作冲突，甚至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生育决策。不过，从2021年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提出之后，近几年国家正在大力推行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宋健认为，这些配套措施的推行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两代人同时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
“延迟退休政策包含了自愿和弹性原则，存在一个3年的弹性幅度，如果确实因为家庭内部有需求，到时候劳动者可以跟单位进行沟通，也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宋健补充。
电视剧《凡人歌》剧照
养老金压力会缓解吗？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曾提出，调整生育政策、鼓励延迟退休都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举措，其最直观的变化将体现在养老金支出方面。根据郑秉文主编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如果不进行延迟退休，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会在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
《决定》提出，职工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将从2030年开始从15年逐渐延长至20年。在个人层面，工作年限的延长，是否意味着“缴纳社保的时间延长，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变短”？这是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静态来看，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动态、宏观、整体地来看，公众的社保缴存压力得到缓解，实际收益增加，延迟退休带来的良性循环有利于民。
郑秉文曾引入“养老金财富总值”的概念来说明这一点。中国相对较为年轻的退休年龄导致社会领取的养老金相对于社会平均工资的倍数太高，从供给侧来看，这个数值越大，国家养老金制度的隐性债务就越重，后代的社会负担就越重。延迟退休，实际上是在给几代人减负。
龚六堂则建议，公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延迟退休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劳动力相对充足之后可以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这是发展新的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社会普遍受教育年限的延长，通过延迟退休将工作年限适当延长，能够激发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把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力资本红利。经济增长带来居民收入的提高，就业机会的扩大能够带来消费和投资的增长，从而提高养老金的缴存水平，这对整个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大的良性循环。而经济形势的向好，势必会从根本上缓解养老金保障制度所面临的压力。
龚六堂提到，我国正在强调“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具体到延迟退休政策当中，社会保障制度一定要与延迟退休政策相互配合，进行协调和系统的研究。
假如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至61岁，领取养老金的时间确实要延后一年，但是与此同时，也应该有相应的奖励机制，使得这一年的工作时间当中，劳动者能够依靠自己丰富的经验或者熟练的技术，领取较高水平的在职收入；另一方面，由于工作年限的延长，养老金水平也会有相应的提高，与领取时长的缩短形成对冲。
但另一方面，龚六堂也提出自己的担忧。高收入人群，尤其是脑力劳动者，可能更倾向于延迟退休，甚至希望延迟退休的时间更长，从而获取更高水平的在职收入和更高的养老金基数，后续获取的养老金也会更高；然而对低收入人群，尤其是体力劳动者来说，延长工作年限的空间有限，可能养老金基数的提高也相对有限。这或可导致“有的人自愿不退，收入越来越高；有的人不得不退，收入提高有限”的情况。
龚六堂认为，延迟退休政策有可能导致不同人群在其中享受的红利不对等，因此一定要尽可能减少造成实际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指导下，出台相关的政策来弥补其负面影响。
9月13日，金维刚在央视进行政策解读时提到，当劳动者在允许的范围区间之内选择提早退休的时候，个人养老金不会打折，“也就是说你的养老金水平，并不会因为你选择早点退休而降低，从而确保个人的养老权益”。
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如何？
很多年轻人关心，延迟退休政策下，老年就业人口对青年就业人口会否存在挤出效应。
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经济学家芦哲曾在研究中提出，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增加劳动力供给，其二是影响青年就业。在学理层面，这一负面效应的成立基于两种假设：不同年龄段的劳动者之间具有可替代性；一个经济体的工作岗位数目是固定的。
人口学将60—69岁的老年人划定为低龄老年人，延迟退休政策主要调动的也正是这一年龄段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在研究中，芦哲表明，数据显示在建筑业、公共管理社保和社会组织、房地产业、教育、租赁和商务服务、卫生社工这几个行业当中，低龄老年人的参与率和对青年就业的替代率较高。
也有不少观点认为，退休人员腾退的岗位与青年就业所需要的岗位之间存在结构差异，比如低龄老年人在职场中往往更多地担任管理者职务，与青年劳动者之间的替代率不高，因此延迟退休政策对青年就业者的冲击相对平缓。
龚六堂认为，年轻人应该争取多去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经济学告诉我们，工作年限延长之后，劳动者通常会自主地把教育年限延长，这会使得他在就业市场更具竞争性。”
除了就业机会的问题，对就业年龄歧视的讨论也在延迟退休政策的影响下再度浮出水面。
宋健在采访中提到，当前对“大龄劳动者”概念的界定不清。她认为，在多数社会讨论当中，这个“大龄”似乎并不针对“老年人”，往往指向的是“35岁现象”。“在青年就业过程中，就业单位存在一个隐性的35岁歧视，超过这个年龄的青年就业难度更大。需要破除这一年龄歧视，缓解相应的年龄焦虑。长寿时代，平均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在延迟退休的背景下，35岁要比60岁年轻多了，为什么35岁的劳动者就算大龄了呢？”宋健认为，无论是国家出台措施还是企业转变观念，整个社会要合力争取摆脱对“大龄劳动者”的歧视。
宋健总结，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以及老少两代人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这些都需要非常细致的专项政策来配套解决；虽然政策靴子落地了，但还要考虑怎样把功夫落在实处、细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龚六堂则提到，延迟退休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把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影响都考虑清楚。
对年轻人而言，需要调整的不仅是收入预期、职业规划，还有健康预期。宋健认为，随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国家应完善带薪休假制度，“让大家有张有弛”；另外，国家和企业单位都要相应地完善定期体检等配套福利制度，保障劳动者健康。
宋健最后提到，我们每个人也要提高自己的健康意识，不仅是身体健康，也需要关注心理健康，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无论工作期限是多久，“快乐而健康地工作”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