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雄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图/视觉中国）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年春节，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就同样的课题，埋首在海外的实验室里，带着研究小组，帮助杨、李二人一同证明出了史前未有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可诺奖没有这位科学家的名字。
她叫吴健雄，美国物理学会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会长，曾获得了除诺贝尔奖以外的几乎所有物理学世界大奖，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1983年，复旦大学新上任的校长决定力排众议，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学科改革—打破原有的文理科单一模式，增设技术科学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等多个学院，将复旦变成一所综合性大学。这名带领复旦大学进行改革的先锋，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校长、开创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科和表面物理学的科学家谢希德。
当这些名字浮出历史地表后，女性在科学领域的贡献和开拓，逐渐为人所知。
可“巾帼不让须眉”的赞叹，本质上源于稀缺性。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年统计数据，全世界科研人员中女性占比仅约33%，只有4%的诺贝尔科学奖颁发给了女性。而三年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4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女性在科技相关职位中的占比仅为28%，在领导层中的比例仅有10%。
某种意义上，科研精神与领导力似乎存在冲突性，前者要求对真理的绝对追随，后者则是与人打交道的艺术，需要对人与事作出综合排布。但放在数百年的人类史视野里，女性在创造领域与在领导领域的进步，像是两条腿，互不可缺。
与文学艺术的天赋不同，科学研究极大地依赖专业系统的学校教育，依赖实验室、硬件技术，以及走在全世界前沿的经验。因此，那些具有开创性的女性科学家，大多都在她们那个时代具备一定超越性条件和机会，她们对科学领域的反哺，也总归承担着破旧立新的开拓任务。
站在时代前沿的她们，成为用身躯挡住风雨的人，是替身后志于科学的女性踏浪的人，更要成为“好风凭借力”的那股风。
开拓的力
在1983年之前，新中国的大学是没有女校长的。
在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之前，谢希德已经在本校物理学系做了32年教授。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完博士，她就在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下逆流而上，坚持回国，受邀入职复旦大学。成为校长时，谢希德已经62岁了，同时还是一位妻子、母亲，以及一个与乳腺癌抗争近20年的女性。
年龄、身份，以及当时认为女性缺少领导风范的偏见，没有限制谢希德的管理能力与决断力。这个身形瘦弱的女校长，不动声色地完成了许多破旧立新的开拓工作。
1951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后，谢希德面对的，是几乎零基础、无教材的学科模式。长达近半个世纪时间，国内高校的教材大多直接采用苏联教材，教育与知识体系采取相对保守和封闭的态度，采取单一的文理分科，也是意在提高效率。
任教授期间，谢希德始终坚持自己编写油印教材。1956年，她与北京大学的黄昆教授一起编写了《半导体物理学》，这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一本物理学教材。
身为1940年代就远赴海外的留学生，谢希德深知对外交流、吸纳多元文化对于治学与研究的重要性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起之时她每年要为上百名学生撰写推荐信，几乎来者不拒。1979年5月，复旦大学共18名学生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由于超出了公派名额标准，谢希德首次提出了自费公派。
作为一个女领导，谢希德也丝毫没有让自己的母亲身份与前者相违。任职校长期间，她的儿子曹德正也刚好在复旦物理系就读，却从未借过母亲校长之便，就连从家带一床棉被到学校去，谢希德都拒绝用自己的汽车帮儿子携一程。
女性是否真的很难在领导岗位上做到不偏不倚，更容易“感情用事”？唯一的解答方法不是科学研究，而是实践与事实。
时间倒退30年，就在谢希德攻读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的时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迎来了史上第一位非裔女性领导—多萝西·沃恩。
1949年，30岁的多萝西作为“西区计算机”的管理者，带领一个由女性数学家组成的团队编写计算机代数方法手册。直到1958年NASA成立时，她加入综合分析与计算部门的领导，教男性工程师使用电脑。
