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耀祥院士
中国稻作界，有一片江湖，流传着“南帝、北丐、东邪、西毒、中神通”的传说。
最为国人熟悉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被称为“中神通”，而“南帝”指的是矮化育种专家、广东省农科院的黄耀祥院士，“东邪”是福建省农科院院长谢华安，“西毒”是四川农业大学教授周开达院士，“北丐”是杨守仁教授。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关于“南帝”黄耀祥。
黄耀祥何许人也？
这要从一场台风开始说起。
1953年，台风过境，广州城内到处湿漉漉，一片狼藉。
稻田里，原本在高产栽培试验中被寄予了“好禾”厚望的“广场13号”稻田，全倒了。
面对这伏倒的稻田，黄耀祥很是失落。当时，正是他刚回到农业科研田野的第五年，他已带领育种小组选育了“江南1224”“广场13号”品种，在广东省农业试验场参与育种工作，小有成就。
谁知一场台风让努力几乎白费。
这是横亘在共和国初期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的面前时代命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农业生产环境的优化和施肥技术的进步，施肥带来的增产效果与作物倒伏问题之间的冲突，却逐渐显现。
那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年代。进入50年代中期，国家粮食安全与以重工业为建设重点相辅相成。全国上下都在紧张粮食的产量。
台风过后，眼见着稻田里倒伏的禾苗，农民和黄耀祥一同心疼起来：“多好的禾呀，全倒了，能不能搞出不怕台风的种子呢？”
稻农的话，让黄耀祥从失落的情绪转入理性思考之中，他振作起来，决意要培育出抗倒伏的品种。
此后，由一场台风刮起的，是以黄耀祥培育的“广场矮”稻种为标志的中国水稻史上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序幕。在50多年的稻作人生里，黄耀祥主导培育下的品种就有60多个，累计种植面积达115亿亩以上，为社会增产2100亿公斤。黄耀祥也因此赢得了“中国大陆半矮秆水稻之父”的美名。
荣誉加身，黄耀祥依然如农民一样朴实，他平淡地说：“人人都有饭吃，这才是我想要的。”
吃饱饭，是头等大事。这也是在山河动荡的背景下出生、成长的黄耀祥最朴素的愿望。为此，他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实现。
父亲的奶油糖
一张照片记录了黄耀祥在田间日常工作的状态。
照片里，黄耀祥将衣袖和裤管都卷了起来，左手拎着布鞋，右手拄着木棍，泥巴还粘在他脚踝至脚掌处。那是刚从田里劳作后的模样。田间的风将他花白的刘海吹向头顶，与一群年轻小伙站在一道，他依然显得神采奕奕，面带笑容。
黄耀祥在自述里回顾自己的人生时写道：“半个世纪以来，我是在和水稻种子打交道的过程中度过的，除了种子还是种子，至今满脑袋装的都是种子。”
回顾黄耀祥踏上历史舞台的过程，他在与水稻种子结缘之前，先经历了一场“弃理从农”的开场，这背后是时代赋予一名农学学子“兴国为怀”的历史使命。
1935年，入读中山大学物理系半年后，黄耀祥决定放弃。彼时，物理学受西方影响而大受关注，众多亲友奋力劝阻。但黄耀祥坚持转入“吃力不讨好”的农学系农艺专业，主攻作物遗传育种学，兼攻农林化学系土壤农化。
他在自述中形容，那是“决定一生奋斗方向关键的一年”。祖国内忧外患，农民终年辛勤不得温饱，越来越多的人漂泊海外谋生。他意识到，国事维艰，根在难得温饱。
饥饿，烙印在那一代贫苦人民的身上。1916年，黄耀祥出生于广东江门开平的一个农村。因家境贫寒，黄父远洋海外谋生，留下黄耀祥兄弟姐妹五人，由母亲靠一亩多农田拉扯大。
当时，国内稻米、小麦等主要农作物产量欠佳。黄耀祥曾回忆，种一亩水稻，平均每造（从播种到收获的一个完整过程）只收两三百斤。南方高温多湿，但水稻都是“大高个”。遇上台风暴雨，水稻严重倒伏、减产，最终，落到碗里的粮食所剩无几。
幼时的黄耀祥总盼着父亲回家，带上几颗漂洋过海的奶油糖。一颗奶油糖，勾连家乡，也在他心里埋下“读书救国”的种子。
黄耀祥记得，家乡有绿油油的禾苗和翠绿的竹林。在等待父亲回家的假期，他常和小伙伴们往竹林跑。
几个孩子搭竹屋，爬上去，又从高高的竹子溜下。爬树，捉迷藏，粘知了的乐趣，拼凑成黄耀祥的童年。
某天，日头偏西时，母亲的叫唤一声声传来。黄耀祥溜下竹屋往家赶去。未到家，远远先看到家门口聚了一行人，个个脸带笑意，好不热闹。
透过人群，只见熟悉又陌生的身影—阔别四年的父亲回来了。那是比过大年更让黄耀祥神往的日子。
