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创意图（制作/本刊记者 郭嘉亮）
“内卷”“躺平”“996”“牛马”“内耗”“佛系”，如今人们张口言谈，这些流行词信手拈来。它们进入社会的集体意识，说明一种疲惫感正在人群中蔓延。
具体可感的事在新闻报道里比比皆是—30多岁被辞退的大厂前员工还背着沉重的房贷，连续加班多日的年轻人猝死，小区边外卖员给保安下跪，赶路人因被扣押电动车而激动着急，上班族在路边崩溃大哭，员工因为在微信里不够及时回复而被开除。
不少人活得很紧绷、很累，充满压力，随时“破碎”；在不停工作的螺旋里，想卷卷不动，想停没法停，想逃逃不掉，持续地损耗。
在高歌猛进的年代，中国人乐于以“勤劳的民族”自傲，现在，拼命工作不再被当作理所当然的美德，鼓励拼搏的企业老板在舆论里不受欢迎，更多人想听到的是：你的确不好过，今天按时下班，可以休息的，慢一点也无妨。
改变正在显而易见地发生，人们不再那么相信延迟满足，不再愿意为了营造表面和谐的人际氛围而委屈自己，不再那么乐观地大手笔花钱，因担忧滑落而努力更甚于对勤劳致富的期盼。
与此相关，被称为“低能量”的身心俱疲症状，也是很多人正共同经历的，当下的现实。
超长工作时间
感到疲惫是正常的，如果看平均工作时长，中国劳动者的已经高得惊人。
国家统计局给出以下数据：2024年上半年，中国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长是48.6小时，与2023年的49小时基本相当，高于《劳动法》所规定的“周工作时长不应超过44小时”。
横向比较，2023年中国的年平均工时（2450小时）超过了35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值，超过其中工作时长最长的墨西哥（2207小时），也超过以勤恳敬业、超长负荷著名的亚洲国家日本（1611小时）、韩国（1872小时），更是德国（1343小时）的近两倍。
纵向去看，往前数8年，中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长一直在增长，从2015年的45.5小时增加到2020年的47小时，到如今逼近49小时。
这意味着，今天的劳动者比2020年每年多工作13天，比2015年每年多工作22.75天。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貌。
这些年来，大量工作发生了变化，劳动者的工作处境零工化、互联网化，数据不能完整反映工作和日常生活已经难以清晰切割的现实。
一方面，庞大的灵活就业人员，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个体户从业者，据南风窗的采访调查，日工作时间普遍长达10小时以上，一周难以保证只工作五天，很多人一个月只休一两天，甚至全年无休。
灵活就业下，人们不是在工作就是在找工作，如果把找工作也算进工作时长里，那如今人的私人生活时间已经少得可怜。
另一方面，线上工作普及，无远弗届的网络将人们24小时地连接在一起，工作渗透到个人生活领域。下班时间回复微信、照常工作已经是相当多劳动者的常态，老师、中介、互联网从业者，各种需要在微信群里对接和完成工作的人深受其苦。
在互联网培养的工作习惯下，全天候开机，随时待命，已是默认的工作伦理，不及时回复微信，被老板视为不可忍受。而这种随时随地保持连接、不停回复消息的工作方式，非常消耗人的注意力和精力。
有工作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很长，难以得到休息，个人的回报率却并没有显著提高，与此同时，许多人想工作却找不到工作。
按照现在国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成本，一个三口之家的家庭，只有一人工作难以承担家庭的负担，需要夫妻双方都参加工作才能负担房贷和日常开支，中国女性的高工作参与率也与这一背景有关。一旦不工作，由于相应的社会兜底机制不完善，个人和家庭很可能陷入无以为继的局面。所以很多人哪怕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过得并不如意，也不敢贸然离开原有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工作是现代劳动者生存立足的基础，一个不工作的人，不仅是没有工作的人，他没有生活来源，脱离社会组织，是国家所担忧的游离于秩序之外的、具有反社会可能性的边缘人。这意味着，工作所附加的意义远不止是挣一份或多或少的工资，它还和一个人的人生成败、道德好坏紧密关联。
在过去，人们认为自己的攀升和成功是个人奋斗的结果，相信努力有用，它内化为包括“小镇做题家”们在内的不断自我鞭策的信念、习惯和行为模式。这种内在压力，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自信、获得力量感，但也会使人们在不好的时候极力地苛求自己。在增长有限、不确定性加剧的时候，为了保持原有位置和保住原有生活水平的努力，让人把更多精力用于防御和回避。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王芳曾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分析：“防御和回避并不指向希望和期待，不是让美好的事情发生，而只是不让糟糕的事情发生，所以即便防御成功了，也不会带来多少喜悦，只是如释重负的安全感而已。”