2016年上映的电影《隐藏人物》还原了多萝西的故事。电影里，多萝西的身份弱势不仅来自性别，也来自种族。她只能使用距离实验室1.6公里的有色人种厕所，她的数据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被信任，计算出来的成果也不能署自己的名字。
但她清楚地明白，规则既定，唯一能改变规则的方法，不是通过幻想，寄希望于原来的那帮人能为自己开先例，而是要自己主动走出来打破先例，从布满荆棘的小径里踏出一条大道。
现实中，多萝西曾在采访里说：“我要改变我能改变的，忍受还不能改变的。”变化不能一蹴而就，无数先辈踏出来的小径汇流，才能实现整个历史的向前一步。
话语的权杖交到手里后，能否握紧它，应当以怎样的姿势握紧它，成了新的问题。
关于力的难题，在所有领域都互通：当一个初始设置为弱势的、边缘的人忽然跻身首脑位置，她应该如何去领导？她的姿态、方式、成果以及一举一动，都会受到挑剔眼光的注视。
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任女性首相，1979年上台后，撒切尔夫人不得不抹平自己身上的女性特征，用“铁娘子”的姿态进入这个铁血的权力场域：一成不变的头盔式发型、大宽肩的西装套裙。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形容撒切尔夫人身上女性和男性特质的矛盾之处：“眼睛像卡利古拉，嘴唇像玛丽莲·梦露。”
即便手握权力，她们也并不能一蹴而就地改写规则。女性应当如何领导？她们可以不穿西装走进会议室吗？她们可以在头上戴浅色的发夹吗？她们是否可以像男人一样不化妆、剃平头？在何种程度上，她们身上的女性化特征，能按照她们自身的意志得到容纳或取舍？
领导之于女性创造者的意义，是设计和改变规则，是用自己的脚塑造一条路。
冲破的力
让一个聪慧的女性关在闺房里埋头学习并不难，但让她们敢于走出历史为她们圈画的狭小地盘，走到阳光、风雨之中，讲堂、楼台之上，去俯瞰而非仰视，去主动注视而非畏惧凝视，则需要突破历史的重重阻碍。
天赋、毅力与环境赋予的机会，这是成才的必要条件。但一个女性若要成为领袖，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冲破内外束缚的胆量，挑战权威和传统的胆量。权力硬币的另一面，是不得不承担某种来自其他女性的信赖和期望。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女性领导者的意志与决策，可以深刻影响甚至改变其他女性的命运走向。
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第一位物理学女教授吴健雄验证了宇称不守恒定律，谱写了历史记录。然而，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却没有吴健雄的名字，只有与她一同验证的杨振宁与李政道。
在1964年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吴健雄对在场所有人犀利发问：“难道微小的原子和核子、数学的表征或者生物的基因分子也会对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偏好吗？”
被历史掩盖的不仅有吴健雄的名字，还有她背后的一位恩师，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顾静徽，中国首位物理学女博士。
1935年，吴健雄进入物理所担任助理研究员时，指导老师就是比她年长12岁的顾静徽。她们也是物理所当时唯二的女性研究员。历史上关于两人交往的资料不多，但在以男人为主的研究所里，两个冲破重重阻碍终于拿到入场券的女科学家，完全可以料想她们之间的惺惺相惜与并肩作战。
战乱之中，顾静徽建议吴健雄出国，继续做研究，鼓励她“对宇宙保持好奇心”，别放弃居里夫人等女科学家为后世女性科研者开的路。
在本就少有人走的道路上，一个坚定的女性先辈的目光和指引，就已足够。
平复动荡与大国自强的年代里，那些身为少数的女科学家奠定了女性自强的基础，到了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从劳动旗帜下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到改革开放后伴随市场经济需求而涨大的女性参与工作比例，“解放”成为几十年来贯穿女性命运的关键词。
1949年，法国社会学者出版了一本今后将影响整个世纪的巨著《第二性》，书中首次提出“女人是后天形成的”，染指女性在社会意义上的被塑造与自我塑造。
同一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中国大陆通过，纲领消除了教育制度、宗旨、内容中各项歧视、限制妇女受教育的不平等规定。随后，宪法、义务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均对保障妇女享有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作出了明确规定。
给予女孩们机会，她们可以在任何领域一骑绝尘。
1991年4月22日，首批获得“功勋飞行员”殊荣的28名“天之骄子”名单公布，一位名叫刘晓莲的女性赫然在列。刘晓莲是河南农村人，1966年入读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运输航空兵某师成为右座副驾驶，1969年她被提升为机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最年轻女机长。
1982年9月20日，刘晓莲在一次飞行任务中遭受撞机事故，冒着双腿被撞断的危险，在危急关头将飞机停在离跑道七米处的草地上，保住了机上7人性命。