那年，黄耀祥不到十岁。他记得，上一次父亲回家，母亲怀了小妹，这次家人团聚时，小妹已经四五岁。
归家的父亲看上去苍老了不少。风霜爬上他的脸庞，路途奔波的疲惫显而易见。见了他，父亲瞬间绽放笑容，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边过问功课，边往他手里塞过一颗奶油糖。
拆开糖衣，含上一颗，甜丝丝的。数十年以后，黄耀祥接受采访说，那是他这辈子吃过最甜的糖。
可在口腔化开的甜蜜，怎么也消不掉他心底的苦闷。
当时，像父亲这样的华人工人在异国很常见。他们如同“牛马”被差使，低微的身份备受歧视，数年才有机会返乡。每次回家，父亲便跟几个孩子讲述在国外谋生的艰难，告诫他们读好书，唯有读书，才能救国。
如何靠读书救国？后来，黄耀祥不禁在自述中写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不兴，何来中华民族的振兴？”
黄耀祥（中）早期工作照片
“矮个子”比“大个子”抗风
中国人驯化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万年之前。传统上，中国水稻被称作“农家种”，这一驯化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由于产量较低和品种的稀少，农民在种植过程中往往受制于天气条件，这导致了收成的极度有限。
1936年，在“中国稻作学之父”丁颖的努力下，他用印度野生稻和广东栽培稻，育出了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那沉甸甸、金灿灿的稻穗，最大一株结有1400多颗谷粒。这项成果轰动全球，也为后来发掘水稻高产潜力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作为丁颖在农学院的学生之一，黄耀祥见证了这一成果诞生。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朴素的情感化为事业心。“以农立国，振兴中华”的决心，从此埋在黄耀祥心底。
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南方产区的水稻种植普遍面临一个问题：高秆品种水稻只要一遇到台风暴雨天气，倒伏减产的情况就几乎无法避免。
为了实现水稻的高产，包括黄耀祥在内的不少育种人士，都选择通过提高水稻茎秆粗度和硬度来提高抗倒性。经过数年研发培育，黄耀祥培育了粗秆的“广场36号”。然而，这一次试验，依然敌不过南国台风的强劲，以失败告终。
事实证明，水稻的抗倒性与茎秆粗细并不直接相关。黄耀祥只得另取他道。
人定胜天，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在天灾面前坚韧不拔的智慧，而黄耀祥在受到了民间谚语中“树大招风”的启发后，他判断，水稻茎秆越高，其基部因风力袭击而受到折力就越大，因此抗倒性就差。
于是，他设想出新的育种方向—粗秆的“大个子”不抗风，那短小的“矮个子”是不是就能抗风呢？
带着这个疑问，从50年代中期开始，黄耀祥带领着团队四处搜寻具有矮稻基因的品种，终于在1955年收到了一株来自广西百色的“矮仔粘”。
相比高秆的“广场13号”，这株“矮仔粘”的苗高不到前者的一半，而黄耀祥早期培育出来的矮稻其综合性状和产量也比不上前者。
如何扬长避短，综合两个水稻品种的优势？黄耀祥先通过以广西农家品种“矮仔占”为材料，选育出“矮仔占4号”，而后将“矮仔占4号”与“广场13号”两个品种进行杂交与系选，成功培育出了首个通过人工杂交方式获得的矮秆籼稻品种“广场矮”。
“广场矮”约90至100厘米高，不仅具有育成矮秆的特征，还抗倒伏，其结实率也很高，将水稻的亩产从250公斤提升至400至450公斤，标志着水稻产量的一次重大突破。
直到1966年，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才培育出被称为“奇迹稻”的矮稻良种“IR8”。而“广场矮”比“IR8”快了6年，被学术界称誉为“开创了世界水稻育种的新纪元”。
黄耀祥对待水稻育种的研究，有一种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精神。林青山是黄耀祥的学生，他记得，在那个电脑还没普及的年代，黄耀祥写文章报材料都会一字一句地细细斟酌，反复推敲，改的次数多了，纸面都被写满改花了，只得重抄一次。“一份材料反反复复抄许多次，直到满意为止。”
而黄耀祥并未停止对水稻的钻研。
水稻能否实现稳定的高产性能，不仅取决于种子遗传潜力，还与种植稻种的环境有关。黄耀祥所在的广东，不仅在夏季台风暴雨频发，甚至出现洪涝，且早春连绵阴雨，容易造成烂秧，还常年高温多湿。