在这种心理机制下，持续努力的人像个陀螺一样不停打转，身心俱疲。
为什么这么多“无意义工作”
人是由希望和目标支撑的，低能量不只是累，它意味着消耗。消耗与虚无共生，这就是好像没做什么就感到乏力倦怠，仿佛失去行动的力气的原因。
大卫·格雷伯2018年写作《毫无意义的工作》，翻译引进国内后大受欢迎，“bullshit job”像嘴替一样说中了许多劳动者的痛苦。虽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具体国情与中国不同，但不乏共通性。
他的研究认为，充斥在社会中的无意义工作多达四成，以顾问、公关人士、企业律师、人力资源部门员工、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等多种白领工作为主。在他所举的例子里，这些工作因为层级的官僚体制、形式主义而产生，是流程性的工作，它们不产生价值，反而让本可以快速结束的任务拖慢了。
在中国，还有某些无意义工作甚至不该是工作，它是由于企业领导者个人的权力蛮横而产生的，要求员工为自己承担超出工作范围的私人事务和家庭事务。
这种无意义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与社会评价脱节，甚至相反。很多高学历人才拼命挤进去的工作岗位，属于无意义工作；而被很多人看不起的保洁、快递员等低收入工作，却是维持社会运转所必要的。
二是，由于它与自我的工作感受密切相关，所以它随着社会认知的改变而改变。比如，常见的论调是，上一辈人比今天辛苦多了，但是他们仍然干劲十足，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富足，却脆弱懒惰。
一种理解思路是，在生产型社会下的人，虽然走不出工厂，但没有如今如此严重的对工作意义的需求，因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被一股脑地组织起来，它囊括了单位里不变的人际，连带着医院、学校、小市场的一整套社会福利和生活场景。换句话说，工作及其附带物，规定了人的生存方式，让其中的人对自己工作的不满和反抗更少。
这种生存方式连带的思维习惯延续下来，体现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中，依然有很多人认为从事生产的和实体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而大量的服务业、流通性工作，是虚的，没有价值。
但要紧的事实是，如今生产性工作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并且可被替代，许多工作本身正在支离破碎、岌岌可危。各种工作被集成为各大平台下的不同工种。个人越来越需要依附于平台而生，海量的人从事数据标注师职业。
即使不为平台打工，人们也“免费”或“低价”享有了互联网提供的许多产品和基础设施。虽然能够被连接到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市场中，从而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同时，更多人的生活事实上更为被动了。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无法体验到完整的工作过程及其产出。
一位小红书前工程师在采访中透露平台是如何利用创作者焦虑来刺激产出的，“刚来的小白多推，大流量压一压”。他看到某些膨胀的创作者，会觉得不像人了，但在他眼里，“你是做出来了一些东西，但是平台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
在平台和更大的力量面前，个人的命运几乎是可以被随心所欲地更改并毁掉的。
一个悖论是，庞大高效的市场，得益于分工的精细和完备，越是在大企业，越是会从事某段工作的一种分工，而这种分工极大地限定了一个人能力发展的方向和限度。在大企业里拿着一份体面工资的人所熟练掌握的技能，只是适用于企业内部的某个场景和某种分工，在换一家公司之后，就不见得再适用。
如大卫·格雷伯所说的，一方面，“我们将整个社会的文明搭建在了工作之上，甚至都不是搭建在‘有成效的工作’上，而是让工作本身成了我们的目标和一切意义之所在”，但是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劳动者越是忠诚，自己的通用性就越低，所面临的风险就越大。
当行业共同体被打碎，企业老板对员工的要求，更多的是对自己个人的忠诚，而非对于专业性和职业要求的忠诚。