越来越多“第一”，验证着先辈们走过的路：女性并非不能勇毅和决绝，并非不能独当一面，以身涉险。
愈发成熟的市场经济及货币逻辑，逐渐将女性从单一的传统职能和观念里解放出来，进入各行各业的年轻女性数量也随之增加，包括科学界。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女性的科研人员逐渐增加。2004年，时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的程东红曾在一次会议上介绍，截至上世纪末，我国已拥有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女科技工作者988万人，占科技人员总数的36.91%。到了202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女性占比已达15%，较2010年增长了整整5倍。
从宏观聚焦到微观，她们开始谈论“女性处境”。
电影《隐藏人物》剧照
生长的力
2024年6月，中国科学家颜宁教授在家乡济南举行的第十届女科学家论坛上说：“从领导力的角度出发，不论是男性、女性，其中有一条就是敢于担当。你敢不敢担起这个责任？能不能义无反顾地去做？”
对颜宁而言，身为一个科学团队的领导与小时候做学生干部，有着至少同一种内在关联：驱动自“好玩”。不同于其他创造性工作，科学研究承载的独特的开拓性与前瞻性，理应吸引每一个有志于此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实验室和闺阁里的埋头苦干，不能代替这股吸引力，就像前文提到的电影《隐藏人物》里的主角凯瑟琳·约翰逊的台词：“我所做的，正是我所享受的。”
从工业化时代进入现代社会，伴随着信息革命与流行文化对女性处境的反思，女性面临的新挑战是：如何在谈论自由主体的基础上，从复杂的性别处境里掘出一条新路。
2009年7月，国际知名科学期刊《自然》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研究团队利用iPS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先后育出27只小鼠，从而在世界上首次证明，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PS细胞）具有与胚胎干细胞相似的全能性，能发育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这一研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9年世界医学十大突破之一，并入选了2009年中国十大基础研究和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研究的主要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曾凡一领导的课题组。那年，曾凡一41岁，是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干细胞研究项目里最年轻的女首席科学家。
曾凡一出生于上海科学之家，父母不仅从小带着她做科学实验，也给予她艺术和文学的滋养。她从小展现出对音乐的天赋和热爱，凭借自己的原创歌曲获过奖，甚至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期间中断学业，回国写专辑、开演唱会。
科学家不是非得舍弃生活和美，不是非得严肃古板，他们的舞台也并非只能是实验室和故纸堆。科学需要生命力，正如生命需要科学。
而另一个性别的闯入与大放异彩，带来的是多元的活法和可能性。
如果人们默认女孩天生更感性和敏感，就应当给予她们更胜一筹的鼓励。如果人们对女孩的逻辑理性思维能力存疑，反而更应给予她们教育与信心。
告诉她们，一切凭借热情与毅力，而非反抗和自证。相比起反剥削、反压榨的时代，这一代知识分子女性的更重要任务，是活出另一种人生，是引领和感染。
《自然》杂志被视为科学研究的认可标杆，自己的文章能在上面发表，是一个科学研究者能得到的来自世界的首肯。
2017年7月，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竺淑佳带领团队在《自然》发表关于抗抑郁新药的文章时，她已经成为一个母亲了。天生的体质眷顾了她，生产当天还在实验室里，产后一个月就重回工作，而对竺淑佳来说，这不是自我牺牲和为难，而是科研实实在在能带给她能量和激情。
母亲的身份，拓展了她对生命和行业的理解。在2022年的一次采访里，竺淑佳感慨道：“有孩子之前我很难理解全职妈妈，现在有了孩子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她们。但即使是全职妈妈，最重要的，也是保持不断学习，精神上没有自我放弃，时刻可以回到社会。”
女性，因其面临的生命情况更加复杂，不论是在创造还是领导领域，她们都承担着让姿态更加开阔的义务和可能性。
对于那些在各自领域开拓和进击的女性来说，领导力并不在于管理和权威，而重在个体对环境的预见、把握及组织应变的能力。创造可以是个体的，变革却往往来自群体。
重要的从来不是“她们如何领导”，而是“她们也可以领导”。而更重要的是，选择究竟是从人出发抵达环境，还是环境对人的施压？
2001年就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王志珍教授曾说：“要鼓励女孩们去做除了唱歌跳舞之外更丰富的事，让她们知道，我还要飞到天上去，飞向宇宙，我还要深入上万米深的海底。要培养她们的科学热情。”
数百年来，女性从闺房走到书房，再从工厂走到实验室。如今，她们也能昂扬走到聚光灯下和讲台上，开拓、冲破和生长，行胜于言。