针对以上环境特征，黄耀祥开展了“特高产、超高产育种”的研究，开创高光效株型与高光效功能相结合的“丛化育种工程”，创建了以矮化育种为代表的生态育种理论。
中国水稻所所长熊振民将“水稻矮化育种”视作“中国育种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国际水稻的研究上也是划时代的成就”。1978年，黄耀祥的“水稻矮化育种”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与墨西哥的小麦矮化育种一起，引领了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绿色革命。
“竹竿子里面出品种”
广东的夏季热浪滚滚，常叫人只想蜷缩在室内。但黄耀祥坐不住。比起待在舒适阴凉的工作间，他更想去田里看看，亲手触摸那一株株稻穗。
烈日将皮肤“烤”得黝黑，他毫不在乎。黄耀祥常戏称自己是“竹竿子里出品种”，到了田间，用竹竿挑动水稻植株，细细观察，筛选出好的种子。只有双脚踩在泥土上，看到、摸到稻穗才能让他安心。
周边的农民认得他，亲切称其为“祥叔”。科研助手江奕君回忆，工作期间，常有农民来信求种，黄耀祥总是耐心记下后把种子寄出。他坚信育种工作不能凭空想象，必须深入田间地头，倾听农民不同的意见，比较不同品种的差异，按照需求改良。
黄耀祥终日活跃在育种一线。后来，紫外线不仅晒黑了他的皮肤，还让他在晚年患上了“青光眼”。视力一点点减弱，可他的脚步没有停歇。看不清，走不稳，那就带上放大镜，拄着拐杖和竹竿去。
这个习惯似乎未曾断过。1973年，陈顺佳到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工作，成为黄耀祥的助手。据其回忆，共事十来年间，60多岁的黄耀祥仍保持对稻田的热情，频繁下田。
到了晚年，老年时，曾有人问他：“‘人到暮年万事休’，还到处奔波干什么？应该好好享享清福了。”但他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黄耀祥每年会回家乡开平几次。开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种子站原站长周之光回忆，那时黄老已八十高龄，仍坚持拄拐杖下田，拦都拦不住。“黄老不服老，你不让他下田他还会跟你生气。”
关于育种，黄耀祥似乎总有使不完的气力，时常一待就是一个多小时。有时田埂不便行走，他便让年轻人背着下田。视力减退，他就把水稻捧起来靠近眼睛观察，再不行就用放大镜看。看完田间水稻后，他又回房间用放大镜看水稻相关的文字资料。
在家人眼中，黄耀祥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狂”。妻子刘金羡曾说，旅行途中，只要有人谈及水稻，黄耀祥马上就在工作上。“除了水稻，他的脑子里没想过其他事情，家里堆得到处都是稻种。”
黄耀祥住在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内一座二层楼房。房子一楼，有一间20多平米的房间，被命名为“论稻居”，是他晚年工作的地方。
家更成了一个“谷仓”。曾有记者到他家采访，下意识就踮起脚尖、小心翼翼行走，生怕踩到谷穗。当时，屋内遍地谷穗，撒在起居室的地板、茶几、乒乓球台及书柜的抽屉里，也沾在黄耀祥穿的棉布鞋面上。
有记者好奇：这么多的谷穗，会不会招来老鼠？刘金羡打趣道：“我们家的老鼠可有眼光了，专吃口感最好、营养最高的新品种样本，不管藏在哪个柜子里都能找到。”
还有一次，黄耀祥将薪水遗忘在一堆稻谷上。过了好几天，刘金羡先发现了，定睛一看，钱已被老鼠咬破了几个窟窿。那段时间，家里一度成了老鼠的“乐园”，直到保姆送来一只猫才有所好转。
其实黄耀祥不怕老鼠到家“做客”，只怕珍贵的育种材料没地可种。
数十年如一日，黄耀祥对种子的爱惜始终贯穿他的科研生涯。20世纪60年代，黄耀祥的育种工作受阻。他偷偷保留起几十粒“广秋矮”变异株种子，但一直找不到机会栽种。
宝贵的育种材料再不种就等不及了。没种下的珍贵种子像是头上悬着的一把剑，让他寝食难安。人民要吃饭，进行到一半的试验又哪能说停就停？
后来，他把目光盯上家里二楼破旧的小阳台。1967年春天的某个午后，他买来几个大瓦盆，一个个往阳台上搬，开始了“天台育种”。
没有土，他就用书包装满土背回家。没有肥料，他就用灶膛里的土木灰或少量黄豆捣碎，泡在尿盆里发酵成肥料。水稻快成熟时，他又架起铁丝网罩住盆，防止鸟雀伤害种子禾苗。
五十余年的育种生涯中，黄耀祥的眼里只有水稻，没有一刻想要放弃。
他说：“一到稻花飘香的季节，要想到我那些正在试验的新品种，我的心又飞到了那广袤的田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