在一个被认为是充分市场化的环境中，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如同保护者与被保护者那般，充满温情与庇护。发展得最好的大企业，首先带头35岁裁员，合同两年一签，个人和企业的关系只是纯粹的利益交换。好的企业能够给得多一点，糟糕的老板没有能力和意愿去给员工足够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但学会了动辄裁员，视员工为耗材。
对于如今的劳动者，他们虽然表面上现实地接受了自己只是拿钱打工的定位，但是这一代人是对自我关注最为旺盛，对意义需求最为强烈的一代，从内心里，他们渴望自己的人生愉悦、舒适、不断成长，自我实现，能够保持人格完整，体验意义感，有审美能力。
这也就对他们的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但是无法满足的工作现状，让劳动者们的认知冲突非常严重。
只剩工作
如果说大卫·格雷伯对无意义工作给人的消耗的关注点，在于工作本身的“bullshit”（所以有些工作就不该存在），那么批评和反驳的他的人，则着眼于小环境里的工作关系。
剑桥大学和伯明翰大学的三位教授，重新审视了“狗屁工作理论”，在调查基础上，他们认为大卫·格雷伯是错的。
在反驳文章《异化不是狗屁》中，他们认为，异化仍然是造成工作无意义的主要原因，但是异化主要是指一个人的工作环境是否尊重劳动者，能否给他成长的空间，劳动者能否控制自己的工作过程，他们的工作能力是否被承认和发展。
大卫·格雷伯认为有些工作无意义，是因为工作本身没有社会价值，从而有害于劳动者的身心。但在三位教授看来，重要的不是工作本身是否有价值，而是劳动者所处的社会关系是否健康。
如果管理者忽视劳动者的价值需求，并把这视作理所当然，不公平地对待劳动者，推翻他们的意见，不给他们支持，把劳动者置于物理和情感伤害中，工作就会变得没有意义。
一些调查者统计发现，决定一个人是否跳槽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他和上级的关系以及公司的人际环境。公司的人际关系决定着一个人的工作感受，人们在职场的消耗，主要来源于和同事、上级、甲方之间的种种不愉快。这多少呼应了几位教授的结论。
不过，与其说这一点推翻了“狗屁工作理论”，不如说他们一起构成了复杂现实的不同面相。
小环境里人际关系的扭曲对人的消耗，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愈发严重的问题，也是因为工作膨胀为了一个巨无霸，无止尽、无克制地占据劳动者的时间，蛮横地自居于人生事项的优先级。
至于私人安排，人们得在工作间隙抽空去结婚、抽空参加亲人葬礼、抽空陪伴家人。这种霸道的工作关系高度排他，挤压私人关系的空间，使人不自觉但无所谓地“断亲”，以至于一个人的世界里能够支撑他的几乎只剩工作。
当他不工作之后，简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或许先旅游一圈，然后就陷入不知所措的巨大茫然之中。
许多人不敢贸然辞职，正是出于这种恐惧。失去工作，他将失去一切，生活中鲜有别的支点，很少其他依靠，难寻可以获得支持的地方。而在失去工作后要去做的所有旅行、体验、重启，都要通过花钱，以一个消费者的身份才能短暂进入。如果没有购买能力，一个人连去旷野的信心和机会都没有了。
和其他人际关系的断离，使人陷入人际的孤独，但这并不是终点，延伸下去，它的极致是自己对自己的孤立。
美剧《人生切割术》演绎了劳动者功能化使用自己的极端情景。未来的企业为了更高效，研发了一种脑部切割术，一个人可以在保留常识的情况下，在工作区域和生活区域进行记忆切割。这样，他在工作场所就只使用工作人格，在私人生活中的种种烦恼、不满都将被留在公司之外，不会影响和干预工作人格的工作。
这种技术的应用，从工作场所蔓延到生活场景，不只是一个不愿承担工作之苦的人，通过记忆切割，把工作之苦都留给工作人格；一个不愿承受生孩子之痛的女性，通过切割，也可以将生孩子的任务丢给只有生孩子记忆的人格。一个人被过度功能化和工具化使用的结果，将是自己对自己的奴役，这或许是异化的最高境界。
这实在是一部现代惊悚片，让我们看到过度功能化地使用自己可以达到何其恐怖的程度。
对自我的工具化、功能化使用，提高了效率的极限，但是同时，作为硬币的另一面，一个人成为自己意义的来源、动力的提供者、成果的享受者，最后，他只剩下自己。
在大踏步现代化之后，人们终将意识到，它除了带来高效和进步，还带来了个人如浮萍一般的生存处境。
回头去看，那些以保守和妨碍进步面目出现的力量，如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所说的“工匠对传统权利的捍卫，以及工业化前穷人表现出的对合理、高效的机械化工作体制的抵制，都被视为自然放置的障碍之一，意图延缓人类的进步”，但他们也只是在保护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人性的尊严和人格的完整。
如果说我们在过劳和普遍疲惫的现状下，能够得到什么启发的话，那么依然是，我们处在相互牵绊的关系之中，个人的健全生活，有赖于复杂性的支撑，越孤独、越脆弱。而人类事务的复杂性，则要求共同的行动。正是共同的行动，会扫除脆弱和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